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称论文东佳书堂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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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4-16 16:29:22 更新时间：2015-04-16 16: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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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东佳书堂是江州义门陈氏的家族教育机构，一般认为它是最早有明确记载的、具有教育教学属性的书院。但它建于何时、始于何人，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通过对唐大顺元年陈崇订立的《义门家法》和宋初徐锴撰写的《陈氏书堂记》的分析，再加上其他佐证，说明了东佳书堂在唐末还只是陈崇的规划和蓝图，将这一设想和愿景变为现实，则是五代时期的陈衮。陈衮是东佳书堂的创建者，中国古代书院于焉发轫。

　　[关键词] 东佳书堂,东佳书院,陈崇,陈衮

　　Abstract：Dongjia Learning House was a family education institution which was founded by the Chen Family in Jiangzhou. It was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the earliest academy with clear historical record and educational attribute. Nevertheless，divergence exists on institution’s founder and exact founding time. This paper examines historical documents including Yimen Jiafa written by Chen Chong in the Dashun First Year of Tang Dynasty and Chenshi Shutang Ji written by Xu Kai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Evidence shows that Chen Chong， who just put forward the blueprint of the learning house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as not the founder. Dongjia Learning House was actually founded by Chen Gun in the Five Dynasties， since when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emanated.

　　Key words：Dongjia Learning House;Dongjia Academy;Chen Chong;Chen Gun

　　东佳书堂是江州义门陈氏的家族教育机构，它擘划于唐，肇建于五代，兴盛于北宋，延续至清光绪年间，与义门陈氏的兴衰相始终。因为对相关历史文献有不同的识读，学术界对它到底建于何时、始于何人有不同的说法。东佳书堂的始建，不仅关系到中国书院起源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如何处理不同类型的历史文献、如何诠释历史文献的方法论问题。张劲松先生对这个问题投注了较多的研究，写有多篇论文，其中《东佳书堂是书院吗?》朱汉民，李弘祺.中国书院(第七辑)[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6：141―149。一文，专门辩驳本人《元代书院研究》开篇的观点，而且篇题中就标明“关于书院起源问题与徐梓先生商榷”。其他文章中，对本人的观点也多有驳论。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也算是对张先生的回应。

　　书院的起源问题，和书院的性质紧密相关。只有先确定了书院的本质属性，明确了书院具有怎样的特性，解决了何者为书院这个前提，才有可能讨论书院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的确，教育教学是书院最本质的属性，没有教育教学的书院是难以想象的。但仅仅根据这一点去界定书院，也难免偏颇。否则，我们就很难将书院和其他的教育机构特别是私立学校区别开来，书院的特殊性就得不到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赞同邓洪波的意见，不能“将书院仅仅定义为某种程度和某种性质的学校”。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

　　比如，两汉时期的“精舍”和“精庐”，在选址办学、私人兴建、延师授徒诸方面，与后世的书院如出一辙，具有与后世书院完全相同的组织形式和教育教学属性。而且，这样私立精庐、开门授徒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东汉以后普遍的社会风气：“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又作‘黉’)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至有分争王庭，树朋私里，繁其章条，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说。”范晔. 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588。但是，我们最多只是把两汉的“精舍”和“精庐”看作了书院的渊源，而没有人将它们等同于书院。一方面，除了是教育教学机构之外，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办学、采用什么样式的教育教学方式，也是应该考虑的要素。两汉时期的“精舍”和“精庐”，没有如后世的书院那样丰富的藏书，生徒自然也就不可能凭借书籍、在老师的指导下自由研习，讲学主要靠师徒口耳相传，在办学条件和教学方法上与书院有很大的不同。

　　有必要强调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办学条件，具体地说，就是指一定数量的藏书。“院者，取名周垣也。” 院同殿、观、阁、馆等一样，是指建筑物而言。所谓的书院，本意就是有围墙的、用来藏书的屋子。可见，书是书院与生俱来的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谷嘉、邓洪波先生说：“书院与书有着一种血缘亲情关系，可以说，没有书就没有书院。”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121。现代学者将藏书、教学、祭祀看作是书院的三大功能，但这其中的教学和祭祀，都不是书院与生俱来的，更不是同时产生的，而是在书院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赋予的，只有藏书，才是书院最本质的属性。换言之，书院之名，是和藏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　　这在书院的早期历史中，也能得到证实。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唐代。但书院是不是已有讲学活动，是否已有教育的功能，就现有的文献来看，还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关乎藏书，并因此而得名，而且在这一基础上，派生出读书、修书、刊书之地的功能。如官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一个是修书之地，一个为刊辑经籍之所，总之非士子肄业之处，不是教育机构，这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私立的众多的书院，情况比较复杂，更有必要仔细甄别。在《全唐诗》的诗题中，有李泌书院、第四郎新修书院(一名薛载少府书院)、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李群玉)书院、田江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书院、(樊铸)书院、宇文裔读书院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17。。这13所书院，见于唐朝人的诗文，出自最原始的文献，最为可信。但这些书院的名称，字数参差不齐，不整饬，不规范，特别是往往和人名或地名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它们更多地属于个人读书治学之所的性质。

　　在各种地方志中，当今学者翻检出约40所书院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24-26。，诸如丽正书院、石鼓书院、皇寮书院、松州书院、青山书院、瀛洲书院、景星书院、鳌峰书院、韦宙书院、卢藩书院、杜陵书院、明道书院、梧桐书院、桂岩书院、九峰书院、李渤书院、尊韩书院、梁山书院、文山书院、草堂书院、闻读书院等。这些书院，与《全唐诗》中唐人书院名称参差不齐的情形大不相同，而与后世规范整饬的书院名称非常一致，很值得怀疑。这种规范整饬不见于唐人文献，而见于后世的地方志，可信度就大打了折扣。

　　不仅如此，在一些地方志中，已经有了唐朝书院有教学活动的记载，而且多达四处。这四处具有教学活动的书院，分别是皇寮书院、梧桐书院、松州书院和义门书院。其中皇寮书院为“唐吉州通判刘庆霖流寓永丰，建以讲学”赵之谦. 江西通志四[M].台北：京华书局，1967：1801。。梧桐书院则为“唐罗靖、罗简讲学之所，山多梧桐，故名”赵之谦. 江西通志四[M].台北：京华书局，1967：1787。。松州书院是“唐陈��与士民讲学处”陈寿祺. 福建通志三[M].台北：京华书局，1968：1305。。义门书院为“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冯曾.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嘉靖九江府志卷十[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26。

　　需要说明的是，这4条记载均见诸地方志，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在我们看来，这些具有教学性质的书院出现在地方志中，有绝大的可能是“层累地造成”的。即时代愈后，关于书院起源的说法就愈早，关于书院活动的记载也愈放大、愈清晰。随着时间不断向后发展，历史记载不断向前延伸。“这就如同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重要历史人物的描述越来越丰富;“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正如有一些学者所说：“‘历史’的‘层累构成说’，应该看作是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它不但对分析中国上古史有效，而且适用于分析所有时段的历史。因为不仅中国上古史与‘神话’有纠缠不清的关系，近古史和当代史也都有可能被层累地虚构而成。”王学典，李扬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J].史学月刊，2003，(11)：107。顾颉刚先生提出的这一20世纪最具创见的史学理论，不仅适用战国秦汉时人构筑的上古历史，而且也适用由家谱构筑的家族起源的历史，适用地方志构筑的那些去今甚远的历史细节，当然，也适用于地方志构筑的书院的起源问题。

　　论及东佳书堂的始建，论者都会提及唐大顺元年(890)陈崇订立的《义门家法》。在33条的家法中，第八条这样规定：“立书堂一所于东佳庄，弟侄子姓有赋性聪敏者，令修学。稍有学成应举者。除现置书籍外，须令添置。于书生中立一人掌书籍，出入须令照管，不得遗失。”第九条则规定：“立书屋一所于住宅之西，训教童蒙。每年正月择吉日起馆，至冬月解散。童子年七岁令入学，至十五岁出学。有能者令入东佳。逐年于书堂内次第抽二人归训，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其纸笔墨砚并出宅库管事收买应付。”《义门陈氏家乘》，转引自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G].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3-24。

　　据此可知，义门陈氏家族事务的主持人、江州长史陈崇，在家法中明确规划了家族的教育计划，即兴办两所功能有别、但相互衔接的家塾：一是住宅之西的书屋，属于启蒙教育的性质;一是东佳庄的书堂，是更高一级的家塾。除了这一最突出、最显赫的表面信息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它背后意义的识读。第一，陈氏家塾在当时有绝大的可能不是正式的名称，书堂或书屋不过是为了有以指称，有所区别，但无论如何，还没有书院之名。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有书院之名，才是书院。第二，书堂内并不打算延请教师，不过是陈氏子弟相互教训，或者说是生徒间相互帮扶，所谓次第选出两人，“一人为先生，一人为副”以教训他人，这也与书院的教学情形迥异。第三，这篇《义门家法》订立于890年，这时距黄巢战败自杀(884年)已经过去6年，而距朱温废唐哀帝而自立、唐朝灭亡(907年)也只有短短的7年，已经是唐朝之末。

　　更有甚者，《义门家法》的这一建学兴教计划当时并没有付诸实施。我们甚至不必用时当鼎革来解释，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家族也是命途多舛这样的解释过于虚悬高远。实际上，家法族规中的诸多规条，大多数都是虚置的，有关劝谕、禁戒的规条自不必论，一些家族中考中秀才、举人、进士后有什么样奖励这样具体的规定，也不过是起一定的激劝作用。所以，我们现在读起来，并不能完全当真，不能单纯从其字面意义来理解，而有必要读懂其背后的意义。《义门家法》当然与这些不同，但陈崇主家时，显然没有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即陈崇只是在家法中对陈氏家族的教育作出了规划而没有实施，东佳书堂只是陈崇在家法中的一种设想，直到陈崇之子陈衮时期书堂才由陈崇的规划和设想而变成现实? ”张劲松.陈崇与东佳书堂：一种社会文化史的分析[J].湖南大学学报，2008，(5)：14。张劲松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可惜他为了论证书院起源于唐朝，给予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张劲松先生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不外乎是绅士在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与东佳书堂建置的必然性、科举制度与东佳书堂兴办的紧迫性、江州陈氏的婚姻关系与东佳书堂创建的必要性作为这样一些泛泛的论说。尽管他就东佳书堂与士绅的作用、科举制度的影响、家族婚姻关系写了多篇内容相同的文章，但这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用来说明、但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论说 (作者自认为是一种所谓的社会文化史的分析)再多，也抵不上一条坚实的史料。很可惜，对于横阻在张先生要通向“书院起源于唐朝”路上的切实的证据，张先生是以“两个尚待验证的假设”给予排除的。这个对于张先生来说的横阻之物，就是徐锴的《陈氏书堂记》。

　　五代时期南唐的徐锴，撰有《陈氏书堂记》。其中称江州司户陈衮，“以为族既庶矣，居既睦矣，当礼乐以固之，诗书以文之，遂于居之左二十里曰东佳，因胜据奇，是卜是筑为书楼，堂庑数十间，聚书数千卷，田二十顷，以为游学之资，子弟之秀者，弱冠以上，皆就学焉。”董诰.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4114。徐锴在文中，没有具体说明陈衮始建陈氏书堂的年代。但义门陈氏世系，正史和家谱都记载甚详，非常清晰，陈衮为陈崇之子。徐锴的记文，篇末明确写明是“时太岁己巳十一月九日记”，即宋太祖开宝二年(969)，也就是徐锴五十岁时，这是他辞世(974)的前五年。根据一般的规律，记文与所记的对象不会相去太远，陈衮建陈氏书堂应该在五代时期。而由“因胜据奇，是卜是筑”可见，陈氏书堂在五代时期是始建，绝对不是增建和扩建。

　　的确，这篇记文是徐锴应章谷所请而作。徐锴称章谷为“门生、前进士”，也就是说章谷是徐锴的学生，是五代时期的进士。学生请老师写记，这也是古代的通例。而章谷之所以请自己的老师为陈氏书堂作记，则是因为他“尝所肄业”，有在陈氏书堂学习的经历，曾受惠于这间书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章谷很可能是受陈氏家族所托。所以，徐锴最后将这篇记文，交付给了“自南昌掾入仕至都下”的陈氏子孙陈恭。在这种情形下，徐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将书堂的创建之功，由陈崇改易到陈衮的名下。相反，历史上更加普遍的情形是，后代子孙为了表示对父祖先人的感戴和尊崇，把某件事的功业归诸他们则是常有的情形。

　　此外，还有必要指出，徐锴的这篇《陈氏书堂记》，对陈氏家族发展演变的历史介绍得非常详尽，把陈氏家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明的极为明细。徐锴显然和陈氏家族没有直接的关系，此前并不一定知道这些。所以如此，是因为徐锴的学生章谷“笔而见告”。也就是说，徐锴写这篇记文所依据的，是他的学生章谷为他准备的素材，而且是书面的材料。现在尚存的章谷的《东佳书院记》，有绝大的可能就是徐锴写这篇记文的依据之一。而章谷作为一个“尝所肄业”，有在陈氏书堂读书经历的人，不可能不知道书堂是唐朝的陈崇、还是五代时期的陈衮所建，特别是在他去始建之时不远的情势下。退一万步讲，即便章谷不了解实情，从徐锴手中接过这篇《陈氏书堂记》的陈恭，作为陈氏家族的子孙，能放任这一错误让其谬种流传吗?

　　所以，对于这篇陈氏书堂始建的最早记载，对于这一则最为原始的文献，我们是不能以所谓的“徐锴的《陈氏书堂记》为请托之作，有讹误成分”而轻率否定的。按照这样的逻辑，古代文集中大量的记状表铭，有几篇不属于“请托”之作，有多少是作者实地实时获得的材料呢，它们是不是都不可信呢?张劲松先生的文章中，也时常征引这篇文章作为佐证，那时这篇文章的性质就改变了吗，就不属于请托之作了吗，就没有讹误的成分了吗?相反，徐锴作为一位学者，一位文字训诂学家，一位曾任集贤殿学士的官员，一位酷嗜藏书和读书的文人，他的记载应该是相对审慎的，至少远比那些方志和家谱中的相关材料可信。如果两者相互矛盾抵牾，我们应该是利用此而消弭彼，而不是相反，何况，即便是方志和家谱中的相关材料，也不和徐锴的说法相矛盾呢。

　　江州义门陈氏在唐宋之际为时望所归，声名显赫，帝王的诰�龋�权臣的颂赞，名流的题记，多不胜收，难以枚举。在新编的《义门陈氏宗谱》卷七之《艺文》中，就辑录有大量历代颂赞陈氏义门的文献。其间真伪杂陈，是非难辨，选用需要慎之又慎。如《赞唐江州长史陈崇》的赞词有两篇，一篇据传为宋文渊殿修撰张�蛩�作：

　　中州文献，遗绪可征。力稽古学，进退持衡。

　　五曹诠总，四海协寅。皋伊让德，周召堪伦。

　　一篇据传为宋太常寺卿陈希亮所作：

　　前唐陈崇，致仕咸通。散骑常侍，检校书鸿。

　　并兼御使，主政朝功。节度祁西，长史江东。

　　垂示法令，率化邦风。名振中州，誉感僖宗。

　　特赐旌表，幸遇御封。义门之称，肇始於公。

　　文载经典，名列史丛。百世敬慕，万代仰颂。

　　这两篇赞词在叙及陈崇功业时，都不及始建书堂之事，而相传宋希夷先生陈抟(871年―989年)所作的《赞唐文渊殿大学士陈衮》，则有这样的说法：

　　义门之盛，莫过乾宁。欲论功绩，应归元钦。

　　进士及第，官拜翰林。文渊阁里，挥毫秋春。

　　司户江州，府驻义门。东立书楼，西耸官厅。

　　旌旗映日，车马盈庭。子孙崛起，满院簪缨。

　　朝廷旌表，门闾一新。史册垂功，竟被误名。

　　“赞”作为一种颂扬人物的文体，往往要综括一个人一生的行事，提炼一个人一生的功业，以高度凝练的语句往往是四字句式表述。关于陈衮的赞词中，有“东立书楼”这样的说法，这也可以看作是东佳书堂为陈衮而非陈崇所建的一个旁证。

　　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北宋时人在说及东佳书堂时，称呼往往有差异。除了徐锴《陈氏书堂记》用的是“书堂”之外，钱若水的《东佳书堂》也用的是这一称谓，杨亿在《南康军建昌县义居洪氏雷塘书院记》中说：“先是，寻阳陈氏有东佳学堂，豫章胡氏有华林书院，皆聚坟索以延俊髦，咸有名流为之纪述。讲道论义，况力敌以势均;好事乐贤，复争驰而并鹜。”杨亿，杨载. 武夷新集杨仲弘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7：100。用的则是“学堂”。同为杨亿所作的诗，则又《题东佳书院》，用的是“书院”。此外，用“书院”的还有宋琪的《寄题东佳书院》、晏殊的《赠义门陈村东佳书院》。释文莹在熙宁年间(1068-1077)说：江州陈氏“别墅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91：14。用的则是“家塾”。这种称谓不统一的情形，一方面说明它创建不久，人言人殊，就连名称也不统一;另一方面也说明，书院之名在其出现的初期，用得还不是很普遍，一些以此为名的学塾，用得也不固定。

　　综上所述，“东佳书堂――这所最迟建于唐大顺元年的陈氏家族书院成为目前所发现的创建时间最早、史料最为详实可靠的古代书院的代表”张劲松，刘征.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J]. 社会科学论坛，2006，(11)：98。这样的说法，漏洞颇多，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的结论是，大顺元年，东佳书堂还只是陈崇心目中的一个蓝图，一个愿景，一个计划，直到五代时期，其子陈衮才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中国古代书院于焉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