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词杂志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语言边界”的认识

　　什么是“语言边界”呢?很明显，语言边界就是语言在表达人类思想与情感方面的表意功能的局限。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进而把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划分为“能指”与“所指”。其中，所指指向的是概念;能指是声音的心理印迹、音响形象。基于以拼音文字为主流西方语言，索绪尔指出语言符号有两个特性：符号的任意性与符号构成的线性序列。从索绪尔的视角理解“语言边界”，即“能指”与“所指”是否对等?

　　西方的语言学家对此有比较一致的认识，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的边界就是思维的边界，“能指”与“所指”是对等的。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界限以命题是否有意义、是否可以描述为可能的或实在的事态为标志。他认为语言的无意义有两类：一是与事实无关的质料，如伦理等;二是描述事实而本身不可以描述的描述形式。他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1]尽管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观后期出现了明显转向，即从的逻辑语言分析转到的日常语言分析，但前后期对“语言边界”这一问题保持了较为一致的看法，代表了西方语言学界在“语言边界”这一问题上的普遍认识。

　　反观以西方学者对“语言边界”的看法，我国古代文论中却与之形成了一套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认识。以象形文字为演变与发展基础的汉语，历经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世界上鲜有的音、形、义结合的语言系统。我国古代学者虽未受到近代以来以印欧语系为代表的西方语言学的影响，但他们不断地在本土语境内部探寻汉语言文学表达的界限。与以英语为代表的西方音位语言的比较分析，我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套与之相反的“语言边界”观。

　　二

　　在人类社会早期，其各领域知识混沌合一，并不像近代以来价值领域分化、“现代性”的长足发展，各领域知识分门别类地向纵深发展。如同哲学、艺术，文学在这个历史时期内是作为通识的知识形态存在的。在我国古代文论中，现今看来的文学往往与作为哲学、政治、历史等领域的文献资料混合在一起。因此，早期对哲学的“语言边界”的认识也可以视之为对文学的“语言边界”的认识。

　　我国古代最早对语言边界有显著认识的是先秦时期的老子。老子对“道”与“名”的辩证的看法开启了古代文论对这一问题探究的先河。在《道德经》第一章，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在此，老子认为可以言说的“道”流于经验，而作为超验领域的形而上之“道”是无法用经验中的言词来传达的。可言说的“道”指向经验的现象界，不可言说的“道”指向超验的本体界。那么，老子是如何来言说不可言说的“道”呢?首先，他不直接说“道”是什么，而从反面来讲“道”不是什么。他说：“视而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道德经》第十四章)其次，老子不采用逻辑推理式的语言表达“道”，而是以天才顿悟式的口吻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稍晚于老子的孔子在《周易・系辞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在孔子这里，“言”是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语言，“言不尽意”则是说这种语言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的局限，即依靠概念的逻辑语言，是无法充分表现特殊的、个别的事物。如何解决“言不尽意”的难题，孔子认为“立象以尽意”，即圣人借助形象来表达意念。《系辞传》指出“象”对于表达“意”，有着“言”所不及的功能，这就为后来的言、意、象辩证理论与“意象”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开辟了空间。

　　道家的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观念，他进一步形容“道”：“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庄子・天道》)庄子反复申明“言不尽道”：“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庄子多用寓意的方式突出其“得意而忘言”的认识：“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子・外物》)显然，比起老子的反其道与天才的阐释方法，庄子提供了一种更行之有效而意义深远的“道”的寻幽探胜之路。

　　汉代年轻的思想家王弼在孔子“立象以尽意”的基础之上对“言”、“意”、“象”形成了较为辩证的认识：“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伪，而画可忘也。”(《周易略例・明象》)在此，“意”要靠“象”来显现，“象”要靠“言”来说明。但“言”和“象”本身不是目的，“言”只是为了说明“象”，“象”只是为了显现“意”。因此，为了得到“象”，就必须否定“言”;为了得到“意”，就必须否定“象”。王弼在“言”与“意”(即能指与所指)之间引入“象”，充分体现了古人在“言不尽意”的语言表达困境中所进行的探索，这是对“语言边界”这一难题的有效回应。

　　三

　　魏晋时期，我国古代文论家对“语言边界”这一问题的阐发承接了先秦两汉的文论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学语言场域的特性进行了深入肌理的分析与评论。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则?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也。”在文学创作论方面，如何克服“言不尽意”、“言征实而难巧”的困境成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刘勰提出“文外之重旨”的学说对这一难题的克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童庆炳先生对此有较为贴切的解释，“重旨，即没有说出来的言外之意”，“文学创作者应在提炼语言文字的基础上，使意义产生于语言文字之外”。[2]刘勰充分认识到文学语言的缺陷，在文学创作方面，作家的主观体验具有多样性、复杂性、朦胧性，因而特拈出“重旨”这一范畴，认为作家应该采取别样的语言策略，达到“意内言外”的艺术效果，从而化解“言不尽意”的困境。　　刘勰之后，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晚唐时期的司空图对“语言边界”的看法也颇为独特。他在《与极浦书》论述道：“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倡：“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言韵外之致耳!……傥复以全美为上，即知味外之旨矣。”司空图认为要传达出“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致”，关键还是要在“言内”、“象内”、“韵内”下工夫，这就对文学语言的提炼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王弼的言、意、象的哲学命题不同的是，司空图对“象”的认识是着眼于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即文学作品的言、意、像分别对应着文学作品的表层、中层、里层，既然文学的里层的“意”是无法通过作为表层的“言”来直观的，只有从中层的“象”入手，力求达到“象外之象”这一艺术效果，为文学创作与欣赏提供有力的支撑。在此，司空图强调的“象”是在实象与虚象的交融中表现文学语言的深层。

　　到了明清之际，王夫之对文学的革新认识进而对文学语言形成了较为特出的看法。他在《明诗评选》(对高启《凉州词》评语)：“诗之深远广大，与夫舍旧趋新也，俱不在一。唐人以意为古诗，宋人以意为律师绝句，而诗遂亡。如以意，则直需赞‘易’陈‘书’，无待诗也。”他对“诗”与“易”、“书”的质的区分，进一步彰显了文学作为人的情感表达的灵性抒发的特质。他在《姜斋诗话》进一步阐释：“不能作景语，又何能作情语耶?古人绝唱句多景语，如‘高台多悲风’、‘蝴蝶飞南园’、‘池塘生春草’、‘亭皋木叶下’、‘芙蓉露下落’，皆是也，而情寓其中矣。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船山先生认为，“诗言志”，但“志”并不是诗的根本，诗的根本是诗歌作品中的“意象”，是作者要表达的个人情感。因此，文学追求的是一种“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的艺术境界，文学语言所要表达的也是情感的“真”，而寓情于景则是文学语言表现“情”的上乘手法。

　　与王夫之相较而言，清代的叶燮对文学的认识与对文学的“语言边界”的看法有许多共通之处。《原诗・内篇》云：“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诗之至处”是无法用明晰的语言来表现的，它能达到的只是一种能衍生出诸多意义的混沌状态。他认为诗的根本是作品的“意象”，朦胧而不可用言语来阐释的境界是诗的最高境界，“唯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眇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叶朗先生说的好：“艺术反映的‘理’，微妙精深，艺术反映的‘理’，带有某种想象性，艺术反映的‘理’，则带有某种模糊性。”[3]叶燮先生攫住了文学语言的审美特性，但对其表达的边界则有更为清醒的认知，因而对文学语言不求了然于心，转而追求朦胧幽眇的境界。

　　结语：

　　中国古代文论中对“语言边界”的认识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进：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作为通识的知识形态，无论是作为形而上的“道”，还是的表达智慧与情感的“意”，都是无法阐明的;魏晋以来，文学的审美特质逐渐受到重视，被视为表达作家的独特情感的体验。然而，我国古代文论家大体上都一致认为，文学语言无法充分表达作家的情感与智慧，转而采取一定的语言策略，从而突破语言边界，达到思想情感与符号形式、有限与无限的辩证统一。显然，这与西方学者的“言”、“意”对等的“语言边界”观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对照。

　　参考文献：

　　[1]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0页。

　　[2]童庆炳：《中华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51页。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