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法现代化有何思考

　　(一)基于人性剖析：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根据基督教的观点可知，人是由上帝用泥土所造成的，并继承了始祖亚当、夏娃的原始罪状，具有本性卑劣、迷恋物质的享受与欲望的满足、地位低微等特点。因此，只有消除人性的所有欲望，才能够达到“神”的境界，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宗教的人性理论。基于这种人性理论，对于人类来说很难实现，强质实行起来使宗教成为刑法的主宰，而人在宗教权威面前就显得十分渺小，不值一提，为了能够有效消除一切背叛宗教的因素，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价值的，因为只有消除一切人类的邪恶杂念，才能有效断绝人性的原始罪状。正是基于这种观点的认知，使刑法在任何地方都点燃着不宽容的火把。随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使宗教理论受到了很大的批判。人性的自然本性得到思想家们的认可与肯定，人们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与快乐，主要是源于感官欲望满足。这种满足来自于人自身的真实感受，不仅体现出自然赋予人的最基本权利，而且也赋予了人精神力量，因此，也可以说，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人既不恶也不善。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比，思想家们倡导的启蒙时代表现出人性的另一方面，即人的社会性。人的自然本性体现出人的生物性特征，而人的社会性则体现出人的聚集形态特征。而人的社会性是由人的自然本性逐渐演变而来的，但与人的自然本性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由于人的自然性特征只是单纯的体现出人的生物种群的意义;而人的社会性则体现出人类具有的社会文化特征。社会文化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反过来，人类也受到社会文化的约束。因此人如果脱离社会独立存在，就会像动物一样失去了人类的本质特征，体现出人类与社会的真正联系就是人的本质。人作为道德的实体，可以清楚的意识到自己向往幸福的生活，同时也可以感受到其他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因此人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可以使别人得到幸福的生活，或者是不打扰、破坏别人的幸福生活。而人作为肉体实体的同时，又具有肉体感受的特征，这种特征使人产生一种为了追求幸福生活而谋取个人利益的自爱、自卫等的本能反映。人的道德实体与肉体感受体现出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生活在社会当中，同时也具有反社会性的特征。由于人的社会性两种对立本性的相互矛盾，仅仅依靠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很难进行调整的，需要借助外力的力量有效解决，而刑法也就因此而产生。(二)基于人性宽容：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精神由于人性的本性回归，使思想家们意识到人是自然的产物，受大自然法则的约束与支配，而人的本性善是自然所赋予的基本权利，但在社会环境与教育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本性善可以转化成一种美德，也可以转化为罪恶。因此，对于人的自然本性来说，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合理的限制，从而有效促使人朝着善良的一面发展。理性、道德、法律作为人类自然本性的引导与限制的有效途径，其中理性与道德体现在人性的内在引导与限制，而法律则体现出人性的外在的强制引导与限制。而人类的美德体现在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同时也是法律实施的基础。作为立法者，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当刨除一切的情感因素，例如亲情、友情、爱情等。法律的责任与使命就是有效制止人类作恶的欲望，并引导人类朝着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基于人性宽容的角度看待人生，在追求人性中利己的欲望时，也要尊重人性中利他的欲望。只有真正做到这样，才能真正认可、肯定人的自然本性特征，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社会性的平衡，有效实现人的精神与肉体、身与心的平衡发展，有效避免人类由于受到道德的斗争，或者是陷入欲望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这不仅仅体现出人类道德的基础，也体现出刑法现代化所具备的伦理精神。

　　二、基于利益平衡：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考量

　　法律的责任与使命是有效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从而实现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有机融合。由此可以看出，根据利益平衡的原则，从观念、制度、运行等多个角度对中国刑法进行全面的改革，这是实现中国刑法现代化伦理的有效途径。(一)变革刑法的基础观念在建立刑法时，应以科学、理性的犯罪观作为基础。台湾学者张甘妹说过：刑法的建立要想达到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就必须对掌握与了解各种犯罪现象、犯罪事实，就像医生一样，想要治好病，就要对症下药。因此在对于犯罪者承认所犯罪行具有社会危害性的时候，所犯罪行是无法进行消除的，各国刑法学界应该意识到，无论是在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不同种类与数量的犯罪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犯罪的本质是由于人的欲望而产生的社会基本矛盾。因此也可以说，有人存在的地方，就可能发生犯罪行为。对于人类的本性来说，实施犯罪的人与没有犯罪的人都属于正常人。对于实施犯罪的人，不仅要给予一定的惩罚，驱除邪恶，还要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二)有效调整犯罪构成结构法律作为一种系统的限制，可以效限制人类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做出危害社会利益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制定法律、刑法的过程中，应以一种警惕的态度进行仔细审查与斟酌，有效避免由于法律扩张到所管辖的范围外，使法律、刑法的人性基础受的损失。所以需要对犯罪构成，根据刑法制定的范围进行有效的调整。犯罪构成结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提出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产物，体现出当代处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对封建罪刑擅断的不满与憎恨。罪刑法定原则从其制定之日起，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责任与使命，对国家刑罚权的使用进行有效的限制。由此可以看出，罪刑法定原则不仅体现了入罪的原则，也体出了出罪的原则。而犯罪构成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一种产物，不仅要体现出入罪的原则性，还要体现出出罪的原则性。换名话说，入罪的原则与出罪的原则的有机结合构形成了犯罪构成。无论是入罪还是出罪，又或者是肯定犯罪与否定犯罪，其实质都是同一个问题，要想肯定某一行为不构成犯罪，就必须从犯罪性质的角度对这一行为进行否定，其实质如同，任何事情都有利与弊的两面性一样，对某一行为来说，入罪与出罪其实是一个问题的利与弊两个方面,虽然两者的目标一样，但思维方向、实现的手段以及所借助的工具却大不相同。入罪更多的体现出某一行为是犯罪构成的积极要件,出罪则体现出某一行为是犯罪构成的消极要件。由于犯罪要件的构成取决由人类有限的智慧与多变性的社会生活，因此，无论是入罪还是出罪，都体现出个人的行为，而非一人身兼二职，所以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出现由一人承担入罪与出罪的双重责任。就如同抛硬币一样，不同正面就是反面。同样，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时，首先将这种行为纳入到犯罪构成体系之中，然后在积极构成要件与消极构成要件的相互并存、相互不矛盾的条件下，才能可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体系，不仅能够严格入罪，还可以通畅出罪，有利于保卫社会的和谐与人权的保障。通过法律的控制可以有效将人类在追求人个利益时，消除或者抑制人的自然性特征朝着邪恶方面发展，这是人类的道德本质，也是人类最低水平的道德水平。最高的水平道德是人类自然性特征的朝着“善”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刑法现代化的伦理实现的重要内容。(本文来自于《法制与社会》杂志。《法制与社会》杂志简介详见.)

　　阅读期刊：《刑事技术》

　　本刊是反映刑事科学技术极其相关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是国内介绍法庭科学技术的权威性杂志。读者对象主要为基层公、检、法、司部门的技术警察、干部、侦察员，以及解放军、武警、铁路、交通、民航、林业、厂矿企业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各公安院校和其他大专院校从事法医学、刑侦、法律工作的师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