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论文发表《红旗谱》的精神内涵新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红色经典价值重估的研究已经呈现跨学科、多视角、多层次的趋势。很多文学家也对一些作品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文章是一篇核心论文发表范文，主要论述了《红旗谱》的精神内涵新论。
　　摘要：论文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辨析《红旗谱》的精神内涵。“红旗谱”描写的“二师学潮”等事件，彰显抗日救亡的爱国时代内涵，批评片面的国家主义和利己主义;反思斗争中的盲动和冒险色彩，突出斗争策略和寻求外界声援。

　　关键词：《红旗谱》,二师学潮,理性爱国,教育价值

　　就文学层面来说，2005年前后，“红色经典”又成为当代文学话语中的热门词语，对红色经典重新评价也成为学界研究热点之一。《红旗谱》是十七年时期涌现出的经典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之一，描绘了华北地区农民革命的历史，表现了保定人民对土地、家乡和祖国的热爱。《红旗谱》在保定乃至全国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广泛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它的人物与故事为人民熟悉和喜爱，它的爱国和革命精神在新时期依然具有光彩和价值。“二师学潮”是《红旗谱》后半部分最重要的情节，本文主要以这一情节为主，辨析《红旗谱》蕴含的精神内涵。

　　一、彰显保定人民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

　　《红旗谱》表现的冀中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它的精神内涵首先表现为彰显保定人民的抗日救国的意识，渲染了保定人民保家为国的爱国精神，突出了学生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高的爱国行为。什么是爱国主义?列宁给出这样的定义，“爱国主义是由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1]从列宁对爱国主义的定义中，一方面，我们明了爱国主义是人类普遍性的自然情感，它是超越了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永续的一种情感。或者可以说，只要国家存在，爱国主义就会也应当存在。另一方面，爱国情感伴随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的始终，那么爱国情感既是一以贯之的，又是具体的、现实的，既具有共同内涵，又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点。

　　对于中国来说，近代的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感受到了强烈地民族生存危机。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更有了前所未有的危亡感。当此之时，对于每一位中华儿女来说，爱国首先要保国，爱国就是不让祖国的人民受到侵略者的蹂躏。因此，抗日救国成为衡量爱国和卖国的最重要的标准，也是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的集中体现。《红旗谱》中“二师学潮”发生的历史情境正是1931年秋天日本军国主义的关东驻军在中国的满洲燃起战火、继而加紧侵略华北之时。梁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突出了“二师学潮”具有的时代内涵：宣传抗日，争取民主，这就是当时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不管是江涛和严萍上街散传单、演讲，还是二师的学生反对解散学校、护校，抑或是后来江涛等护校学生打算转入乡村开展工作，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宣传抗日、抵抗侵略者，为国为民、为家

　　为校。

　　二、批评片面的国家主义和利己主义

　　《红旗谱》在其“二师学潮”的文学塑造中还通过江涛和冯登龙这两位青年学生的对比，突出了江涛式的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爱国情怀，批评了冯登龙式的假爱国之名的片面的国家主义和利己主义。江涛和冯登龙既是二师的同学，又是同乡，二人还同时爱着严萍。冯登龙是一位已经破落的地主的儿子，他的父亲因为和冯阅轩的父亲打官司而输去了大部分家产。虽然冯登龙也痛恨土豪劣绅，也不满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想当兵去打仗，但他的革命思想与江涛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与地主阶级斗争的出发点和目的也与江涛有所不同。《红旗谱》第42章写到了江涛和冯登龙在严知孝家展开的一场关于国家前途和救国方针的问题争论。冯登龙主张全民皆兵，实行墨索里尼那样的军国民主义。江涛却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中华民族要想得到独立、自由、富强，只有发动群众，改造经济基础，树立民主制度。伟大的群众力量才是英雄。”[2]408显然，江涛是对时代、民族和国家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显然作者将江涛式的共产主义者和冯登龙式的片面国家主义者做了对比，显示出后者的狭隘。冯登龙曾对严萍说，他要当了旅长，立刻把冯阅轩他爹压到监狱里去。这体现出冯登龙对冯阅轩等土豪劣绅的痛恨与江涛、朱老忠对于冯兰池的痛恨有质的不同，前者不过是两家地主为个女人争风吃醋。冯登龙在老师严知孝和所爱的严萍面前大谈国难、国魂、救国，“我还是那个意见，要想国家强盛，只有全民皆兵，实行军国民主义。”[2]408冯登龙的真实目的就像严萍意识到的那样：“你是为了自格儿的事情，既想做官，又想发财。”[2]419小说用江涛等人为国为民的高尚情怀，对比出冯登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生信条和假爱国而真为己的自私言行。

　　三、反思斗争中的盲动和冒险色彩

　　江涛这个人物形象的着力塑造，一方面强化、凸显了《红旗谱》“二师学潮”中爱国学生渐趋理性、成熟，另一方面也通过江涛理性辨析学潮形式，反思了当时党的领导机构、中共保属特委和学潮领导者的一些盲动、冒险行为。

　　1932年春天，省政府下令：第二师范提前放假，把学生和教职员驱逐出校。不出一个月，政府宣布解散学校。护校委员会讨论对策后，最终决定要保卫“抗日的堡垒”，召回在乡同学，开展护校运动。江涛从一开始就敏锐地感受到这次学潮和护校运动与往次不同，形势异常严峻，在讨论中主张学生分散到乡村去号召广大农民起来抗日。虽然江涛最终服从了护校委员会老夏的决定，但自始至终没有对统治者和斗争抱侥幸心理，而是对统治者的残忍和斗争的残酷性有着清醒地认识。当二师被国民党的警察和保安队包围时，老夏感到事情有些突然，认为当局不一定那样残忍。江涛却指出：“不算突然，他们对爱国者是有计划的行动。”[2]432此外，江涛还提醒老夏：武装自卫，等待谈判，是不是有些机会主义?这其实都是警惕和反思护校斗争是否陷入盲动和冒险中。经过江涛屡次理性分析学潮和护校斗争的意义与困难，再加之严知孝的谈话、小魏和一些同学思想的变化，老夏也渐渐意识到：受到盲动思想的蒙蔽，二师和他的学生要陷入灾难中了。于是，小说从53小节开始，整个护校委员会开始反思盲动、狂热思想与行为，决定走为上策。正像江涛与张嘉庆谈心所指出的，张嘉庆不怕流血，不怕死，不怕坐监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可是革命不是为了流血牺牲，爱国也不是逞一时英雄，冒失、莽撞只能白白浪费革命热情，损失革命力量。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或者说理性爱国的力量最强大。当代中国依然需要爱国主义，我们也应该珍惜人们的爱国之情。特别是大学生群体，他们有爱国的热情，有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自强心，这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软实力。然而，国民崇高和珍贵的爱国感情有时也会被一些过激的言论或别有用心者导向破坏和暴力，这些都警示我们，不要用激情绑架了理性，爱国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性表达。　　四、突出斗争策略和寻求外界声援

　　“二师学潮”是为了唤起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感情、保家卫国的爱国学生运动，不是个人复仇。因此在学潮整个过程中，学生们讲究斗争策略，除了维护人民利益，还依靠人民的力量，积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争取一切力量声援斗争。

　　《红旗谱》写到，在护校斗争初期，护校委员会明确认识到争取外界援助的必要性，并制定出如何争取外界援助的具体对策。“一，普遍展开宣传工作，争取社会同情。二，搞好交通，和外界保持联系。三，开展士兵工作，争取士兵，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最后一点，重视粮食补给问题以应对长期包围。”[2]433当时，第二师范被敌人围得铁桶一般，学校和外界断绝了联系，江涛反复考虑着怎样和外界取得联系，并取得外边的援助。后来，江涛用墨水写了信，拴在石头上，投到马路对过的河北大学去，河北大学的学生们把这封信交到保定学联。第二天，学联派人在河北大学与江涛进行了隔墙交流，知道了护校学生处于饥饿之中，急需救济。于是，保定市救济会、保定市工会和学联的大力支持二师学潮在七・六护校斗争，积极宣传二师学生的爱国行为，并发动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们，给二师学生送粮，向二师校园里扔大饼。这不仅暂时解决了护校学生断粮的问题，也为护校争得了舆论支持。在取得保定市工会和学联的大力支持后，江涛等学生还积极争取包围二师军队士兵的同情和市民的帮助。江涛等人深知，打不破饥饿政策，斗争无法继续下去。江涛晚上在北操场站岗的时候，被站岗的老兵同乡的冯大狗(冯富贵)认出。江涛见冯大狗有几分义气，就想到与冯大狗搞好关系，将来或许有用处。当江涛确认冯大狗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当差后，开始激励冯大狗的爱国之心，向冯大狗宣传抗日，努力争取冯大狗对学生的同情和帮助。后来，江涛出去筹粮，果然受到了冯大狗的帮助。江涛被护校委员会派出去会和学联研究怎样向外转移的问题，也受到冯大狗帮忙。最后，冯大狗又帮助照应张嘉庆并助其逃出医院和保定。此外，在护校学生闯出包围、外出筹粮前后，老夏等人积极争取包围他们的士兵的同情，他向白军讲话：“士兵弟兄们!二师同学为了抗日，把日本兵赶出中国去，坚持护校!反动派抱定不抵抗主义，要把东北四省送给敌人……指挥你们包围学校，逮捕抗日青年……今天我们实在饿不过去，有愿和抗日交朋友的，请行个方便……”[2]457士兵们听了之后，心里才明白学生是为了抗日救国。他们觉得抗日大家都得赞成，也就不再坚决阻挡学生。可以说不讲究斗争策略和团结行为，江涛等人的筹粮行动就不会成功，护校斗争也难以坚持下去。

　　总之，细读《红旗谱》，会发现这部以史实为依据的红色经典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精神内涵。本文只是以“二师学潮”为主做出初步分析。而寻找《红旗谱》等红色经典精神内涵与时代精神与社会发展的契合点，发掘冀中平原儿女爱国、勤奋、坚韧与乐观创新精神和“二师学潮”中奋发图强和保家卫国的思想内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兴燕.试论理想爱国――对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反思[D].华中科技大学：2009.

　　[2]梁斌.红旗谱[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

　　作者简介：马海霞，保定学院教育系。
　　核心论文发表期刊推荐《东疆学刊》是延边大学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经国家教育部组织专家审核，于2001年4月2日被批准为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本学刊作为基地服务的学术期刊，为尽快提高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整体科研水平和参与国家、地方重大决策的能力，主要研究东方各国观念形态的文化，如文学艺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政治、法律制度、企业文化以及其它人文科学，侧重中朝韩日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