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传统的民族吹打乐

　　民俗文化，是产生并传承于民间、世代相袭的文化事项，是在普通人民(相对于官方)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1]。民俗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俗语“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很准确地描述了区域生活空间的差异。历史上的左权县地处高寒，四面环山，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经济发展缓慢。正是这样的生存土壤，造就了左权人民特有的文化生态。由于环境的相对封闭，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跟外界的文化交流。无论是语言表达、风俗习惯，还是生活方式等都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左权人民能歌好舞，并善于演奏民族乐器，通过丰富的音乐形式来表达情感。左权民间吹打乐或为民歌、花戏伴奏，或进行纯器乐演奏，其旋律曲调独特，风格自由多变。以纯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左权的民俗风情，并形成了其特有的音乐形态。正所谓：地方民俗的风韵，尽在地方民间音乐形态之中。每一种民歌、每一种民乐、每一种民间音乐的形式，都因其存在地域风土人情的不同而深深印刻着不同的民俗烙印;反观之，音乐形态上的这民俗烙印也以其鲜明的象征性印记表达着给予它烙印的民俗的意蕴。[2]左权民间吹打乐主要植根于当地农村，它的生存发展与民俗文化密不可分。吹打乐常常活跃在当地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等活动中，对于民俗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民间吹打乐既服务于民俗活动的需要，又在这些活动中为大众表演，满足民众的娱乐需求。民间吹打乐与民俗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吹打乐已经成为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地方乐种都承载着当地人民的文化心态。民间吹打乐与民俗文化都是在这种内在的文化心态的引导下逐步形成。我们通过音乐看到了文化;而透过文化,我们又听懂了音乐。[2]民间吹打乐主要存在于各种民俗文化活动中，离开了民俗文化，民间吹打乐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同样，没有了民间吹打乐，民俗文化活动也会黯然失色。换言之，左权民俗文化孕育了左权民间吹打乐，左权民间吹打乐传播了左权民俗文化。二者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二、从左权民俗文化看左权民间吹打乐的艺术形态

　　民俗文化通过具体的民俗活动来呈现并传达，婚丧嫁娶、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等都是民俗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左权的民俗活动形式基本一致，但活动的内容却独具特色。左权民间吹打乐广泛应用于当地的婚礼、丧葬、闹社火等节日庆典活动中。

　　(一)婚礼中的左权民间吹打乐

　　传统的婚礼仪式比较复杂，有基本固定的程序，吹打乐贯穿于整个婚礼当中。吹打乐主要用于起鼓、迎亲、开宴、送亲、闹洞房等环节。乐手们一般在早上八九点钟就会到达新郎家中，演奏一些欢快、喜庆的乐曲，代表婚礼仪式正式开始。吃过早饭后跟随花轿(现在更多用轿车)迎亲，快到女方家时音乐响起，多吹奏一些喜庆的民歌或流行歌曲。开宴期间多为吹戏，例如《打金枝》，开宴后送亲，演奏要持续到闹洞房。闹洞房环节围观群众最多，演奏也会达到高峰。音乐内容欢快喜庆，曲目可自由选择。中间穿插竞技表演，例如两到三支唢呐交替吹奏、“三倒手”(1)等。婚礼仪式的演奏曲目部分是相对固定的，大致由传统曲目或晋剧曲牌、左权民歌、时下的流行歌曲三部分构成。传统曲目大致有《节节高》《万年花》《小十板》《小对舞》《喜庆套曲》，晋剧曲牌有《喜庆小开门》《喜庆急毛猴》《打金枝》等。根据西关梁家班的演奏曲谱分析，喜事多用F调唢呐，筒音作“re”，多用快速和中速，小唢呐“领”，大唢呐“顺沟爬”，笙以及打击乐器用来烘托气氛。

　　(二)丧葬中的左权民间吹打乐

　　相对于喜事来看，吹打乐在丧葬仪式当中发挥的作用要更为重要。目前左权的丧礼中基本都会雇佣吹打乐班。演奏内容根据丧礼的仪式来调整，同样有基本固定的程序。乐队编制如下：唢呐2支、笙1—2把，小鼓、小镲，晋胡等拉弦乐器，常常会加入1—2个演唱人员。丧礼演奏以F调、G调大唢呐为主，演奏曲目以晋剧曲牌为主，筒音作“do”，哀乐速度整体偏慢。吹打乐手会在出殡前一天傍晚到达，进行阶段性的演奏，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出殡方为结束。吹打乐几乎贯穿于每个仪式当中，主要体现在起鼓、烧纸、出殡等重要环节，起鼓仪式预示着丧葬仪式正式开始，演奏的曲牌是固定的。分别是《白事小开门》《白事急毛猴》《单雁孤飞》，因三个曲牌演奏时起三次落三次，民间也俗称为三起三落(2)，代表人的一生起伏不定，充满坎坷。烧纸环节是亲友们对逝者的祭拜，并伴随着子女等其他家属的哀哭。因此，吹奏的哀乐要刻意放慢速度，并进行旋律简化，唢呐等吹管乐器要以持续的气颤音为主，以此突出如泣如诉、悲哀的气氛。出殡时要按顺序依次演奏《阿弥陀》《救苦天尊》《昄依佛》等乐曲。左权丧葬仪式中除了一些固定的传统曲牌，主要演奏《哭殿》等晋剧选段，还有就是当地比较悲苦的民歌，也会吹奏一些时下流行歌曲。在遇到村民拦灵等人多的场合，乐手们之间会进行竞技表演，例如用鼻孔吹唢呐,或者把自行车等放在肚子上仰面飙长音，以此来体现自身的功力。

　　(三)节日庆典中的吹打乐

　　除了红白喜事，左权民间的吹打乐还广泛应用于春节期间的“闹红火”等民俗活动。春节是我国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节日，左权人民也不例外,每逢此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庆典。节庆场合中，吹打乐主要用于左权民歌、小花戏的伴奏，也有少部分属于纯器乐演奏。老百姓非常积极，常常会自觉加入到小花戏的队伍中，跟随音乐载歌载舞，欢度佳节。节日庆典中大部分的演出都是艺人们自发组织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纯粹出于兴趣爱好。综上所述，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呈现离不开具体的民俗活动，对民俗文化活动具有依附性;左权民间吹打乐随着民俗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因而具有传承性;左权民间吹打乐的存在需要特定的环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三、从左权民俗文化的变迁看左权民间吹打乐的演变

　　左权的传统民俗文化博大精深。从文化角度看，左权民间吹打乐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是左权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出来，反映了左权人民的集体表象的一种文化形式。左权民间吹打乐在演奏时，往往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朴素的审美情趣。这是因为它适合于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而形成的美感。尽管多少年来在演奏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发生变化和更新，但民间大众所赋予它的思维、表达方式和特定的深层寓意内涵，却源远流长，至今不变。所以，可以说左权民间吹打乐是一种特定地域上的民间大众艺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民间吹打乐是左权民众必不可缺的精神食粮。无论婚丧嫁娶、节日庆典还是祭祀寿礼、逢年过节，都需要民间吹打乐的演奏来渲染气氛。每一种民俗事项都有着完整的活动程序，什么时间演奏什么乐曲都有老祖宗定的规矩。对于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会自觉遵守。汉代以来，民间吹打乐不断发展衍变，并随着不同时期的音乐风格而变化，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据雍正《辽州志》(3)中记载“辽僻壤地，而比户弦歌，文风颇盛”。但是，无论民间吹打乐的音乐风格及演奏形式如何变化，始终都伴随着传统的民俗事项而得以呈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府对民俗文化的重视，左权民间吹打乐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吹打乐基本是以村为单位，几乎村村都有。由村干部组织，属于自发的、小范围形式的表演。乐器配置比较简单，基本为2支唢呐、一把笙，一个小鼓、一面镲，其他乐器可自由调配。左权民间吹打乐曾一度成为乡村文化的中心，在茶余饭后、农闲季节，男的大多演奏乐器，有吹有打;女的则唱民歌跳小花戏。左权小花戏传承人李明珍介绍到，在左权农村老一辈人中，几乎人人都能上手演奏乐器，尽管不懂乐谱，更没有系统学习，但大多演奏当地的“老调”。左权民间吹打乐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据艺人们介绍，几乎村村都有类似的演出团体，可以说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它。20世纪末期，由于全球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地方民俗文化受到了极大的冲击。随着乡村生活空间的压缩，民间吹打乐依附的民俗事项日渐衰落。目前左权农村的部分婚礼仍沿用着过去的风俗，但县城里的婚礼仪式中雇佣吹打乐班的越来越少，更多的被威风锣鼓等形式取代，或者直接用音响来为民歌小花戏伴奏。只有家庭条件较好的大户人家会使用全套的配置。用村民的话说，就是因为吹打乐不洋气，听起来不够喜庆，不适合婚礼、生日等喜庆场合，细吹细打的更适合办丧事。近年来，伴随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呼声的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民间乐种的生存空间。每年春节期间政府都会举行大型的节庆表演，加强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由各个乡镇代表队选派节目，组成一个个方队在固定的地点进行表演，每个代表队都各具特色。节日庆典没有更多的仪式限制，演奏内容较为自由。除了当地的民歌小调，更多的是流行歌曲，很少会吹奏传统曲牌。随着演出形式的变化，原先的乐队配置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很多鼓乐班都进行乐器调整，加入了西洋乐器，电子设备，有的干脆直接用大型音响设备。为了提升演出效果，现在有很多的乐队中都加入了电子琴等新的设备。很多年轻艺人还运用音响以及其他新技术来学习和演奏，虽然改变了传统的乐队编制，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吹打乐的创新和发展。随着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很多农村的习俗已悄然退化，许多的传统观念逐渐被颠覆，人们的审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遍及城乡的民间吹打乐已不再受到大家的热烈追捧，人们的注意力被其他的新鲜事物所吸引。从根本上来看，民间吹打乐的衰落是由于传统民俗文化的退化。民俗文化与民间音乐具有内在的“一体性”特征，民俗文化为民间吹打乐提供了生存土壤。因此，保护地方传统民俗文化，是传承地方民间吹打乐的重要前提。从客观上说，左权民间吹打乐是一种非物质文化现象。它不但有其曲调、曲风、配器形式的传承，而且有着它自身独有的特殊内涵。从左权民间吹打乐的曲调、曲风的寓意中，可以体会到从中反映出来的左权当地民众的心理特征、生活追求和审美情趣，是我们追寻中华民族的民族渊源和原始文化的鲜活例证。从这一文化现象看，开展对左权民间吹打乐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探索原始文化的演变，有利于这一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阅读期刊：《音乐探索》

　　《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由四川省教育厅主管、四川音乐学院主办，是西南地区唯一一份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探讨音乐理论的学术性季刊。她创刊于1983年，历时27年风风雨雨，至2008年9月共出版了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