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导刊期刊话本小说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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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8-31 15:24:05 更新时间:2015-08-31 14:55:54
话本小说是古代汉族小说体裁名。属于中国古典小说的一种,流行于宋元时期,又称宋元话本。本文主要围绕话本小说的源流展开了一些论述,文章是一篇科教导刊期刊投稿的论文范文。更多文学类文章可以参考月期刊咨询网文学论文栏目。
摘要:话本作为“说话”艺人的讲唱底本,其产生、发展是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而这一文艺的形成是与“说话”伎艺息息相关的。“说话”这一伎艺虽兴起于唐,在宋代兴盛,但其源流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本论文旨在前人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话本小说的源流问题做一个梳理,从而让大家更准确、深刻的认识话本的源流。
关键词:说话,话本小说,源流
话本作为一种大众文艺,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就谈到,人们在劳动之余就唱歌、讲故事,有时也作为休息时的一种消遣。显然,这就是话本的起源,点到了话本的基本特征:讲唱故事,娱乐民众。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他们并不以说话为职业,是非伎艺性质的一种娱乐消遣活动。关于话本伎艺的记载,最早出现的是瞽者的故事,周初“瞽”者是职掌乐器的瞎子,说唱故事是他们的日常伎能之一,这里的瞽者虽然不能断定是职业艺人,但其有一个醒目的特点就是他们说为娱乐他人服务的。战国之际,出现了一些游说之士,他们常用讲故事或笑话的方式来阐发自己的见解学说,虽然这并非伎艺活动,但他们的表达方式和伎巧,却对后来的“说话”有重要的影响。
一
一般认为,“说唱故事”这一伎艺,可以从古代宫廷中的“俳优侏儒”中追溯其源流。在秦汉之际,有关“俳优侏儒”的记载就很多,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他们是以娱乐帝王将相和贵族为主,《史记・滑稽列传》里也有赫赫有名的一些俳优的记载,他们有时候会用笑话来进行讽谏,其中“滑稽之雄”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些都表明秦汉之际的说唱艺人是多才多艺的,他们是以讲唱故事、说笑话、表演歌舞和乐器等为主要职业,并与后来的宋代话本在题材上面是有承继关系的。但这一时期的艺人,毕竟是以讲说故事笑话为生,没有明确的职责和分工,也不同于后来的艺人,所以说这一时期的“俳优侏儒”,最多只能算是“说话”艺人的萌芽时期。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说话”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上层统治阶级也开始喜欢说唱故事和笑话。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出现“魏文(曹丕)因俳优说以著笑书”的记载,刘义庆在《世说新语》列有《排调》一门,专门用来记载诙谐幽默而带有嘲讽意味的俳优故事,还有曹操的儿子曹植喜欢讲故事等的例子,并且故事都是幽默诙谐动人的,水平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可见,说讲故事在当时上层名士中已开始盛行,尤其是参加者的范围在不断的扩延,开始扩张到统治阶级和上层人士,有时还会亲自演出,取材的范围也比先秦两汉要广,内容的丰富性和趣味性也有所增强,这为唐代民间“说话”繁荣开了先河。
三
关于唐代的“说话”记载,比较重要的是元稹诗自注的“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根据演唱的时间,可以初步断定其内容的丰富性和水平的高度。“一枝花”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有关“说话”艺人的记载,现今保存在《醉翁谈录》中。同时期白居易写的《一枝花》话到他的弟弟改编的《李娃记》小说,从中可以看出唐代民间文艺对文人作诗选材也有一定的影响。
唐代的民间的“说话”现存资料不多,除了有“市人小说”和“民间小说”,有关唐代宫廷的“说话”记载,在郭的《高力士外传》中提到唐玄宗万年被软禁冷宫,因苦闷让高力士安排伎人为他讲故事、说笑话、讲经等来消遣,当然高力士请来的伎人大多来自民间,伎人主要是来为唐玄宗解闷的,从这些伎人可以反映出唐代民间“说话”伎艺的是很兴盛的。另外,唐代诗人的一些诗句,也可以反映出唐代“说话”一些发展状况,例如诗人李商隐的《娇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以上唐代说话的发展状况,我可以看出,唐代的说话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更直接的是有了“说话”、“市人小说”的准确称谓,开始走上专业化的伎艺道路,选材的内容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故事笑话,插科打诨发展成为民间传说和现实问题,篇幅也在增长,同时,“说话”开始走出贵族阶层的路线,参加者也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层和上层人士扩大到民间普通市民,逐渐成为一种适应民间百姓口味的大众化文艺。
然而,从史料记载来看,唐代的“说话”在寺院神庙中最为流行,寺庙中“说话”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有两种:一、俗讲;二、僧讲。所谓的“僧讲”就是僧人向出家人讲说经文,是以讲说经文为主的,属于宗教事务活动;“俗讲”即对俗人,尤其是世俗男女,讲说世俗化、通俗化的故事,内容已不限于佛经故事,有时会把佛经故事化来吸引世俗男女的眼球,扩大其影响力,是属于娱乐性质的活动,即便是在寺院里进行,但其娱乐成分也是很大的。唐代的寺院,在充当宗教场所角色的同时,其娱乐场所的性质也是很明显的,尤其是“俗讲”在寺院的演出,还可以给世俗民众带来了多趣的文艺活动。民间“说话”和寺院里“俗讲”的流行,说明“说话”这一文艺在不断的走向成熟,这为话本小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现存的敦煌遗书里,有很多文学作品里的“变文”,就是唐代“俗讲”的底本,因为僧人在“俗讲”的同时,旁边会有一些伴奏的,有时候为了让大众很快理解,必要的时候还会悬挂佛教画展出,这种佛教画就是“变”。当然,“变”是相对于“经”而谈的,佛教是以讲经为主,以变为辅作为陪衬的,其内容既有演唱佛经故事的,也有历代故事和现实传说的题材,甚至还有一些歌颂现实英雄的故事。所谓的“变文”就是将难懂的佛经教义译成浅显易懂的生动故事,把古典的历史或故事传说演变成大众喜闻乐见的样式,让世人所明白。当然,因为“俗讲”是以讲佛经故事为主,“变文”也便跟随讲一些民间传说或现实故事等。目前可以考证的敦煌话本小说主要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本》、《叶净能诗》、《唐太宗入冥记》等,搜集在王重民等编写的《敦煌变文集》中。总之,敦煌的话本的出现,标志着话本在逐渐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且敦煌话本在故事内容的选材,故事情节的创造、故事结构的安排、语言伎巧的设计以及结构体制等方面都为后来的话本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宋代的话本小说产生。(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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