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置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第一种：认为职务犯罪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高层次、高智商犯罪，其本质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第二种：认为职务犯罪是掌握国家公职权力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私用或滥用公共权力破坏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和公民利益，依法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第三种：认为“职务犯罪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从事的犯罪活动。”

　　综上，本文认为职务犯罪应当是指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依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涉及罪名的特定性

　　从刑法分则看，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由司法工作人员，其所实施的罪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罪名，分别是贪污、受贿、徇私、徇情枉法罪、枉法裁判罪、刑讯逼供罪、逼取证言罪、殴打、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私放在押人犯罪，过失导致在押人犯脱逃罪，枉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罪等。

　　(二)发案率高

　　从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中，各年立案侦查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变化不大：2009年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670人，2010年查办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2011年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524人，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司法工作人员2395人。通过对上述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数量并不是逐年减少的，也不是逐年增加的，而是一直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三)窝案串案的共同犯罪较多

　　由于一个刑事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审判不仅是一个机关的工作人员。从2003年武汉中院13名法官受贿窝案、2005年阜阳市中院十余名法官腐败案之后，2008年深圳中院窝案原副院长受贿案来看，此类型案件往往涉案人数众多，查处案件难度大，社会影响十分恶劣。

　　(四)查处难度大

　　司法工作人员大多具有较高学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比较了解，清楚从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到执行的各个工作环节，通常具备较高的反侦察意识，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如何躲避侦查机关的侦查，使得侦查机关根本无法获取他们的犯罪证据。另外，由于他们身居要职，平时朋友较多，当他们接受调查时，他们又会在第一时间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五)年龄结构越来越“年轻化”

　　以北京市为例，海淀区人民检察院2002到2004三年间查处的不满30岁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就有19人之多，占贪贿案、挪用公款案总数的17.6%。

　　三、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深层原因：封建特权思想作祟

　　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位高权重者，利用职务实施贪污受贿更容易、更方便，更具备犯罪条件。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再也不是多年前那清一色的思想，尽管大方向没变，但是具体到个人思想上，往往法治理想与封建特权思想并存，很多也算功成名就的人就在"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不甘心中走上了职务犯罪的道路。

　　(二)导火索：生存压力大

　　犯罪的司法人员中，大多都是70后，80后。这个年龄段年富力强，正是人生中干工作冲劲最大的时候，但是若没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保障则往往会在客观上必然分散工作精力，尤其对于那些有上老人下有孩子却仍无住房的男性司法人员来说则压力更大。物质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前提，精神上的纯洁高尚在物质利益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于是有一部分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开始研究法律漏洞，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三)“潜规则”害人不浅

　　各行各业都有“潜规则”，司法领域也不例外。“吃了原告吃被告”并不一定是司法人员愿意的，司法人员手中只要一有案件，就会有当事人有请客送礼或者其他手段贿赂司法工作人员。相关心理学实验表明，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同的弱点，都或多或少地受暗示效应的影响。为当事人提供便利，为自己换取好处，利用权力实施职务犯罪似乎成了大家“一切尽在不言中”的一致追求。或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心理才导致他们觉得利用手中的权力换取金钱很正常，不这样做才不正常，规则变了味，法律也无奈。

　　四、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

　　(一)肃清思想毒瘤是预防的根本

　　思想是犯罪的万恶之源，因此，应当从思想上防患于于未然。

　　首先要肃清封建特权思想，杜绝拜金主义思想，经常性提出预防建议。长期以来司法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很低，不要说和那些高薪行业相比，就和律师相比就相差许多，例如法官和律师，他们就如一父异母生的孩子，吃着同样的法律粮食长大，流淌着同样的法治骨血，却因为服务于不同的阶层和对象面临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而过着迥然不同的生活，这就让许多司法工作人员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同是做法律工作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次要正确引导从众心理，对有关人员进行警示教育。

　　饱暖思淫欲，当衣食无忧社会地位稳定后，在社会交往和朋友聚会的影响中一些干部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贪图美色是人之常情，开始追求超道德超法律的更高层次享受。没有人天生就是罪犯，人在适应环境时的同时总是在不断整合自己的能力、情绪、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和体质，逐渐形成一个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自我。很多人在求学甚至初工作时依然还把持着自我，在工作后却受社会的影响开始堕落。

　　再次，要针对司法人员的自身特点引导克服生存危机心理。司法人员不同于没有法律素养的社会人员，他们一般读书较多，对社会、世界、人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认识。“法律是需要被信仰的”，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还是坚守着内心对法治的信念，为法治理想而努力地做着自己能做到的哪怕微薄之力。

　　(二)高薪养廉最见效

　　经济因素是职务犯罪的最大动因。如果大幅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使得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他们就会自然而然的很少有人会去以身试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非法利益了。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当违法成本远远高于守法成本时，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选择遵守法律，而不是以身试法。国外就有先例可以借鉴，例如在新加坡，他们一个普通司法工作的人员的年薪都是30万元。

　　(三)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权力干涉

　　在司法实践中，真正的司法独立仍然难以实现。要保障司法机关的司法独立，就必须使司法机关与地方利益割裂开来，摆脱地方利益的约束，而现今的情况却是司法机关按行政区划设置，在人、财、事均受制于地方，地方司法机关变成了“地方的司法机关”。这样就不大可能在审判方面不受制于地方，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也就必然难以克服，司法机关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决定了法院很难超越这种利益关系做出中立的裁判。在不当干扰和非法妨害面前徒唤奈何的软弱无能的司法权，一个在外部压力下不断变形的司法权，一个见风使舵、根据力量对比来确定司法行为方向的司法权，不仅无力承担起它本应承担的司法职能，还会彻底毁掉公众对法律制度的信心。在这样环境下面，我们又怎能期望司法工作人员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判决了。面对以上状况，我们可以建立问责机制规制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上级司法机关对下级司法机关的不当干预;在中央设立专门的司法机关经费管理部门和人事管理部门，每年定期调研，按各地区司法实际情况进行人、财、事的统一调配管理，脱离地方政府的不当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