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音乐通论性如何研究

　　接下来小编介绍一篇国内比较有名的音乐教育期刊《音乐教育与创作》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严谨学风，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科学文化，促进国际科学文化交流，探索防灾科技教育、教学及管理诸方面的规律，活跃教学与科研的学术风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

　　[摘要]本文对1990年以来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按照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归纳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关键词]社会音乐教育;通论性研究;综述

　　1]中国社会音乐教育的滥觞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孔子兴办的私学里对于“六艺”中的“乐”的教学，在经历了2000多年缓慢的发展，终于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它的兴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作为国民文化程度标志之一的音乐文化事业得到了长足的进展，社会音乐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其覆盖面越来越大，越来越引起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对社会音乐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也逐渐繁荣起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对1990年以来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做综合的归纳与分析，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只求从中看出对社会音乐教育的渐进认识和研究渐渐深入的理论历程，有利于今后的研究。

　　一、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专论部分

　　孙继南的《社会音乐教育———中国音乐教育40年之三》[2]是对建国40年来中国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综述，对之后这方面的研究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和学习意义。文章从介绍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角度论述了建国40年来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状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与见解。作者把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分为两大类:由政府有关部门主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和由学校、社会团体主办的社会音乐教育机构;分别论述了这些教育机构的发展现状和它们对于活跃社会音乐生活，提高人们群众音乐文化素养，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为培养专门音乐人才铺垫基础等方面产生的十分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作者对于这两类社会音乐教育机构的发展和作用是持十分肯定和积极态度的。而对于他在文末提及的空前兴盛的个体性家庭私人教学，一方面肯定了此类教学在培养音乐幼苗和向专业音乐院校输送人才方面的不容低估的作用和意义，认为其是一种很值得提倡和推广的社会音乐教学方式;一方面又认为此类教学因目前尚无一定的审核批准条件和规范要求，在教学质量方面尚存有一定问题。最后作者认为1989年末中国音协决定成立全国业余乐器考级演奏委员会，以逐步试行定期考级制的战略性措施，对今后社会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无疑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现状来看，作者近20年前的看法和见解是很有见地和前瞻性的。舒泽池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音乐教育》[3]敏锐地捕捉到了世纪之交将带给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契机。作者首先概括了20世纪后20年社会音乐教育发展的特点:蓬勃中有混乱，追求中有迷茫，基本上是作为专业音乐教育的附庸和学校音乐教育的补充，缺乏理论的思索和独立的品格。而后用主要的篇幅论述社会音乐教育将以怎样的发展态势来达到21世纪对人的发展的新要求:将音乐与人的素质的成长紧密的、有意识的结合。众所周知，20世纪后20年社会音乐教育的发展正是忽视了对于人的素质方面的培养，更多的是对功利性的追求，例如考级带给学生升学的加分等等。作者针对当今世界对人的全面发展与创新能力的素质要求，重新做出了社会音乐教育是作为素质教育的音系教育的定位，并提出当下社会音乐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和增进人的音乐感知能力。文章的研究宗旨和意义对上述孙继南一文有一定的承接性，一定程度上为进入21世纪的社会音乐教育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目标，提供了理论上比较可行性的方法和途径。陈雅先的《社会音乐教育实践的着眼点》[4]一文阐述的观点与舒文相比较，可以说也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作者也认识到社会音乐教育应该是一种注重人的全面音乐综合素养发展的实践尝试，使受教育者获得较高的人文修养，在本质上应该是对“教育本体功能”，也就是对人的关注的回归，并采取了实践作为着眼点来进行阐述。作者首先分析评价了目前的社会音乐教育实际情况及总体效果:目标正确，方法有误。作者认为导致“方法有误”这种局面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二是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倾向。从而得出结论:观念的转变，是社会音乐教育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并提出了相应的实践上的可行性措施:社会音乐教育教学应从培养目标的具体把握和教学内容的选择入手，将专业音乐教学的课程结构加以改造和扩展……作者认为，唯有这样:转变观念，理论结合实践，循序渐进，才能培养出面向全社会在人文本质上真正超越前人的人。这种人不但能适应未来社会，还能改造、丰富、发展社会。当社会音乐教育能培养出这样迥然区别于前人的“新人”时，那么新世纪的社会音乐教育则步入了恢宏的理想境界，履行着自身的崇高使命。因为文章以“实践”为着眼点，所以更凸显了它的实用价值，对之后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实际操作无疑具有科学的理论指导意义。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专门性论述还有:如曹理的《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与创造意识培养》着重论述了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对孩子的音乐学习要注意创造意识的培养，而创造意识培养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和社会音乐教育良好的环境。陈明大的《对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5]从我国社会音乐教育的宏观视角出发，对社会音乐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社会音乐教育者的素质要求进行了讨论。李家回的《我对社会音乐教育的认识》[6]从教与学的双向选择、教学方式的随意性、社会音乐教育是专业音乐教育和普遍学校音乐教育的有益补充，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音乐教育的特点。王亚军、董晓光的《关于社会音乐教育的几点思考》[7]具体论及对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的一些要求:如社会音乐教育工作者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良好的示范是乐器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明确地告诫学习器乐或声乐的学生们音乐素养的学习要尽量和器乐或声乐的学习同步以及学费的问题等。这些文章选取的视角虽然相对都比较窄，但也是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

　　二、社会音乐教育宏观性的理论研究———兼论部分

　　樊祖荫在《李凌的国民音乐教育观》[8]一文**绍了:1.李凌对国民音乐教育所包含内容的概括:国民音乐教育，包括大、中、小、幼及城市、乡村，工人、农民及街道的音乐教育，即除了专业音乐教育之外的学校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及师范音乐教育。2.李凌专论《音乐教育需要立法》中，就国民音乐教育的方针、任务、政策、体制、内容、规格及教材、教法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详尽的阐述，并从培养目标，从教学的规模、规格、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从培养人才的角度等方面论证了国民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教育的共性和区别。文章最后总结:李凌同志的音乐教育思想，尤其是国民音乐教育理论，无疑会对我国音乐事业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齐易、史丽欣的《跨入21世纪的中国音乐教育》[9]在它的第一部分:对20世纪末音乐教育的回顾中论及了社会音乐教育方兴未艾的成就和社会音乐教育呈现的无序状态，在对学生的培养上重技轻艺上所面临的问题。在它的第二部分:21世纪中国音乐教育的发展中，论及了社会音乐教育在21世纪的发展中对于管理混乱的问题，各管理部门应加强相互协调;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对私人授课教师进行制度化的考核，私人授课教师也要凭证施教;对于音乐考级的问题，作者认为我国的文化部门应该按照国家文化部已于2002年5月17日起正式颁布和实施的《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的规定，认真负责地管理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工作等。朱则平在他的《建立中国普通音乐教育体系之我见》[10]中论及到要建立多层次的社会音乐教育。作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应该充分挖掘潜力，投入更多的力量到社会音乐教育中，音乐院校、音乐团体、群艺馆、文化馆、图书馆以及戏曲曲艺团体都应设立社会音乐教育机构，长培、短训、义演相结合，发挥青少年宫的重要作用;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设立艺术教育中心，师资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等。冯效刚的《试论专业音乐教育与其他类音乐教育协同发展》[11]在论及社会音乐教育的部分认为:社会音乐教育面向的对象是当今社会的主体，放弃了社会音乐教育，就失去了音乐活动的主要对象;专业音乐教育和学校音乐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主动关心社会音乐教育，并建设一支强大的社会音乐教育队伍;只有学校、师范、社会音乐教育都兴旺发达起来，专业音乐教育才会有基础，才会有氛围，才能有广大的同盟军。尹红红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与社会形成合力》[12]论述的观点与冯文可谓异曲同工。作者认为，社会音乐教育应与学校音乐教育形成合力。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参与，有效的、规范化的社会音乐教育具有丰富的内容和灵活多样的实施方式，如广大媒体、各种社会公共设施、机构和社区与家庭等对社会音乐教育发挥的积极作用对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推进力。刘新丛的《音乐教育的社会新需求》[13]一文，分析了新时代对社会音乐教育综合需求的5个方面:1.与音乐教育相关联的传媒日益增多，专业采、编、播人才的总量需求较大;2.各级各类学校的合唱团、军乐团、管弦乐团相继建立，对音乐教育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3.企业、社区的群众性音乐表演活动日趋活跃，需要包括指挥、演唱、演奏不同特长的专业音乐人才;4.演出**组织增多，对外音乐交流活动频繁，需要综合音乐素质较高的人才;5.具有音乐含量或功能的商业行业和经营行为增量较大，电子通讯、信息、旅游、出版、广告、服装演示等行业都有大量音乐策划、制作的人才需求。王萍的《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的音乐教育》[14]一文，从定义、教育形式、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身份、教育管理的角度、从工作成绩的性质等多方面对学校音乐教育和社会音乐教育进行比较，从而得出社会的音乐教育寓教育与活动之中，并不向活动参与者提出在活动以外的“某种外加的遥远的目的”。作者还认为，在我国，当这两种音乐教育并存于普通大学里的时候，很容易产生混淆，尽管混淆的程度不同，但可能会带来管理层之间互相牵制、互相干扰的后果。上述列举的文章虽然都是在全文中兼及论述到社会音乐教育，所占篇幅也不多，但是都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提出了一些实践性、实用性较强的看法和见解，无疑也是社会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社会音乐教育的研究成果的总结我们不难得出下面的一些结论:1.与1980年以来近30年中社会音乐教育实践上的蓬勃发展相比，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总体上还是不够的，也跟不上实践发展的步伐;2.缺少“扛鼎性”、纲领性和通论性的经典研究成果，更多的只是散论性的、不很成熟的研究;3.结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方面还有所欠缺;4.对宏观理论上和微观实践上的研究都有重复的现象，比较缺乏具有新视角和创见性的研究;5.研究队伍的学术氛围和学术深度都有所欠缺，权威性的“大家”、学者的参与研究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