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发表全球化时代的英文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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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日益加速，英文文学当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非英美作家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家的作品已经不纯粹是语言方面的进步，更多的还是关注文化的改变。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首先探讨了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趋势，进而分析了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特征，最后对于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内涵进行了解析。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发展趋势,发展特征,内涵

　　一、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趋势

　　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正在跨越传统的英美文学的地域边界，英语文学形象的文化阐释也变得日益复杂，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跨界研究的方法就相当必要。从文化批评的角度看，英语文学的文化疆界应该有所扩大，不必局限于英、美两国的地理疆界之内。英语文学的跨界性和文化混杂性是全球化视野下文学研究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机关刊物PMLA ，在2001年与2002年曾推出专辑，探讨全球化与英文文学研究的关联，其中一个关键议题，即为失去国族框架后的英文文学研究，要如何应对迎面而来的跨国文化新视野。无独有偶，一向扮演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把关角色的Norton Anthology杂志，也开始收录非英美人士的英文作品。以第七版的Norton Anthology 01 English Literature 第二卷为例，生在伊朗、长在津巴布韦的Doris Lessing 、埃及作家Chinua Achebe 、加拿大作家A1ice Munro 、出生于千旦达的印度裔作家V S. Naipaul、同样生长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Jean Rhys 和Derek Walcott 、新西兰籍的Karen Fleur Adcock、印度裔的Anita Desai 和Salman Rushdie、南非的J. M. Coetz等的作品都纳入选辑内。这些大多非英国作家撰写的文学作品，以英文描述母国在帝国殖民下的经验，不仅丰富了英国文学的风貌，也改变了其走向。显而易见，他们关切的对象并非如何形塑英国的国族与文化认同，在“传统英国文学与文化引起的兴趣为其它英文文学与文化取代之际”，我们熟知的英国文学，逐渐从形塑国族认同迈向全球化体系的描述。

　　二、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发展特征

　　Norton Anthology 开始收录大批非英美人士的作品，以及PMLA 两年内两度推出全球化之下的英文文学研究专辑来看，英文文学全球化的趋势明显。在《英国文学的国际化》书里，金恩指出，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由于种族、政治与经济自由化，保护性障碍降低，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历经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金恩在书中细数大批人口流入欧洲的缘由，尤其是英国，包括二战后重建需要外来人力协助、许多前殖民地的人为了找寻更好的工作、社会福利和子女前途而来;也有人逃离帝国撤离后造成或留下的种族对立、内战或独裁政权;有人以西方国家为增强影响力而提供的奖学金前来留学，毕业后定居下来。除了这些之外，金恩也提到全球化因素。便捷低廉的国际空运，加上对进出国境与移民的管制放宽，促使大批外来人口得以各种理由进入英国。伦敦已不再是帝国的中心，而是种族与文化混合的国际城市。金恩指出，英国日益成为多文化与多种族的国家，其过程同样出现在包括美国、加拿大、纽西兰与澳洲在内的其它国家。

　　从金恩有关大规模非西方人口流入因而改变英国文学走向的论述，我们看到新英文文学的兴起内幕，其论述主轴为大英帝国殖民统治的结束及后续的影响，虽然也夹杂一些全球化因素，但核心论点仍指向殖民与后殖民之间的过渡转换。相较之下，PMLA 全球化之下的英文文学研究专辑，重点就放在失去国族框架的全球化情境，探讨作为国家文学的英美文学如何应对这一新视野。

　　就文学类别而言，前者一向称为新英文文学，而后者则为全球英文文学(global English)。两者之间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不同的关切点也衍生一些独特的议题。就全球英文文学而言，传统上通过少数白人典籍作家，探讨国族或文化价值体系的形塑，现在则很难不放在全球化架构内探讨其文化的源起。简而言之，有关全球英文文学的研究，其影响层面并不仅限于全球化时代的英文文学，甚至扩及各个时期的英美文学研究，促使重新检视仅从国族框架探讨文化源起的适当性。由全球化进而引发对过往仅从一国传统探讨文化议题的检讨，这种风潮并未见于新英文文学。就这个层面而言，全球英文文学所带动的，不仅是一时文学创作风潮的转向，也是一种文学研究的典范交替，进而可能扩散为一系列的巨变，而比较文学的头落(套用Spivak的用语)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三、全球化时代英文文学的内涵解析

　　全球化是个正在发生、影响深远、但规模巨大到不易掌握的一个转变及形塑未来的过程，其所牵扯的面向十分多样，单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并不足够。因此，一个更具高度与广度的“认知图示”是非常必要的。全球英文文学虽然不能概括全球化的一切方面，但其牵连的领域同样庞杂，有许多甚至是全球化所无法涵盖的。

　　有关内在核心的论点，仍有一些待厘清之处。如果仅仅是因为内在核心具有普遍性的本质(essence)，才导致文化差异的共通基础，那么这种普遍性不能建构独特的文化主体。另一方面，如果内在核心本就具有文化独特性，也不能成为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的人赖以沟通的基础。这种两难的情境，与翻译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十分类似。翻译之所以需要，是因每一种语言都具有无法消除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而翻译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语言的普遍性本质。班雅明的翻译理论，对此有相当深刻的叙述。在《译者天职》里，班雅明指出，可译性即某些作品的本质要素(an essential quality)，这并非意味它们必须被翻译，而是说原文本就拥有的特殊性在“可译性”里展现出来。语言有其本质，也即有其可译性，使得翻译成为可能，而其原本就有的特殊性也在可译性呈现。可译性不仅具普遍性的本质，也在展现时保有特殊性。不过，原文隐含的本质究竟为何而得以在普遍性中保有特殊性?根据班雅明的说法，本质无法简化为作品的意义，也不等同于著作的文化或历史重要性，而是一种语言效应，这个效应必须能在译文中产生原文的回响。本质与意义分开，显示其不具有平行的信息沟通功能，而强调原文对译文的语言效应，由于涉及所有语言之间预存的关系及背后无法抹除的上帝因素，一种从更高层级得到启迪的轮廓得以浮现。于是，在互补且可相互变换的语言亲属关系里，普及性隐然存在，但每一种语言无可取代的特质，也“投射为译文的独特性”。

　　全球英文文学的重要议题，无疑紧绕着国族框架的消失或模糊，而两个消失点的贴近于碎片的黏合。在人员、资金及影像等跨国流动日益频繁之际，这具有强大的解释效力。在《全球现代性、后殖民书写与族裔暴力》的书中，作者一方面处理后殖民时期族裔、国族与文化认同的分裂矛盾，一方面探讨全球化时代从自己习惯的地方抽离可能带来的影响。这两个方面不论对全球英文文学或对新英文文学都关系重大。南非作家柯特吉的《少年时》(Youth)与《屈辱》(Disgrace)两本小说涵盖的时代背景，正处于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所称全球化与后殖民交错的“不确定期”(从1960年代到1990年代)。两位白人男主角在国族认同上虽然接受自己是南非人的政治现实，但他们的文化属性却紧跟着欧美文化母体(精英文化、经典文学)。国族认同与文化属性的违逆，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无法发声，也无法自其中获得救赎与超越。英美文学以文学经典培养国族与文化认同的传统，在后殖民时期的南非，显然遭到严重挑战。在这里，我们看到国族与文化认同因为分裂进而碰触所产生的种种变化。《少年时》的男主角约翰从南非辗转到达伦敦，在美商跨国公司IBM 找到一份计算机程序员的工作。IBM 是全球化过程中跨国资本、国际分工及世界军事秩序结合下的综合体，而约翰则是其中的环节微粒(nodal point)，身处失去国族框架的情境。与一般跨国工作人员不同的，是约翰从小立志遗忘南非的一切历史与文化，学习地道的“英国性”(Englishness)，并创作让英国人及欧洲人认可的世界文学。这种文化认同倾向，使得约翰的环节位置，其实并非单纯只是两种文化的接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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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魏仁.肖明翰.〈英语文学传统之形成〉出版[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3]李烨.英语文学中的隐喻探究[J].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4(04).

　　[4]邹颉.南非英语文学述评[J].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