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类论文范文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发展指导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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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4-23 15:04:11  更新时间：2015-04-23 15:26:10

　　〔摘要〕中央苏区，是一个源于地域概念的政治名词，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区域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央苏区的创建与发展，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一大成果。这一辉煌成果，是用牺牲、苦难和挫折换来的，是与共产国际的指导紧密相关的。在中央苏区历史发展进程中，共产国际的指导大致经历冷眼旁观、关注重视、规划蓝图和加强“活的指导”、强化领导机制五个阶段。共产国际及其设在上海的远东局的指导方式，主要是通过制定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并形成为党的主要文件，以实现总的政治上的领导;利用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在按“俄罗斯式”从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代表的同时，还利用中共党内的一些错误和矛盾，影响党的领导层的组成，以保证共产国际路线的贯彻执行。

　　〔关键词〕政法类论文范文,共产国际,朱毛红军,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

　　中央苏区即“中央苏维埃区域”的简称，又称“苏维埃中心区”、“中央区”和“中央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最具深远影响的革命根据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在中央苏区发展历程中，即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4年底中央苏区陷落的7年里，共产国际召开了1次代表大会(六大)、5次全会(九至十三);中国共产党召开了1次代表大会(六大)、5次全会。共产国际的会议与中国党的会议因果相成，报告、指示、贯彻相互作用。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指导，可以说是它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指导的一个缩影，其历史功过，至今仍有不少疑问亟待解答。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发展的指导问题，已有不少论著涉及，不过，专门系统的考察文章似乎未见。本文论述的视角，主要是以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指导中央苏区发展为主线，着重探讨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和领导方式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影响。

　　一、大革命失败后至1928年底，共产国际冷眼旁观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对毛泽东等领导的农村武装割据斗争实践更是不以为然

　　每一个时代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发动的过程。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由于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局势认识不清，一时又提不出有效应变对策，同时也怕再犯错误和承担更多历史责任，对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暴动起义，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观望态度。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专门指示“俄国军顾问、军官都不应参与暴动”，〔1〕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谁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2〕由此，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新时期。

　　在极其残酷险恶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浴血抗争，发动一系列暴动起义，创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开始进入“苏维埃阶段”。其中，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被迫率领部队“上山”，走上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即井冈山地区，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开辟了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代表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然而，共产国际囿于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思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暴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开展，关注最多、评价最高的是广州起义及其苏维埃革命政权的创建，而对于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等农村武装割据革命斗争，则不以为然。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肯定“农民运动在继续向前发展”的同时，却又无根据地指责正在兴起的农村游击战争，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3〕

　　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情况，首次向共产国际报告朱毛红军信息，称“朱、毛在湘赣边界所影响之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群众”，中央已号召各革命根据地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学习。但是，共产国际依然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对中共中央的报告未予重视。

　　从大革命失败至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近一年时间里，中国革命运动基本上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这一“独立领导”的局面是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的，更不意味着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实际上，此间共产国际一直在寻找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对中共产生影响的方式。 1927年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成立共产国际执委会常设中国委员会。此后，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开始了频繁的人员调整，并重新确认其“教导员的地位”。1928年3月，为帮助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共产国际以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契机，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时，不仅再次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给中共中央，而且还抓住中共独立领导的一系列暴动起义中的一些失误，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理论水平十分低下”，〔4〕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明确强调对于共产国际的隶属关系和服从国际的领导。

　　不过，这次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式与过去不同，不是以派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为主，而是着重从整顿和改造中共领导层及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入手，挑选所谓忠诚于共产国际路线的人进入中共中央，同时赋予共产国际中国部、远东局更多的职权，以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二、1929年初至1930年夏，共产国际开始关注重视朱毛红军的发展及范例作用，在坚持“城市中心论”的同时，不得不正视中国革命的客观现实

　　共产国际对朱毛红军的关注，始于1929年初。这年1月，《真理报》在头版以《农民斗争》为题，报导朱德、毛泽东率领的游击队活跃于粤北、湘南和赣西等地，虽屡遭反动派围剿，仍屹立于井冈山地区。这是《真理报》第一次报导朱毛红军。此后，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内部讨论和文件中经常不断地特别提到“朱毛军队”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突出作用，尤其是朱毛红军的内部结构、政治工作的组织被认为是中国其他红军的范例。1929年6月，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及朱毛红军，指出“朱毛游击队伍，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们不独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得了相当的胜利”。〔5〕 　　1929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提出四个“将要达到”的“左”的革命形势判断，认为第三时期“将要达到帝国主义新的战争，将要达到伟大的阶级冲突，将要达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新的革命高潮之发展，将要达到殖民地反帝国主义的大革命”。第十次全会在讨论中国问题时，重点谈论的依然是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党内的政治路线斗争问题，而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主要是根据朱毛等农民发动的事实，证明中国“革命浪潮的条件无疑正在成熟，必将导致创立苏维埃，成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从这次全会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实际上否定了中共六大的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路线，发展了六大决议中的城市中心论，认为革命高潮的主要标志是在主要城市中爆发政治罢工，农村暴动、工农红军只是起配合作用。

　　1930年3、4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召开。在谈到中国革命时，苏区和红军的巩固发展问题，第一次成为共产国际会议的一个热点话题，并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在中国拥有数千万人口的一部分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创立了红军骨干力量，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与此同时，马季亚尔在《真理报》发表题为《中国的军阀混战和苏维埃》一文中谈到中国南方苏维埃的发展情况时，仍然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在于夺取大城市，说中国“革命的命运归根结蒂将取决于上海、汉口、天津、唐山和其他地方”，“农民革命自发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行动是不可能消灭反革命的”。〔6〕这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仍然沿袭第十次全会的指导思路。

　　据此，李立三主持下的中共中央决定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像当年俄国一样，发动和组织城市工人市民举行武装起义，甚至夺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推动全国苏维埃革命斗争发展，直至夺取全国胜利。1930年4月，中央指示红四军：“猛烈的扩大红军与坚决的向中小城市发展，是红军当前最主要的任务。”〔7〕同月，为了加强对“全国红军的发展统一指挥问题”，中央决定“以后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以后组织成立的红军的指挥权也“应移交中央军委”。〔8〕自此，全国红军的发展统一指挥权由过去分散的各省(特)委正式完全统一到中央军委，从而为共产国际加强对中国红军发展的指导奠定了组织基础。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政策，不仅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苏区领导人不认同(但又无法说服中央，不得不有保留地接受了“立三路线”)，而且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罗伯特等人也坚决反对。立三路线之所以遭到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反对，不在于他贯彻了“城市中心论”，而是因为他盲目乐观、不顾实际和一意孤行。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专门讨论中国问题，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否定了李立三中央关于准备普遍武装起义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和共产国际共同联合发出要求李立三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可是，李立三仍坚持其行动计划，甚至还要求共产国际改组远东局，这显然是在公开挑战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

　　1930年6、7月间，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米夫在肯定中国南方农民运动和苏维埃运动的蓬勃发展的同时，仍然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没有汇合到一起……工人运动在一定意义上落后于农民武装斗争”，以致中共“在成分上面临变成农民党的危险”。〔9〕周恩来受委托作了题为《中国革命新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概况，指出：“广州公社以后，建立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斗争目标。”〔10〕中国正在开展农民土地革命，其中华南七省的八十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加上游击队地区，作战地区的居民已在五千万人以上，“相当于法国全国的人口”;“目前，红军共有十四个军团，其组织结构与苏联红军相似”。〔11〕周恩来这一发言，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以极大的促动，使他们真正认识到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最新发展状况，从而也促使他们不得不开始正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这一客观现实。

　　1930年8月13日，斯大林致电共产国际领导人莫洛托夫，指责立三路线是“愚蠢”的行动，认为“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12〕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确定了重点发展苏区和红军的方针，要求中共中央开始把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进而，共产国际不仅制定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纲领的基本原则以及苏维埃本身的政策的基本原则，而且还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发展苏区和红军的重要文件，并要求中共中央派遣大批干部和工人到苏区和红军中去。不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联席会议，指责李立三中央的冒险计划是妄图主宰世界革命的前途。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

　　三、1930年秋至1931年底，共产国际加强对苏区发展的指导并改组中共领导层，规划苏区发展蓝图，推动中央苏区形成，使之成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

　　在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直接指导下，建立拥有较坚强的苏维埃政府和强大的集中统一的红军的牢固革命根据地这一中心任务，提上中共中央议事日程。早在1930年6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首次提出“请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加强红军……最大限度地集中和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13〕建议成立苏区中央局，这是共产国际在组织层面勾画中国苏维埃区域发展蓝图的一个重大举措。尔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多次要求尽快“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采取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加强红军”。〔14〕9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周恩来作《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强调“要巩固现有苏维埃区，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大的农民群众，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的向外扩大”。

　　此时在全国十几块根据地中，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领导的红军实力最强，又地处各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位置。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1930年9、10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全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形势，把全国10几个苏区划分为9个特区(后合并为6个特区)，认为“湘鄂赣三省是在全国革命高涨的形势下最有首先争取一省或几省胜利的可能区域”，因而“确定湘鄂赣联结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并且，再次强调“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中央根据地”、“中央苏区”概念。鉴于朱毛红军的迅速发展和中央苏区的发展构建，共产国际远东局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强调指出“在上海和苏区之间尽快建立通讯联络机构和在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是必要的”。〔15〕　　为了加强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直接领导，1930年7月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任命米夫为远东局新的领导人。10月，米夫抵达上海。米夫到中国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把在莫斯科培养的并表明绝对忠于莫斯科的‘年轻的共产国际派’提拔到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来”。〔16〕1930年底至1931年初，米夫领导的远东局“实际上随时掌握了(中国)党的领导权”。〔17〕此间，在共产国际的建议和米夫的主导下，以反对立三路线为突破口，对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大改组，组成了以王明为主的党内政治宗派小集团，实现了共产国际的要求和目的。

　　1931年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在江西宁都县小布正式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发布《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中，明确规定“赣西南特区与湘鄂赣边特区为苏维埃中心区，中央临时政府建立在此区”。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委的成立，表明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从城市向农村转移，并标志着中央苏区在组织形态上已正式确立。苏区中央局“是中央在苏区的代表团，代表中央领导苏区一切工作”。〔18〕以1931年3月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为起点，“中央苏区党的路线完全是接受了国际路线”，只是在“了解上和执行上还有许多不够”。〔19〕

　　不过，历史的发展常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央苏区的历史轨迹并未按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预先设计的方向发展。随着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展开，毛泽东审时度势，率领红一方面军向闽赣边东进，与闽西苏区红军共同作战，击退数量上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所谓的大“围剿”。朱毛红军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以赣南闽西为苏维埃中心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31年4月，中央在《给闽粤赣特委信》中明确提出：“闽粤赣是整个中央区的一部分，他应当巩固这一根据地打通中央区的联系。”〔20〕至此，在组织形态上，以赣南闽西为基础的中央苏区已跃然史上。

　　1931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一次全会。全会通过的《决议案》中，一改过去夸大中国城市革命力量，强调城市工人运动的方针，极端突出中国苏区和红军的作用，认为共产国际的重大成就之一是“中国苏维埃的崛起”，而此前“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是一个极大的错误”。〔21〕可以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重心实现了由城市向农村的转变。

　　1931年2月至9月间，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接连取得了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的军事胜利，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创建全国苏维埃中心区即中央苏区的伟大战略任务。原先中央以萍乡为中心建立由湘鄂赣连结赣西南为中央苏区的计划，并未完全实现，而实际形成为以瑞金为中心，连接赣西南、闽西苏区和粤东部分苏区的中央苏区。中央苏区的形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由此，中央苏区从最初的地理概念即全国苏维埃中心区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政治意涵的地域概念。正如1931年11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所指出的：“中央苏区是全国最大的苏区，是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红军主力所在地，因此中央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在全国苏维埃运动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担负在中央苏区的任务也就特别重大。”〔22〕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机制也得到进一步的加强。1931年6月，由于叛徒顾顺章的告发，向忠发被捕叛变;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被仓促选为总书记。8月30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了《关于中央苏区组织问题的决议》，“决定依照四中全会后，中央与国际的历来主张，增派人去加强苏区中央局的成分……中央局应有它经常的会议于分工，中央局各个同志应实际参加苏区一部分指导工作，如政府中、红军中和当地党部的工作”。〔23〕9月下旬，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立;10月18日，王明离上海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参与共产国际执委会制定中国革命的方针以及向国内贯彻国际指示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自此，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在领导组织上建立“米夫、王明、秦邦宪这一牢固的组合”，“形成了王明在莫斯科执行共产国际路线，而秦邦宪在中国完成他的指示这样一种制度或者机制”。〔24〕这种制度或者机制，正是共产国际领导层一直在寻找的最有效和最积极的对中共产生影响的方式。

　　四、1932年1月至1933年秋，共产国际加强“活的指导”，“左”倾政策开始盛行，中央苏区在挫折中发展壮大

　　在苏区发展初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对苏区红军之直接指导，都做得极其不够”。因此，共产国际决定开始“直接指导之加强”。〔25〕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驻华代表与中共中央四位一体的领导制度和组织机制开始建立，为共产国际加强“直接指导”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共产国际加强“直接指导”，就是改变以往偏重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的间接指导方式，转变为“侧重在活的指导”方式。这一“活的指导”方式，就是多派得力代表到中国加强远东局工作，并指示中共中央派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人到苏区巡视和直接指导。为了加强“活的指导”，1932年下半年，共产国际接连派出得力代表来华工作。他们是：阿图尔・埃韦特、奥托・布莱恩、曼弗雷德・施特恩、赖安等。

　　上行下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对全国的指导，现在则侧重在活的指导，派人去直接巡视与加强省委及地方工作，而使政治的指导能善于运用党报来起真正党报的作用”。〔26〕为了保证“国际路线”的忠实执行，在政治领导上把“共产国际的权威和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27〕在组织上竭力推行极“左”政策，开展反“罗明路线”和查田查阶级运动的斗争，并扩大到红军中去，打压毛泽东等中央苏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在干部路线上大搞唯成分论，“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28〕以致“家长制横行，一言堂成风”。 　　加强“活的指导”，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指导政策正确，执行力度就大且效果好;倘若指导政策错误，执行力度越大则危害也就更为严重。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可是，共产国际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出发，认为“世界大战将要爆发”，过分强调日寇进攻中国东北是“进攻苏联战争的序幕”，把“反对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作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党的“中心任务”。在这一偏激的革命战争理论指导下，1931年11月，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米夫鉴于近一年来中国苏维埃运动的飞速发展，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把过去关于红军不宜过早夺取大城市的方针看作是教条”，“红军现在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将会促进中国土地革命和反帝革命的进一步高涨”，并要求现在“要把夺取中心城市的任务”提上日程。〔29〕

　　可见，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尽管已把重心转向苏区，但是一直抱着理想化的愿望，看不到中国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并没有完全放弃“城市中心论”的指导思路;并且，一直过高估计中国革命的高涨形势，要求红军实行进攻路线，不断扩展苏维埃运动。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根据共产国际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夺取中心城市的指示，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规定长江以南的红军主力，夺取赣江流域的吉安、抚州、南昌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攻打赣州失利，就是在这个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的一个重大后果。

　　1932年8、9月间，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十二次全会。会议认为，“在中国，已经有革命的形势”，依然认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东三省已成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在进行民族革命斗争的口号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任务是“发展和统一苏维埃区域，巩固红军”。〔30〕

　　1932年底到1933年初，中央苏区一时迎来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二是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进驻瑞金，博古等临时中央领导人的到来，使“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方针在中央苏区得到全面切实的贯彻执行。从2月中旬开始，“左”倾领导者在福建开展反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实际上把斗争矛头指向坚持正确主张的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处境日趋艰难。

　　随着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到1933年秋，中央苏区发展进入鼎盛发展阶段。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取得，尽管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但它是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驻瑞金后，排斥了毛泽东并亲自领导指挥下取得的，从而在客观上为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一步推行“左”倾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还必须指出的是，1933年，是中央苏区进入鼎盛发展阶段的一年，但同时也是中央苏区发展局面开始恶化的一年，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对此，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是有一定认识的。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指出“你们应该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到苏区的经济政策上”，并明确提出一些修订经济政策、发展和鼓励生产、活跃市场关系和加快商品流转方面的专门措施。米夫认为，由于国民党军队长期不断向苏区进攻，实行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不能进行建设工作，不容许地方苏维埃开展常态的经济活动”，也不得不“承认苏区的经济状况整个的说来是相当恶化了，这影响到革命的胜利”。〔31〕应该说，共产国际这一认识是中肯的，也是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这一认识在共产国际决策层中并不是主流;况且，随着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的接连展开，苏区经济建设实际上也是有心无力了。

　　五、1933年10月至1934年底，李德的到来进一步强化米夫、王明、博古三人一体的领导机制，“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和红军中蔓延，中央苏区发展由盛转衰

　　1933年底至1934年初，埃韦特、施特恩和赖安成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核心(1934年3月，施特恩返回莫斯科，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军事工作;7月，埃韦特返回莫斯科;10月，赖安也回到苏联)。但是，此间对中央苏区发展造成最大影响的，不是以上3人，而是李德。

　　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应博古力邀并经共产国际同意，于1933年10月初到达瑞金，就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顾问。不懂军事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权交给了不谙中央苏区实际的李德，由李德主管红军的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李德后来回忆说：博古“总是乐于接受我的建议”〔32〕 ，“总是习惯地把一切军事问题事先同我讨论一下，然后在军事委员会上代表我的意见”〔33〕，以致在中共中央形成一种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全权的”，以达到“加强他自己的威望”的目的。〔34〕由此，博古、李德二人相互抱团，控制了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并与在共产国际的王明遥相呼应，从而使米夫、王明、博古三人一体的领导机制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指挥上，李德“在图上划线指挥，部署部队，不容许改动，否则即予人以处罚”，在领导方式上完全不讲民主、不顾前线客观实际，“因而常常弄得前方莫名其妙，无所措手足”，抹杀了“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在米夫、王明、博古、李德四人一体的领导机制激荡下，中央苏区成为“左”倾错误政策泛滥的重灾区，第五次反“围剿”局势日益恶化，中央苏区发展旋即由盛转衰。

　　193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第三十次全会。这次全会依然夸大革命力量，低估反革命势力，指出“在中国――是战争、武装干涉和革命”，“中国苏维埃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底巨大因素”，甚至还提出把苏维埃政权建成“保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底国家形式”。〔35〕

　　错误的认识必然产生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指导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蒋介石加紧部署第五次“围剿”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盛行之际。党内“左”倾教条主义与“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相互作用，李德的纸上谈兵成为指挥红军作战的一道道命令，“关门主义”将愿意联共反蒋抗日的中间力量拒之门外，坐失福建事变提供的第五次反“围剿”良机;加上中央苏区一直处于反“围剿”战争状态之中，苏区内的人力、财力、物力日趋枯竭，第五次反“围剿”的良好时机和条件化为乌有，失败已成为必然。也就是说，中央苏区和红军实际上已经濒于绝境，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事变失败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陷入绝境后，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检讨过失的同时，向中共中央提出三项重要建议：一是向中共中央强调把共产国际“关于军事问题的所有指示看作是建议”，〔36〕但博古、李德等人并未切实执行。二是提出并同意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根据江西、福建地区最近的事态发展，特别是注意到中央红军蒙受的一系列惨重的军事挫折和损失，以及因此中央根据地的缩小”，建议“在最近的将来，可能是秋天，中央苏区红军的主要有生力量将不得不放弃江西，寻找出路和在湘川方向寻找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地区”，〔37〕这就是后来中国工农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决策的由来。三是“特别强调在敌后尽最大努力开展游击行动的必要性”，〔38〕这为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后留下来的红军坚持斗争指出了方向。

　　六、结语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发展的指导，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大致经历冷眼旁观、关注重视、规划蓝图和加强“活的指导”、强化领导机制5个阶段。苏区中央局的建立，米夫、王明、博古三人一体的领导机制的形成和强化，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等，既是加强对中央苏区发展指导的系列举措，同时也是加强控制中央苏区党和红军领导权的重要步骤。对毛泽东而言，“所有这些对他来说都是报警信号”，〔39〕其旨在削弱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

　　通过对共产国际指导中央苏区发展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的指导，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是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总的来看，在20年代末30年初，是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联系和对中共的影响最密切的时期，共产国际只要作出什么指示和决议，中共中央就有响应、贯彻和部署，“有时要比共产国际文件中更甚”。〔40〕共产国际及其设在上海的远东局的指导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制定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并形成为党的主要文件，以实现总的政治上的领导;二是利用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在按“俄罗斯式”从莫斯科向中国派遣代表的同时，还利用中共党内的一些错误和矛盾，影响党的领导层的组成，尤其是扶持忠于莫斯科的“年轻的共产国际派”到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以保证共产国际路线的贯彻执行。米夫、王明、博古三人一体的领导机制的形成和强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不过，对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效应，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是属于决策层面问题，有的则是属于执行层面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如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下达有关军事问题的指示时，曾多次强调只是“建议”，“不是具有约束力的”，“如何决定由(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41〕

　　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发展的指导，有“功”也有“过”。总的来看，是“过”多于“功”。

　　在“功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一)关注和肯定朱毛红军的苏维埃革命斗争业绩，并肯定其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范例作用;(二)规划、推动中央苏区的形成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发展;(三)积极指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红军建设等，帮助中共起草和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发展苏区和红军的基本政策和重要文件，为党在苏区的局部执政指明了方向;(四)较为及时地建议中央苏区红军主力进行主动战略转移，为跳出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包围圈赢得了一定的宝贵时间等。

　　其中，毛泽东作为中央苏区的创建者和主要领导人，他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起起落落，既是中央苏区发展的一个个重要历史节点，也是观察共产国际指导中央苏区发展的晴雨表。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千方百计排挤打压毛泽东的一系列事件中，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鉴于“毛在中央苏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是群众威信很高的革命领袖”，〔42〕“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革命运动中声望很高”并未落井下石，而是采取谨慎态度，“不对他进行公开的斗争”，〔43〕并在一定程度上还成为毛泽东的维护者和保护者。正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维护和支持，毛泽东虽然被排挤出中央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岗位，但仍然保持拥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不同意张闻天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1月中共五中全会升任为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以及拒绝临时中央以“赴苏治病”为由让毛泽东离开中央苏区的提议等。

　　在“过”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一)在革命形势判断上，过高估计中国革命发展形势，一直站在革命高潮的制高点上作出指导决策。在1930年，中国成熟了革命高潮;在1931年，中国存在了危机;在1932年，中国有革命形势，而且苏维埃革命在中国一部分领土内得到了胜利;1933年开始的中国的形势，是革命、战争和武装干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根据共产国际倡议把反对国民党的“革命战争”的口号改变为反对“卖国的南京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但情况也没有发生变化。尽管形式有所改变，苏维埃政策的内容和目标依然如故。(二)在斗争策略上，从1931年底起，共产国际实施“下层统一战线”策略，根据这一策略共产党组织应当独立领导革命爱国团体和抗日爱国行动，同时把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支持苏维埃的口号提到首位，这一策略导致抗日反蒋力量难以团结一致，使共产党人处于孤立状态，给党和红军尤其是白区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三)向中国输送苏共党内斗争运动。共产国际六大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开展了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斗争，并把右倾斗争扩展到共产国际各支部中去。随着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发展及其在共产国际中教条主义的加强，共产国际的政策“越来越受制于苏联的民族和国家利益”，占主导地位的是极“左”倾向。而随着共产国际“直接指导”的不断加强，在共产国际日趋流行的极“左”评价和指导中，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不可避免地被引入更“左”的歧途。(四)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依恃博古的无原则支持，无视中国苏区斗争实际，直接进行瞎指挥，成为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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