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期刊论文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及其启示

　　尤尔根・哈贝马斯是当代德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坚人物。其思想内容涉及广而深，理论体系宏大而又系统严密。其中，哈贝马斯的行为理论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综合，在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人走向自由必须克服现代世界中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分裂，因此必须目的――手段合理性上升到交往的合理性。“所谓交往合理性，无非就是要寻找交往行为的合理根据，而这种合理根据不能到物的世界去寻找，必须到人的世界来发现，因此这种合理性根据自然就是交往主体之间相互同意、普遍赞同而且自觉遵守的规范”[1]。

　　一、交往行为的概念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最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交往行为”，对这一概念的把握是深刻理解哈贝马斯思想的切入点。哈贝马斯把社会行为区分为四类[2]120-121：第一种是目的性行为。这是一种目标――手段性的行动，行动者会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选择一种能够达到目的最好的工具手段。这种行为旨在实现某种目的，其进入对象世界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第二种是规范调节的行为。它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受到群体内共同规范约束的行动。这种规范是由群体成员共同约定并遵守的价值共识，群体成员以这种价值取向为导向行动。第三种是戏剧式行为。这是一种人们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的主观性的“表演”行动。这种行动出于自我表现的需要，以便在他人面前展现自身形象。第四种是交往行为。这是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主体间的互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相互理解各自行动的手段，以便达成行动上的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基础，而语言作为相互理解的媒介就显得特别重要。

　　区分了四类社会行为后，哈贝马斯指出交往行为是其他行为概念的总和。因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中，存在着四个世界，即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和生活世界，上述四种行为各与四个世界中的一个或者几个世界相适应，目的性行为与客观的或外在的世界适应，规范调节的行为相应于社会世界，戏剧式行为则与主观及外部世界相适应，只有交往行为“同时涉及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中的事物，以研究共同的状况规定”[2]135。

　　二、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分析

　　交往行为是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心范畴，而交往合理性则是构成交往行为的中心。交往合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又难以把握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哈贝马斯的论述，发现其基本的内涵：

　　第一，交往合理性是主体间性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是以普遍性的规范为原则而展开的一种相互作用，强调主体间的理解和认同的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合理性就是要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存在的根据，这就是主体之间相互同意、赞同和遵守的规范以及价值理念。

　　第二，交往合理性是语言性的。哈贝马斯认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整个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在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式行为中，语言所扮演的角色总是单一的、片面的，目的行为中的语言只是达成相互理解的工具，规范调节行为中的语言也只是对于规范的认同和传播作用，而在戏剧式行为中，语言则是作为“自我表演”的媒介。只有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的各个功能才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并发挥作用。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是一种言语理解行为，而不是原始人的直接的自然的交往，语言理解占据着首要地位。哈贝马斯认为，言语的有效性有四个因素来保证，即可理解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可理解性是指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他人可以理解的言语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可以相互理解。真实性即言说者必须提供的是真实的内容，以便使听者可以分享说者的知识经验并从中获益。真诚性就是言说必须表达真诚的意向，使听者相信。正确性即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表达方式，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使说者与听者相互认同。

　　第三，交往合理性是生成的和可逆的。哈贝马斯对于语言的作用的研究，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论证”，认为交往合理性是通过充分的争论和商谈之后得以形成的共识。甚至哈贝马斯把这种“对话”的方式延伸到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去，以期能够形成一种全新的国际秩序。同时，这种合理性又是可变的，因为商谈就是主体间的不断摆事实、讲理由，最终达成一致。但是这种合理性会随着理由、根据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变得不再合理。另外，理由、商谈、论证本身也可以批判。

　　交往合理性是内在于交往行为语言性的、主体间性合理性，同时又是逐渐生产的和可变可逆的。但无论如何，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要比目的合理性来得更全面，交往合理性更加适合被用来批判现代西方社会，而事实上也是如此。

　　三、建立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

　　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的最一般的定义是“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3]。从交往行动理论视角看，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有明显的局限性：(1)单向性和被动性。学生是被动的教育接受者，教师主导的单向教育使学生产生依赖和被动;(2)抽象性和缺乏针对性。抽象的教育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蒙上了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色彩，泛化教育效果，脱离社会与人的发展的实际需要，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脱离了时展;(3)灌输性和强制性。其途径多以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灌输方法，不顾受教育者实际，具有明显强制性特征。所有这些都反映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实现问题。通过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分析，发现其对改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具有非常明显的启示作用。　　1.转变教育者与学习者关系的观念，实现二者的平等对话。要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首先要对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科学而正确的认识。长期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都把教育者和学习者加以主客二分，把教育活动看作是主体对客体的改造活动，教育者和学习者二者之间不是相互平等的关系，而是控制与被控制、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得不到重视和体现，在教育过程中居于不平等性的下位。教育的对象不是物，而是在现实中活动着的具体的社会的人，是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自觉能动性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地位不能被泯灭。教育者与学习者相互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我们应该尊重学习者参加教育、管理和交往的均等机会，尊重和鼓励他们进行自主选择、开动脑筋、发明创造。甚至教育者有的时候也要想学习者学习，因为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可能具备所有的知识和经验，正如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思想，“三人行，则必有我师”。这种“主体――主体”教育模式可以称为是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它把教育者和学习者思想品德的共进作为其目标，是一种双赢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现了时代的特征，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生存方式，即主体间的生存方式，这种方式把受教育者当人，体现了以人为本和对他人的尊重”[4]。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正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表现，同时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

　　2.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真”。哈贝马斯在强调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时突出言语内容的真实性和正确性，以保证其言语的有效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交往行为，是一种言语理解并化身实践的活动，因此，要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就必须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为“真”，主要体现为教育内容具有真理性、真实性和先进性。首先，教育内容必须具有真理性。真理是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得到的科学成果，是人类对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准确把握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引导、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其用于实现自身目的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就应该具有真理性”[5]82。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美德，我们要用发展着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人们，弘扬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美德。其次，教育内容必须具有真实性。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事实胜于雄辩，最贴近事实的道理最能打动人。切不可用胡编乱造的所谓真实的东西去教育人们，这样只能带来更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出现。如在运用榜样示范法时，就不能为了给人们树立榜样而塑造一个榜样，真正的榜样只能从现实的事件中去发掘，才会有好的效果。最后，教育的内容必须体现先进性。思想政治教育要促使人们抛弃不正确的思想观念从而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要引导人们思想观念的发展，它的内容就必须在密切贴近客观实际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就必须奠定于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之上，与社会的整体发展方向相一致，表达着正确的理想和信念。具体而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一方面必须指向可以实现的美好事物，激励和鼓舞人们为之奋斗;另一方面又必须与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及利益、需求相契合，具有相应的联系。同样以树立榜样为例，最好的、最有效的榜样是学习者身边的人。这正是自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在思想工作中的“三贴近”原则的具体要求。

　　3.在教育方法上坚持多样性和针对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引导学习者的思想、行为发生预期变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与学习者之间真正确立教、学关系的纽带”[5]91。谈及言语的有效性时，哈贝马斯认为言语要具有可领会性和真诚性，就是说要使学习者可以理解和接受教育者的知识，教育者必须选择一种正确的方法和显现真诚性的表达方式，达到双方知识的共享。因此，我们在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就应该在教育方法的选择和运用上多下功夫，只有科学地使用多种方法，坚持多样性与针对性相结合，采用对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而言都是具有适用性的教育方法，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得以最大实现。

　　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有很多，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按部就班，生搬硬套，要加以灵活运用。因为每一个学习者的知识结构、身心发展、性格气质、智力发展等各方面都是不同的，教育内容也是多样的，教育环境也是变化的，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可能要求使用一种新的教育方法以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实效性。正如沈壮海所指出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有效性，就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多方面的适用性”[5]93。

　　参考文献：

　　[1]魏敦友.释义与批判――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述评[J].江汉论坛，1995(7).

　　[2]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邱伟光，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4.

　　[5]王忠桥，张宏.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超越[J].思想教育研究(京)，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