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期刊论文网明代以前官方牧羊活动

　　与游牧部落的无序牧养不同，在中央集权政府的组织下，官羊不仅仅可以用于满足朝堂上下各阶层大量肉食品消费，也能够像游牧民族一样充分利用边境人烟稀少地区的草场发展大量畜产资源，成为军队、服劳役民众的重要后勤保障。相比畜牧业史研究现状，官方牧羊活动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谢成侠在《中国养牛羊史》一书中的第十三章“封建制度下的养羊的组织措施”，可视为中国整个历史时期官羊养殖研究的初探。[1]下面分阶段对明代以前官羊活动予以论述：

　　一、先秦及秦汉时期官方牧羊活动

　　秦汉以及之前时代的官方牧羊资料无明确文献可证。《周礼》中的《夏官》篇中有“羊人”一职，主管羊只供给，《天官》篇中则另有“牧人”一职主管“六畜”牧养。这些职位的设置至少提示了官方牧羊的原始存在。而且当时“大夫无故不杀羊”，有学者推测这是由于当时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羊只保有量都不高才采取的措施，所以当时官方牧羊业应该仅维持在一个基本满足需求的状态。[2]秦代资料较少，可是在《睡虎地秦简》中有不少关于公牧马牛、牛羊课的牧政史料，起码可以说明相关牧政已得到朝堂重视。[3]

　　汉代汉景帝时期，创立了三十六所官营牧师苑，开启官方牧马活动先河，其中“牛羊无数，以给牺牲”，[4]顺便奠定了官方牧羊的基础。汉代牧羊活动虽然活跃，还首次涌现出了私人牧羊专家卜式，汉武帝曾特意邀请他在上林苑中牧羊，并最终成为优秀政治人才。上林苑有皇帝私有牧场性质，不过其中的羊只视为官羊的一部分也不为过。汉代在边防线上掠获匈奴牧养的羊只无数，也有牧养牲畜规模上万的牧场存在，可是依旧缺乏可资证明存在大规模官方牧羊活动的直接证据。

　　二、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官方牧羊活动建设

　　自匈奴部族在两汉时期不断归附开始，北方少数民族已经经历了长时间了封建化与汉化，但是畜牧习惯依旧得到顽强保留。魏晋时期，在以养马为主的太仆寺下设有典牧都尉，又附设有羊牧丞专管羊牧。[5]考虑到制度沿革，不排除为汉代遗制的可能。[6]在五胡内迁开始之后，大量民族政权建立，也建立了不少官营牧场。后秦姚兴便有自己的官营牧羊场。[7]

　　北魏时期一统北方，设置了河西牧场，牛羊出产无数，成为早期国家财富积累的主要来源。晚期则由于牧场相继被其他民族侵占，官牧进入衰落期。[8]北齐继承北魏制度，又有所发展，太仆寺下设司羊署，并分设特羊局和■羊局，派专官负责。北周则在改制中仿《周礼》中的“羊人”一职设立了“典羊中士”，主管羊牧事宜。

　　到了隋朝，司羊署与司牛署合并为牛羊署，不止如此，以陇右为首的诸牧监，包括同州的沙苑监普遍下设专官“羊牧尉”二员统帅羊牧。

　　牛羊署则在唐朝改称典牧署，继承隋代各牧监的牧羊任务，还负责收纳地方群牧所送来的羊犊，规定“羊二十给丁一人”。[9]在《唐律疏议》中的《厩牧令》中还专门对牧羊的死耗孳生标准作了规定，制度管理相当健全，在开元天宝年间，陇右监牧羊羊只数量曾在二十万左右徘徊，最高曾达到六十万之巨。[10]在敦煌一地，曾有当地归义军政权设置羊司专职牧羊，留存下不少局部地区的官羊管理史料。[11]

　　三、宋辽金元时期官方牧羊活动

　　北宋官营牧羊业取得了重大发展。宋朝立国之初便设立了牛羊司，设有巡羊使臣、巡羊员僚、巡羊十将等官员，还有负责管理饲养的牧羊群头、牧子等吏人，牛羊司在宋真宗时期曾达到每年“栈羊三万三千口”的规模。[12]由于在对北方民族政权作战中丧失了大量牧场，其朝堂消耗的不少羊只便通过和市榷场获得。虽然在山西、陕西等地也建立了不少官营牧场，却由于经营不善，朝廷用羊主要还是从民间征购。

　　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建立辽、金、元等封建化中央集权政权之后，在以部落方式承担的畜牧任务之外正式出现了官营畜牧机构，加剧了各民族政权的封建化。辽金时期的官营牧业机构均为群牧所。在金代，群牧所最多曾达到12个以上，相关制度也较为完善，在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羊只数量曾达到八十七万只。在蒙古军南下之后，这一成绩才不复存在。[13]元代承金制初设群牧所，后又演变为太仆寺。元代疆域辽阔，因此建立了不少前所未有的大型国有牧场，以皇帝和大斡耳朵的名义建立了“十四道牧地”，配合中央畜牧管理机构的逐步健全和政令的完善，虽无具体数字可资考证，学界依然公认元代官营牧羊业达到了古代中国最鼎盛状态。[14]元末起义军与元军的对抗中，元军溃退时大量的羊只遗存也为明代官羊的早期储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四、结论

　　明代以前，官方对羊只的需求奠定了官方牧羊活动的基础，同时也与北方游牧民族内迁与政权建设以及饮食习惯的影响息息相关，基本形成中原汉文化区政府对羊肉文化的默认与接收。顺带交代一下羊只品种的问题。大体来说，古代中国北方主要放养绵羊，而在南方则以山羊为主，明代以前也不例外。[15]在北方，多毛而温驯的绵羊不仅提供肉食，也提供丰富的皮毛原料。也正因为这一身毛皮，反而不适宜在南方多雨、灌木丛生的丘陵地区大规模孳养。山羊分布地域要比绵羊广阔，南北皆有，加以羊毛短直的特点适宜南方生存环境的独特优势，使它们成为了南方肉用品的常客，也成了毛笔用毛的主要材料。

　　参考文献：

　　[1][6][15]谢成侠编著：《中国养牛羊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年版，第164页、第164页、第143页。

　　[2]周占琴、武和平、陈小强：《论我国汉唐时期的养羊业》[J].《农业考古》，2009年第1期。

　　[3]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第87页。

　　[4]汉卫宏撰：《汉官旧仪》，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遗篇”。

　　[5][7]《晋书》卷24《职官表》;卷117《姚兴载记上》，“(姚)兴大阅，自杜邮至于羊牧”，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8]马旭东：《北魏牧政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1年。

　　[9]《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署》。

　　[10]贾志刚：《唐代羊业研究》[J].《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11]张亚萍：《晚唐五代归义军牧羊业管理机构―羊司》[J]，《教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

　　[12]张显运：《北宋官营牧羊业初探》[J].《辽宁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3]乔幼梅：《金代的畜牧业》[J].《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