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论文瓮安傅氏及其对贵州文化贡献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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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5-09-26 16:48:13 更新时间：2015-09-26 16:38:05

　　瓮安傅氏是贵州傅氏四大家族之一，傅氏祖先为江西人，其迁黔始祖为傅亿。本文是一篇历史研究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瓮安傅氏及其对贵州文化贡献述评，有需要发表论文的作者可以联系本站在线编辑快速投稿。
　　摘要：瓮安傅氏，世系传承，文风八代，尤以傅玉书成就最高，其《桑梓述闻》为贵州第一部个人所撰方志，《鸳鸯镜传奇》为贵州较早戏曲文本，而与其子傅汝怀所编《黔风》三部明清诗集，早于莫友芝、陈田《黔诗纪略》和《黔诗纪略后编》，其功甚伟，但湮没一百余年而未受后世之重视。本文对瓮安傅氏世系略作捋顺，并对傅氏家族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之贡献作一评述，同时介绍《黔风》系列三部诗集。

　　关键词：瓮安,傅氏,文风传承,《黔风》系列

　　瓮安，古属梁州，周为古且兰地，秦为黔中郡南境，汉属��柯郡，故称千年古邑。明清之际，瓮安文化曾出现一段辉煌时期，特别在贵州古典文学史上可说独占鳌头。而以傅亿、傅龙光、傅玉书为代表的傅氏一族，文风传绪，为彰显瓮安文化乃至贵州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贵州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由于客观原因，瓮安现存地方历史文献较少，仅有清嘉庆年间傅玉书编《桑梓述闻》和民国年间李退谷、朱勋编《瓮安县志》，再就是傅玉书、傅汝怀父子所编《黔风》系列诗集，散见于省内其他文献资料记载，也不是很多。本人近期又接触一些零星资料，不揣冒昧，特就瓮安傅氏及其对贵州文化的贡献作一初步探讨，抛砖引玉，以便有志者再对之作进一步的研究。

　　一、世系初辨

　　傅亿，字大安，江西金溪诸人，明末因避祸而迁徙至贵州瓮安，遂居焉，为瓮安傅氏之第一代。傅亿西迁之原因，据文献所载，他“与南昌万�G善，天启间游京师，于阉党多所讥诃。及�G忤��死，遂避祸之黔、楚间，尝居舟中，自号寓舟。已游瓮安，与邑人陈达道、宋时杰交好，遂家焉。”[1]知其乃得祸于明末阉党擅权而徙居瓮安。后世绪传承，傅氏得为瓮安大姓，十余世后遂衰。由于时间荏苒，文献缺乏，其世系较为难续。现根据仅有之文献，对傅氏世系作一简单叙述，并求证方家及傅氏后裔。傅亿长子佑商一系，由必贵传至傅玉书，因其编纂《桑梓述闻》，虽未明确记载其世系传承，但这一支各代人物事迹，记录较详，故得以理顺至第八代傅达源。

　　傅亿娶妻谢氏，生有二子，即长子佑商、次子受商，谢氏后于明末避流寇乱，死于黄平潘家寨山中。佑商字祖岩，一字云台，自幼“从父游幕，谙时务”，年长娶宋氏女，无子，遂续娶张氏，生二子，长名必荣，次名必贵;后再娶张氏，生子名必位;潘氏，生子名必大[2]。必贵，字钦�r，生于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十三日，“以勤慎恭俭为亲所钟爱”，年仅二十即替父掌管家事，内奉父亲、叔父、嫡母、生母、庶母为孝，外带诸弟受课以教，并督促家务田耕，持家有成。弟必位、必大皆学成而为贡生。必贵娶妻石阡陈氏，生子三，长子如砺，次子如梅，三子如楫;生女二。清康熙三十五年(1699)八月病逝，享年五十二岁[3]。如砺，字石臣，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奉父命出试，补博士弟子员，后拔施秉学，与施秉陈��、黄平陈以缙、本县商基�O友善，并资助这几人上京应试而从不有求于他们。父死后终身奉母至老，而自己已然六十老翁矣。娶妻黄平李氏，生子应麟，早殇。续娶本县黄氏，生子五，长子匡宗，次子远宗，三子林宗，四子龙光，五子瑶光，俱有功名;生女二;孙十三人，孙女五人。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享年八十五岁[4]。龙光，字德寿，一字燕侯，号月川。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乾隆中为诸生。“笃行力学，至老不倦”。“七岁不能言，父携之塾中，辄端坐听人诵读。及能言，授以书，如夙记者”，“为文独明书旨，不饰浮辞”，著有《易经浅说》十二卷、《学�a》二卷。娶妻王氏，生子四，长子玉书，次子鉴书，三子素书，四子秘书，皆学儒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逝世，享年七十四岁，葬黄平潘家寨祖茔[5]。玉书，字素余，号竹庄。生于乾隆十四年(1749)，三十年(1765)应乡试中举，官江西安福知县，后罢官回黔，“历主星山、龙渊、舞阳、正习书院，士乐从之游”，“学问深醇，辞章雅洁”，著有《读书拾遗》、《桑梓述闻》等，编辑《黔风旧闻录》系列贵州明清诗集。生子三，长子汝怀，次子汝恂，三子方�摇<吻焓�七年(1812)卒，享年七十三岁[6]。汝怀，字渊伯，一字确园。嘉庆中贡生，“以明经主讲大定万松书院，能世其业”，继父编辑《黔风》系列诗集，著有《确园诗稿》，后毁于兵火。生子一，森荣;孙一，达源[7]。傅氏傅玉书一支，至汝怀后文献资料之缺憾，事迹、传承无从再考。傅佑商其他三子，即是《桑梓述闻》也无太多记载。而傅亿次子受商一系，更因无文献资料，我们也不能理顺其世系传承。这里只能与瓮安傅氏其他支系一样，就知道的暂记其姓氏名号，供研究者参考。其后裔如有后来者能查到，即可考证而续记之。

　　傅氏世系(长子一支)：

　　傅亿生子傅佑商、傅受商;傅佑商生子傅必贵、傅必荣、傅必位、傅必大，傅受商生子(待考);傅必贵生子傅如砺、傅如梅、傅如楫，傅必大生子傅如璋，傅必荣、傅必位生子(待考);傅如砺生子傅应麟(早殇)、傅匡宗、傅远宗、傅林宗、傅龙光、傅瑶光，傅如梅生子傅文宗，傅如楫生子傅�鹱冢桓盗�光生子傅玉书、傅鉴书、傅素书、傅秘书，傅玉书生子傅汝怀、傅汝恂、傅方�遥�傅鉴书、傅素书、傅秘书生子(待考);傅汝怀生子傅森英、傅恒;傅森英生子傅达源，傅恒生子(待考)。

　　另，其他支系(传承待考)：

　　傅文宗生子傅占璋，傅匡宗生子傅占彪、傅占虎、傅奎南(占熊?)，傅远宗生子傅桥英、傅黎英、傅桐英(敕书)，傅林宗生子傅图书(名待考);傅文辉(占x，名待考，有子德宣、德修)，傅桥英生子傅崇仑，傅黎英生子傅崇冈，傅桐英生子傅崇嵘、傅崇�浴�

　　又，有傅占爵，弟傅占禄(有子赞，生三子良图、良佐、良杰;良图有子以仁、以义，良佐有子以忠)及傅占明，傅占元等之姓名，仅见诸《桑梓述闻》，用者亦请参之[8]。

　　二、文风简述　　主要以傅亿及其长子傅佑商一系为例。从傅亿至傅玉书父子祖孙，八代书香传世，形成瓮安文化之主体，以现代话语而言，当为一独特现象。

　　傅亿以文风传家而延续十余代，肇启瓮安明末清初乃至清中叶之文化中坚，可谓瓮安第一书香门第，文化世家。傅亿存世诗文不多，《桑梓述闻》及《黔风录》仅记有傅亿《卜居草塘》《后岩》等十余首诗，《访玉华山记》一篇文，余皆散失。后子傅佑商、孙傅必贵，皆敏学笃行，自授子弟课文，至傅玉书、傅汝怀父子，乃集傅氏文化传存之大成，为瓮安以及贵州当时文化学界之翘楚。傅亿后之其他各支子嗣，亦在瓮安开枝散叶，后代有文闻名于世者，见诸史册的就有傅佑商四子傅必大子傅如璋;傅必贵二子傅如梅子傅文宗，三子傅如楫子傅�鹱冢桓等珥露�子傅远宗子傅桥英、傅黎英、傅桐英，五子傅瑶光等数辈。可谓文星璀璨，闪耀贵州清康、雍、乾三代文坛艺苑，亦享誉文史学界。其中当以傅龙光、傅玉书、傅汝怀祖孙三代为典型代表。

　　傅龙光成年后，在家乡授课之余，潜心研读经书，于五经中最崇《仪礼》，生活言行，无不以《仪礼》为准，颇具古风之余，晚尤嗜宋五子书，尝谓：“六经四子，皆身心切近之言，而后人视如天上语，于己渺不相及。读宋儒书，使人确然知圣人可学。” 后作书《易经浅说》十二卷、《学隐》二卷，乾隆年间于学界颇有影响。另著有《易经管见》、《周官序略》、《毛诗浅说》、《读书偶得》及《师古堂诗稿》行世。乾隆三十六年(1771)时人，学者李孔阳对傅龙光《学�a》一书，相当推崇，他在为《学�a》作的序中说道：“且兰傅月川《学隐》一卷，约程、朱论学之要于五十章之中，无游移影响之言，而理无不该，事无不贯，斯真能约者矣。昔蔡邕得《论衡》，珍而秘之，今观其言，芜杂浮浅，乃不若荀、扬，何伯喈嗜之过也如斯文则《正蒙》、《观物》之伦。当公之世，以翼经传，而又可久而秘也哉!”[9]，评介适当。惜该书湮失，仅在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存目及李孔阳序，可窥一斑。

　　傅玉书，“天资聪敏，气质厚重。少时，乡先生皆以儒者目之。弱冠游庠，文名藉甚，益肆力读书，研求性命之理。与其弟素书，朝夕过从，亦执宾主礼，无少惰。乾隆乙酉科，中式乡试，选江西安福县知县，署瑞州府铜鼓同知。请疾归，主讲正习书院，日以著述为业。”(《黔诗纪略后编》)是傅氏家族文化之集大成者。傅玉书既是诗家，也是研究古代理学象数及史志学者，还是一位剧作家，时海内学子无不知有竹庄者。清代名人、浙江嘉兴钱载，字箨石，对他学问成就的评价，可说是最全面的。钱载认为，傅玉书“说理之文剖析疑似至较之毫厘分寸之间，而缪迷之端磔然以解。其议论古人事，审时度势，纵横博辨，波澜酣恣，而衷于至当，如剑断石，如丰委地，无可游移。至于记叙书问、摹事状物，或谲诡峭折，或从容愉悦，不主故常，惟变所适。其为诗，于古人幽艳奇杰、沈郁冲淡之胜殆欲兼体，而以时与称者出之。要以极在已之清而不谬其旨归，尽在物之变而曲得其次序，有他人一二言已索然少味者，我独流连往复，致命深而境愈远;或人敷百言不可尽者，以数言括之，情状毕出，精彩奕然。”其诗文传世作品有《竹庄诗文集》四十余卷(分前后集，另有《制艺初集》《制艺后集》先后刊行)，其中咏秋系列组诗《秋晴》《秋色》《秋笳》《秋燕》《秋雁》《秋萤》《秋虫》《秋山》《秋月》八首(为《同人以秋景题分韵》)及《山寺秋日晚晴》四首，以诗的方式反映了秋天万木萧索、螟虫渐退、万物渐渐归藏大地的季节性特征。这些专门咏颂秋季的诗作，在中国诗词史上也属少见，可以说傅玉书在中国古典诗词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实为一个不可多得的范例。傅玉书诗“讲求古文家法，得之理实气味之间。诗古体近右丞、襄阳，近体近钱考功、刘随州。吾黔称诗者，君采、渔璜、碧山、南坨诸公，均不以古文称。诗文兼擅，自竹庄始。”(《黔诗纪略后编》)另傅玉书著有《读书拾遗》六卷、《象数蠡测内外篇》四卷、《卦爻蠡测》二卷、《生命蠡测》四卷、《桑梓述闻》十卷、《黄平州志略》二卷、《汉诗笺》四卷、《竹庄四书文》《古今诗赋文钞》《鸳鸯镜传奇》一部;编辑《黔风旧闻录》和《黔风鸣盛录》二种，辑贵州明清诗家诗集为一体，“上至前明，下及当代，零篇�句，无不甄录。莫子�啤肚�诗纪略》号为博综，若策首庸，则竹庄始事之力，譬‘夥涉’之启隆准公也。”(《黔诗纪略后编》)收辑贵州明清散佚诗家诗作，为贵州诗词在乾嘉时期贵州古典文学中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曾经仪征阮元校镌。翁同书对《黔风录》二种亦有评介，说“黔处僻远，其被风教最晚。自明中叶以后，诗人始稍稍出，而篇章散轶，罕见存录。先生网罗编次，为《黔风录》两集，都二十有四卷。于是，黔之诗始得大显于时。海内操觚之士，无不知黔人之能诗矣”。[10]傅玉书所著《读书拾遗》六卷，为说经之书，即他读易经、读书经、读诗经、读春秋、读礼记、读四子书笔记(自《大学》迄《宪问》止，下佚);《象数蠡测》分内上篇、内下篇、外上篇、外下篇，是作者阐发河洛之渊源，窥天人之秘旨，以至术数之末端的感想。尤为清代学者翁同书、吕�缢铩⑻胀⒔堋⒈�源深、完颜崇实等人所推崇。陶廷杰序曰：“傅竹庄先生以名孝廉出宰百里，懋著循声。未几，解组归，主讲正习书院，人才造就者不少。所著诗文集久行于世，为当时所称赏。其未刻遗集《读书拾遗》六卷，《象数蠡测》四卷，探源竟委，经术湛深。每说一经，大率融会贯通，撮其要领。时而参考众说，以折衷于一是;时而自抒心得，发前人所未发。其粹精者，洵足羽翼经传，允为后学之津梁。”评价适中。翁同书亦曰：“然如先生者，卒能以文章名世。而其治经之精专，又能钩沉探微，实事求是，几于通天之原，究性命之奥。”傅玉书所编《鸳鸯镜传奇》一剧，是他“尝感天人之变，明邪正之分，取明季杨、左诸公遗事……以当口诛笔伐之义”而编成。是书也称《鸳鸯镜传》，作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仲冬，傅玉书自称“按谱选词，越三日而书成”。剧情以明末杨涟、左光斗同遭阉党迫害事，叙两家儿女联姻，家传鸳鸯镜为主要信物为基本线索，编成20阕戏剧，褒扬忠臣义士，痛斥奸佞阉党，弘扬正气。该书撰成后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才由傅玉书曾孙傅达源据家藏本镌刻于成都。是书前有傅玉书自序一篇，遵义唐金题词一篇，内容20阕(即目录)为：庐居、鸳配、兵散、途问、樵隐、赎香、庵寄、赴闱、试捷、媒巧、疗姑、遇姊、辞庵、叹榜、廷奏、宴空、图访、镜合、庙祀、林归。后有傅达源跋一篇。傅玉书所撰《桑梓述闻》，是贵州史上第一部私家所撰县志。傅玉书之父亲傅龙光原有编撰家乡志书之意，并搜集了很多旧志没有的遗文善事，未成而卒。去世前，嘱咐他继续完成。傅玉书在自序中也说到：“乾隆甲辰，先君子年七十有二。修家谱既成而疾作，乃出一编示玉书。曰：‘吾邑旧志简略，于前辈遗文善事概未之及。夫官司科目，与夫节义之已旌者，咸有案册可稽。虽微志，何患不传惟贤有司之政教，邦人士之文行，闺阃之懿淑，若节孝苦于贫乏，未能上闻者，当时未尝不藉藉人口，久且湮没，不能举其姓氏，是可悼尔!吾尝即所闻于父兄师友者，类而记之，欲以补前志之缺。兹老矣，汝其为我成之。’小子拜而受之。”傅玉书继承父志，以十余年时间，收集遗缺资料，查阅古史，于嘉庆三年(1798)编撰成《桑梓述闻》，共计十万余字，保存并丰富了瓮安的史料文献。之所以命名为《桑梓述闻》，他自己说到：“不曰《县志》，而曰《桑梓述闻》者，不敢侵邑大夫之权，且以著先君子之遗意也。”该书分十卷，每卷为一志，即方舆志(内有疆域、星野、山川、田里)，建置(内有城池、公署、坛庙、防哨)，典法志(内有治典、官政、礼制、风俗)，食货志(内有田赋、积贮、经费、物产)，学校志(教典、校塾、学额、训课)，官师志(内有循良、秩官、汛弁、土司)，选举志(内有科第、选造、劳能、赈助)，人士志(内有儒林、笃行、文苑、宦绩、隐逸、寓贤)，列女志(内有贞节、贤淑)，征文志(内有论列、纪述、歌咏、拾遗)。志下设类，志类前均有序引，概述志类内容。卷首有傅玉书序及例言。当时名家评之曰：“文雅而详，能使乡邦文献赖以不坠，功尤不朽，实邑中数百年仅有之一人”。　　傅汝怀，字渊伯，一字确园，嘉庆中贡生。“以明经主讲大定万松书院，能世其业”。其父傅玉书曾编辑《黔风录》存世，傅汝怀与其父均有倡导地方文化之志向，乃承继父亲遗志，继“析明一代黔诗为《旧闻录》六卷，清朝诗为《鸣盛录》十八卷，又增辑《黔风演》数卷，一刊于贵阳，再刊于大定”，“以一省文献自任，可谓苦心”(《黔诗纪略后编》。傅汝怀后主讲黔西万松书院，晚年以贡生选校官，还没等到上面任命来到，他已客死于贵阳。其个人著作仅有《确园诗稿》十余卷，交与挚友遵义黎伯庸审定删改，惜未完成而毁于战火，黎伯庸也以此而觉得有愧于他。傅汝怀《黔风演》编辑于嘉庆年间，由他选辑，其子傅桓(字森荣)编录，分成四卷，按诗系人，按人以事，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体例，录乾隆、嘉庆间黔人三十余家诗，刻于道光年间，有贵阳、大定两个版本。是书是傅汝怀继协助其父傅玉书辑录《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后又增辑的一部黔人诗集汇编，是傅氏家人对贵州文化的又一贡献。

　　傅玉书、傅汝怀父子编纂的《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黔风演》三部书籍，与后陈田、莫友芝等编纂的《黔诗纪略》、《黔诗纪略后编》同等重要，是研究贵州文学发展史、贵州历代诗人和诗歌总汇必不可少的典籍，本文将作进一步介绍。

　　傅亿后嗣其他支系也多出文人学者，教授地方，著述有成。如傅必贵二子如梅，字尔和，“性敏强记，为文未尝属稿，日可五六艺，官至遵义府学训导。三子如楫，字尔济，读书勤但略显迟钝”，“必数十遍乃成诵，文亦屡易稿始成”，但他每参加一次应试，都能得到名次。傅必大子如璋，字奉辟，自幼即“嗜学不厌”，在田间劳作，也带上书一卷，随时翻读。夜晚看书很久才睡，“默诵所熟”，遇上疑难处则又起来点灯再看。中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官至四川达州州同，“日引人士论文，从学者屣履相接”，后病归瓮安故里。傅如砺幼子傅瑶光，字灵川，聪慧灵敏，好学各种技艺，“自象纬医卜、乐律书画之属，皆所通晓，尤工诗赋及骈俪之文”。入县学后应试不第，著有《白云诗赋集》，“乡人人士多从论诗”。傅如砺第三子傅远宗子桥英、黎瑛、桐英，皆以“文学知名”。黎瑛，字文渊，入地方志乘文苑传，“笃志经学，尤长于春秋，接物论事，必援引经义”[22]，著有《春秋义》及《杂文》十卷。

　　傅氏文脉在瓮安本地延绵十余代，对地方文化作出独有贡献，这一群体现象，在中国及贵州也不鲜见，是谓世家文化状态，也是社会安定、国家繁荣的一个充分表现。清嘉道以后，贵州多变，社会动荡近百年，瓮安也不列外，故以傅氏为代表的瓮安地方文化繁荣，也遭到很大影响，出现断层。而清初康雍乾三代并延续至嘉庆、道光时期的瓮安这一段文化繁荣现象，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应该在贵州文化发展史占有一定地位。

　　三、《黔风》系列评述

　　前述傅玉书、傅汝怀父子编纂的《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黔风演》三部贵州文化史上的重要典籍，是他们对贵州文化的重大贡献，应相媲美于清道光后莫友芝、陈田等编撰的《黔诗纪略》及《黔诗纪略后编》，这绝不是笔者妄说。陈田也曾说过，如果论贵州编纂诗集之首功，应属傅玉书。傅玉书编纂《黔风录》，源于他长久之夙愿。他曾言，自己在年轻时，就知道贵州明清以降，诗人很多，“谢雪鸿(三秀)蜚声于前代，周桐野(渔璜)驰誉于今时”。但他在那个时候就没见过谢三秀诗集《雪鸿集》全貌，而周渔璜的诗也就留存《桐野诗集》一部。后出外做官，傅玉书与省外一些学者诗人交游，知道了不少贵州诗人，遂留意他们的诗，并感叹“吾黔开设科目数百年，能者尚不乏，《通志》所载，政绩如黄司徒、周方伯，理学如李观察、孙司空，不以诗名而诗未尝不工，固不独君采、渔璜、端云三人已也!然今皆仅仅存矣!”因此与乡友人唐汉芝相约，立志要搜集黔人中诗家诗作。十余年事未竟，而唐汉芝死于山西，他自己也因从江西安福罢官后北游华北各地，耽误了七八年时间，停止搜集之事。嘉庆十年(1805)，傅玉书寓居贵阳，又开始搜集，带领学生于斌、李荣宪，采访寻求一年左右，得“三十余人，最著者，前明则越卓凡、吴滋大，国朝则潘士雅、陈世垂、潘元亮，皆不在谢、周诸公下，其他亦能各出其才识以抒写其性情”者。但他认为贵州数百年来，诗人不应该就只有这些。他认为是自己力量有限，也没有走遍全省，以致采集不力。是时，提督贵州学使为云南昆明人钱学彬，字质夫，提倡发扬地方文化。于是，傅玉书便函请其在巡视和典试贵州各郡县时，晓谕地方士绅，留意各地学士诗人线索，上报郡县。在钱学彬支持下，他又搜集到百余家，随即进入编撰。嘉庆十五年(1810年)，书稿成，即呈省垣相关人士审看，其中“陈笠帆方伯、翁凤西廉访、狄次公观察三先生见之，皆曰：‘此即黔中文献考也!’而廉访更举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之义为诲，去取之际，盖加详焉”。(陈、翁、狄三人职衔、名号等详情待考)傅玉书很是欣喜，非常感谢他们的赞许和支持，书稿能得到人们认可，傅玉书觉得是“吾黔人文之厚幸也!”是书命名为《黔风旧闻录》、《黔风鸣盛录》，共二十四卷。惜在傅玉书有生之年，书稿未能付梓，这也是他和参与编纂其他人的遗憾。

　　道光二十一年(1841)秋，傅玉书子傅汝怀经友人再三所请，始将其父所遗《黔风》二种及自己穷三十余年所辑《黔风演》十二卷取出，交代其子傅恒，携至贵阳故友甘肃张掖县知县于斌之子名成功处，并复书约定三件事：一是三集要全部刊印;一是负责生活费用;一是提供往返贵阳瓮安车旅费。如同意，就愿意交给他印制。一年多后，傅玉书所辑第一种收明代黔人诗的《黔风旧闻录》六卷;第二种收清代前期黔人诗的《黔风鸣盛录》十八卷;傅汝怀所辑者《黔风演》十二卷，总计三十六卷相继编校而成，“且编且梓”，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夏，只印出二十一卷。根据傅汝怀叙述，可能是经费遇到困难，经再三询问当事者，终不知所以，无奈之下，只能缓印。道光二十五年(1845)，傅汝怀与太守黄惺斋相遇，谈到黔中文献，甚为投机，遂出示《黔风》系列书稿。黄惺斋观看后曰：“此即黔中文献也!宜即刻成，”便出资补印前两集所剩下的三卷。而傅汝怀所辑《黔风演》，又得慢慢寻找经费而续印。对此，傅汝怀也很感叹做成一事的艰难，故曰：“成人之美端赖君子，且文章造化精英，郁久必显，理有必然，然慕者可得而闲之也?!” 　　《黔风》系列之编撰方法，“诗系以人，人系以事，灿然大备，斐然可观”，深得时人赞许。时任贵州提学使的浙江石门人胡枚，字友邹，视学贵州，“实心校士”，选拔贵州士子70余人，在贵州教育史上，也“称极盛焉”!他得到傅玉书《黔风》书稿后，亦为高兴，对其锲而不舍编撰地方文献之精神极为称赞，说傅玉书“以敬恭桑梓之心，为表章人物之举”，能在“罢官之余，闭关却扫，宾客鲜至，独能采摭遗文，网罗散失，自七尺珊瑚以逮吉光片羽，并蓄兼收，裒然成集。俾山林佚老，断简残篇，不至湮没于荒墟遗壤、蛮烟瘴雨之间，其用意良厚，用心良苦，而其为功于前人也大而远，为惠于后学也深且至矣!”胡枚对《黔风》之编成为“黔中人士庆”，并愿贵州有更多的人士“闻风而兴起”，为地方文化作出贡献。道光八年(1828)秋，时任云贵总督江苏仪征人阮元，字云台，奉命视察贵州，傅汝怀将《黔风》书稿呈进，并请作序，因公务较繁忙，阮元约其后再见面细说。年后，阮元再次巡视贵州至黔东青溪，约见傅汝怀，观书稿，“嘉其诚，酬酢间，举止言笑，飒爽而有检束”，又觉得“第生勤勤恳恳，能读父书，蕲彰文献，非泛然者，顾可无一言以副其望”。于是便答应傅汝怀之请，为《黔风》作序，序中言到“天下之宝，与天下共”，对《黔风》有极佳评介，并愿与“世间有目者共赏之”。经胡枚、阮元等人的推崇和支持，《黔风》系列前两种得以存世，而傅汝怀所编选的《黔风演》则推后至道光末才得以付梓。

　　《黔风》前两种费尽周折才得以问世，一百多年后，存世量极少，几成孤本。贵州省各级图书馆等单位完全没有，仅贵州省博物馆藏《旧闻录》一册六卷，还是抄本。近来，贵州省图书馆根据北京图书馆藏复印《鸣盛录》两种入藏，才填补贵州空白。省图所藏两种，一是一种完整的刻本一套十八卷，暂称甲种;一是有几种刻本的一套十二卷，暂称乙种。两种之所以不同，其一，收录人数，甲种为一百四一人，乙种一百二十九人，两种相差十三人;且各卷收录人名编排两种前后有错落;其二，甲种中周起渭、田榕、潘淳(乙种作潘��)、陈法四人诗作，均分上下卷辑录，乙种未分且周起渭仅收诗六首;其三，甲种印刷字体整齐划一，是明显的宋体刻板;乙种则反，字体为几种楷体刻成，中间标明某某所刻字样，如卷一标明是“涪陵文如筠竹士校刻，古郢李�萋夹6�”，卷二标明是“姑苏朱元晖稚唐校刻，清镇雷作峰校刊”，卷三至卷十标明是“傅玉书选辑原本，及门于斌、李荣宪同辑，子汝怀、方�彝�校，后学于成功校刊”，卷十一至十二标明是“浙水李廷赞燮堂校刊”，共四种刻本。甲种有紫江朱启钤“存素堂”藏书印，十八卷全，当如傅汝怀所言，因无出版年代，不敢肯定是第一版，笔者认为最迟也在道光以后;乙种十二卷中有八卷为于成功所校刊，当为前述道光年间所刻，应无疑问，所补四卷因无年代，刻印时间亦不可考。故省图所藏甲种，应该是完整的一部《黔风鸣盛录》，所收录一百四十一人的诗共多少首暂无统计，但应超过乙种。而乙种为不完整本，其收录潘驯等一百二十九人诗作一千二百七十一首(仍需进一步核实)，其中潘驯五十三首，万钟礼十三首，胡学望一首，费以诚一首，宋安全一首，王之相一首，费以炬三十三首，程春翔二十五首，刘汤聘五首，刘子章二十四首，李祺八首，梅建二首，吴旦八首，胡奉衡三首，宋云霭一首，杨光焘三十首，周起渭六首，王��九首，张其谨一首，邹大贤一首，傅如砺二首，唐兰一首，徐�z四十首，徐�]，王�蚋饕皇祝�梅廷桢十四首，杨翰徵一首，刘殷二首，商基�O一首，李先立一首，周钟�u一十一首，王道一首，黄嘉谷二首，越屿一首，越干震一首，张元臣五十九首，任衡三十二首，刘应鼎二首，潘怏二首，童昌祚二首，商基振一首，周�[十二首，夏时十一首，曹抡彬三首，唐�H一首，周学裕一首，包祚永三首，田榕一百零五首，潘��六十九首，赵德集一首，徐世垓一首，陈法八十首，刘云二首，朱定元八首，胡慎六首，姜文滨八首，王瓒四首，张也明四首，傅如璋一首，王士俊五首，吴昂三首，刘复向三首，邱中灵三首，周儒九首，薛子珩一首，吴梦旭十四首，毛洪元一首，邓国藩一首，谈宣十九首，田樟二首，汪运正二首，傅思蕃十三首，文�u十首，洪其哲十三首，罗毓龙一首，何德新五十三首，唐惟克二首，左维宪，张李二十首，张纯六首，宦儒章二首，潘文�u九首，田煦六首，艾茂一首，潘文苞四首，卢�囟�十三首，魏大文十四首，洪琨玩二首，傅龙光十三首，傅瑶光十首，王庭芳一首，罗毓星一首，李台一首，何德峻三十五首，魏纯五首，孙录七首，田均豫十一首，刘君秀九首，蔡平世十九首，卢炜一首，徐钓二首，潘晓二首，陈国玺一首，宋仁溥二首，王桓二首，吴洵二首，周承原七首，唐金二十五首，傅友龙三首，钱玉琳二首，欧阳士椿三首，李华国三十五首，柴中楫十六首，李凤�A三首，潘以徵三首，徐��三首，刘启华十九首，傅�r一首，商景泰二首，傅汝恂二十四首，祁戡十七首，释昙一二首，三十首以上的仅十一人[27]。《黔风旧闻录》六卷，至今未窥全豹，只能以待观看后再述。

　　《黔风演》由傅汝怀选编，其自称“穷三十余年”而成。是书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秋，经傅恒再次编录，由贵筑李子宜、傅汝怀弟傅方�抑匦滦<旌螅�得以付梓，成四卷书传世。今观是书，也就四卷本而已，傅汝怀尽然用了三十余年才编成，不知为何费时这么久，推想应是世事艰难，广泛搜集也不容易吧。是书与《黔风》二录一样，同为清代贵州文学史上重要文献，可补其缺。且至今年代已久，存世无几(贵州仅省图、省博有藏)，亦属珍贵。《黔风演》收录诗家主要为乾隆、嘉庆两朝之人，共三十九人，仍按“诗系以人，人系以事，以人存诗，以诗存人”体例编成，入编诗家以年代为序，计有贵筑王本玉(字琢章)十七首，瓮安犹法贤(字心鲁，号雨樵)一百六十六首，清镇任灿(字景明)二十首，黄平王孚镛(字序东，号鸿轩)十一首，瓮安傅玉书(字素余，号竹庄)二百四十一首，玉屏田均晋(字康侯)五十七首，瓮安犹兆祥(字梦岩)一首，贵阳章嗣唐(字视三)一首，铜仁徐如澍(字春帆)四十二首，大定吴应鸿(字仪九)十八首，大定胡逊一首，黎平赵世万(号层峰)九首，黎平王国元(号晓亭)二首，贵阳何沅(号芷溪)十四首，遵义唐锟四首，遵义黎安理一首，贵筑傅铭(字新之)五首，仁怀傅师瞿(字又淳)三十五首，瓮安犹数祥(号听泉)七首，清镇潘恂(字厚田)一首，贵筑吴榛(字西林，一字树之，号立亭)九首，贵筑朱人价十首，广顺李庆长(号春坞)九首，定番金学道(字莲峰)五首，贵筑张国安(号治斋)二十八首，贵筑张国华(字文轩)三十二首，贵筑赵毓驹一首，遵义金章聘(字向之，号莘田)五首，贵筑花杰(字�`士，号晓亭)六首，贵筑王瀹(号�F川)十四首，桐梓苏敬商(字西河)十首，玉屏洪其��(字素涵)四首，贵阳周�t(字苍王)九首，清镇任��(字鉴斋)三首，遵义王青莲(字希白，号香湖)十三首，思南冉中涵(号秋潭)六十六首，贵筑李若兰(字心畹)四首，贵筑狄觐光(字宾于，号筑坪)十二首，瓮安赵本�Вㄗ种狈颍┮话偃�十二首，共计一千零四十一首[28]。当中，以收录瓮安本籍犹法贤、傅玉书、赵本��三人诗作较多，这个也不奇怪，人之常情，且搜集亦较为容易。　　《黔风》系列自付梓传世后，至今未有重印或整理。作为这样一套先于《黔诗纪略》出现的地方文献，当引起现今学界和后人之重视，应该让它为需要者所引用及研究。故我们在此呼吁，希望《黔风》三部曲能在沉睡一个半世纪后，经过整理，能以新的面貌为学者士子们所瞩目，为研究贵州文化史、文学史者所用。

　　参考文献：

　　[1][2][3][4][5][14][15][19][20]《桑梓述闻》卷八傅玉书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12月第一版203页、255-256页、256-257页、259-260页、177页、1页、191页、199页

　　[6][7]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127页

　　[8]傅氏世系根据傅玉书《桑梓述闻》综合理顺，读者请参阅该书。

　　[9]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本贵州人民出版社年月第一版页

　　[10]转引自《千年��柯万寿古邑――瓮安历史文化概览》贵州豫章书院黔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戏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四章67页

　　[11]转引自《千年��柯万寿古邑――瓮安历史文化概览》贵州豫章书院黔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戏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四章68页

　　[12]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128页

　　[13]傅玉书《鸳鸯镜传奇》自序清光绪二十一年版贵州省图书馆藏本)

　　[16][17][18]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128页

　　[21][22]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点校本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第一版1128页

　　[23]以上诸条均转引自《千年��柯万寿古邑――瓮安历史文化概览》贵州豫章书院黔学研究中心编中国戏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一版第五章134-135页
　　历史研究论文发表期刊推荐《史学月刊》是河南省历史学会和河南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历史学专业刊物，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原名为《新史学通讯》，1951年1月由著名历史学家嵇文甫先生创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创刊最早的综合性历史学专业期刊；1957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刊名，改名为《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