散文选刊浅析古代中日交流对日本社会的影响

　　摘要：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中日文化同根同源，两国文明交流互鉴，发展繁荣了东亚文明，丰富了世界文明宝库。中日两国友好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也有利于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中日关系发展历史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只有在中日友好的轨道上，两国共同利益才会不断地交融扩大，实现互利双赢。

　　关键词：散文选刊投稿,中日交流,日本社会,影响

　　著名学者郭沫若在祝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时作了一首《沁园春・祝中日恢复邦交》词，其中写道：“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昔鉴真盲目，浮桴东海，晁衡负笈，埋骨盛唐。情比肺肝，形同唇齿，文化交流有耿光。堪回想，两千年友谊，不等寻常。”由此可见，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年代。

　　据文物考古的发现证实，至少在中国的周秦时代，中日两国人民就有了接触;中国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也已经传到了日本。特别是水稻耕作方法和铁器、青铜器以及冶炼技术的相继传入，加速了当时处于弥生文化时期的日本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史记・秦始皇事纪》及《淮南列传》中所载的徐福东渡日本，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之药的史实，日本和歌山县新宫市“秦徐福之墓”的古迹的存在，其本质意义并不在这一传说的真伪，而是作为秦时文化传入日本这一大背景的注脚的可信性。当时中国的官修史志《汉书》中曾简略地记载了这一情况：“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出。”这也是中日关系见诸文字的最早的记载。到了东汉，日本则不再限于此，而是更进一步“遣使奉献”或“奉贡朝贺”了;随着两国往来关系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史书的记载也日渐详明，以至列有专传了。1784年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也是这一史实的明证。三国时期虽中国战乱，由于公元57年时中日间业已开辟正式交通，邪马台女王仍与魏国保持着通使往来。西晋年间的公元285年，朝鲜学者王仁携《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到日本讲学，这是儒学传入日本的开端。日本当时尚无文字，于是同时籍传入的汉文书籍学习汉字，表达思想，后来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发展了日本的文化。晋末中国大乱，分裂为南北朝对峙的动乱局面;而自3世纪末起，日本列岛上诸国之间也正忙于火并，自然谈不上向中国“入贡”，中日间的往来遂中断了一百五十年之久。日本大和政权统一列岛后，在向朝鲜半岛扩张却屡战屡败之后，又想到向中国呈贡，借中国的威望来实现其对朝鲜的野心，于是加强了同中国的往来，并有倭五王向中国请封之举。在这段时间里，从朝鲜半岛间接输入中国文化已无法满足日本的需要，于是日本使者来中国次数、人数均大为增加，导致大和王朝的文化水准进一步提高，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经济和各种工艺技术的发展。中国的缝织工艺始传入日本，带动了日本的养蚕、织绢业也大为发展，纺织物趋于精细。此外，当时尚有许多陶工、画工、鞍匠等，沿朝鲜半岛进入日本，这些后来归化为日本人的中国和朝鲜移民，在日本古代文化技术的发展与宗教信仰的形成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建立的功业是永不磨灭的。

　　从公元6世纪末至9世纪末的近三百年间，是中日友好史上交流昌盛的时期，据《隋书・倭国传》记载，当时日本的发展迅速，已凌驾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王朝之上了。公元607年，日本派遣小野妹子使隋。隋朝统治期间，日本前后遣使三次。日本的使臣来隋，偕有留学生同来，使臣回国后，留学生仍留中国。唐代，日本继续派使臣来中国。据日本史书所载，前后任命“遣唐使”共有十九次之多。日本的遣唐使不同于一般单纯基于政治目的的遣使，而是有意识地前来观摩摄取唐朝的中国文化。遣唐使官一般是选择文艺优秀通达经史的文臣，使团人员中包括医师、阴阳师、画师、乐师，并有众多的学问僧和国学生同行。一次来长安的遣唐使，多到几百人。唐中宗到唐玄宗时代的几次，都达到五百人左右。日本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随之介绍到日本。此间圣德太子(公元593―627年)执行的冠位十二阶、使用历法、设置中令等措施以及制定的宪法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日本遣隋使借鉴中国的中央集权统治，将儒家学说与佛教思想直接应用于政治统治的情况。隋代尤其是唐代，日本大量吸收的中国文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社会的迅速发展，这在大化改新以后则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大唐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几个朝代之一，在日本眼中更是“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公元630年起，日本向唐朝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至894年的264年间，共任命十八次遣唐使节(包括894年以管原道真为大使，后被取消的那一次)和一次迎入唐朝大使的使节;其中，成行的达十五次之多。较之过去，包括遣隋使时期，不但在次数，而且在人数上也达到了最高峰，最多的一次达651人之多。当时的日本尽管生产力得以解放，国家有了较大发展，但在造船和航海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因此直至8世纪初，还只能沿朝鲜半岛西南部赴中国山东半岛登陆;从琉球西航入扬子江的努力，因常常未离开日本便多遇难而中止。后来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了变化，新罗与高句丽的领海无法通过，才迫使遣唐使改取这条多有危险的“南岛路”。8世纪中叶，当时已相当发达的中国造船、航海技术传入日本后，他们才改走由北九州直航杨子江口，利用季节风往返的“南路”;其危险性较之沿朝鲜半岛的北路来仍然要多一些，所以，当时的日本人把横渡东海到中国出使或留学看成是以身家性命为代价的险事而舍命赴任的。

　　日本的遣唐使和后来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如入明使的情况不同，并不带有经贸或营利目的，仅制造船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便花费相当可观，就当时的日本国力而言，无疑是个很大的负担，加上以下赐名义付给遣唐人员的报酬，使团本身必须携带的粮食和备品以及作为“日本朝贡使”理当送给唐朝的珍贵贡品，费用之巨大可以想象，所以由任命到出发，每批遣唐使的筹措准备要费时二三年之久;8世纪以前，每二十年间，日本才有能力派出一次，所以人员的构成自然不会草率，除辅助人员外，从使团官员到佛教僧侣、从医师、阴阳师到乐师、画师，以及精通文艺或经史的各种人才，均是为使日本强盛所必需的中坚。　　唐朝政府对日本的遣唐使节不但承担在中国的一切供应，而且不加歧视、一视同仁、天分华夷、礼仪甚高。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天宝年间来中国、后在归国途中遇难漂泊到越南的遣唐大使藤原清河，都曾在唐朝朝廷任官职，而且终身未归日本。阿倍仲麻吕(中文名晁衡)是日本杰出的遣唐留学生，他以他的非凡学识和高尚品德赢得中国朝野的器重和信任。他在仕唐期间，实际上起了民间大使的作用，增进了中国人民对日本的了解。唐朝诗人王维在《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中说：“海东日本国为大，服圣人之训，有君子之风。”天宝年间，日本遣唐使藤原清河等到长安。由于阿倍仲麻吕的指导，藤原清河大使在朝见时礼仪不凡。唐玄宗曰：“闻彼国有贤君。今观使者，趋揖有异，乃号日本为礼仪君子国。”并给予破格的优遇，命阿倍仲麻吕为响导，引导日本大使等人参观大明府库及收藏佛、道、儒经典的三教殿。古历正月初一贺正，唐玄宗在含元殿接见各国使臣，将日本大使居东班首位，从而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这些都表明了唐朝对当时还处于落后状态的日本的理解、支持和宽厚无私的胸怀。

　　遣唐使对日本的文明开化，产生了划时代的促进作用。作为政治的、同时更是文化的使节，他们直接将许多方面的中国文化成果带回并移植到了日本，极大地影响到日本社会的发展。遣唐使归国后多位列公卿参与国政。唐代的文化制度便随之介绍到了日本;随遣唐使而来的留学生原本便担负着传植文化的任务，在唐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用更是十分明显。隋末来中国，唐初返日本的玄理、僧�F、南渊请安等，便将唐朝的律令制度系统地介绍到了日本，并参与了大化革新。唐德宗时，自中国学法律回国的大和长冈与吉备真备，依唐律删定日本律令，成为当时最负盛名的法令家。唐高宗时智通、智达随唐使来唐，从玄奘学法相，归国后成为法相宗创始人;武则天时代的留学僧道慈则是日本三论宗教创始人。荣睿、普照在开元时随遣唐使而来，邀请鉴真到日本。鉴真和尚不顾年事已高，亲率弟子，历经五次磨难，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终于在753年第六次渡海时到达日本。鉴真的到来引起了日本朝野轰动，天皇派遣敕使迎接，并宣读诏书。次年4月，鉴真以“传灯大法师位”在奈良东大寺卢舍那大佛殿设立戒坛，为圣武太上天皇以及日本僧众受戒，后来又在奈良建唐招提寺收徒传法，成了日本佛教“律宗”的创始人。鉴真和尚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除传播佛教外，还把寺院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以及医药知识带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遣唐使团的其他成员，即如乐工、技师等，也无不将所学传至日本，以中国文化促进相关领域的发展。公元838年随遣唐使来中国的医师菅原�|成，受命学唐医以释疑难，归日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后又为“侍医”，对后世日本医学的发展影响甚巨。总之，遣唐使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借鉴唐代国家制度，典章律令，汲取包括文学、佛学、艺术、历算、医学等众多领域的成就，古代日本才有了文明立国的标尺，进而发展和丰富了自己。遣唐使中的不少留学生、僧，言传身教，为日本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使先进的中国文化得以世代相结。甚至在礼仪服饰方面，日本也以唐人为师。公元818年，日本嵯峨天皇即特为下诏明令：“朝会之礼，常服之志，拜跪之等无论男女，一准唐仪”。中日两国的交流，为日本带来了空前的进步。公元9世纪以后，日本便逐渐地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性社会过渡了。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2]张志海，王岩.日本历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3]刘笑明.日本国家概况[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