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当世散文创作有何新方向

　　摘要：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范当世( 1854 - 1904) ，江苏南通人，字肯堂，兄弟三人中居长，世称范伯子。他以诗享盛名，世誉其诗能合苏轼、黄庭坚。其实，他的散文颇具特色。范当世早年被聘往张之洞麾下的湖北通志局修志，后应吴汝纶之邀北上冀州讲学，再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府任西席，都出于他散文创作的卓越成就。

　　关键词：范当世,散文创作,文学论文

　　他的散文创作，渊源于桐城诸子，这从他的交游可见一斑。范当世私淑曾国藩，有诗云: “我有无穷私淑泪，只应寂寞赴湘流”[1]( P305)，又有诗“生晚十年吾已矣，居常默默问湘源。”[2]( P161)他对曾国藩是“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曾深情地说: “余十七岁赴江南乡试，犹及见曾文正公复在，及来师武昌，距公没仅十载耳。”真是“蹉跎仅十载，不得同杯觞。觌面成私淑，沿流到武昌。”[3]( P84)不能亲炙曾国藩，能师事曾门弟子张裕钊、吴汝纶也是人生无尚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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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当世于光绪六年( 1880) ，与其友张謇、朱铭盘谒张裕钊，执弟子礼，学桐城古文。范氏上其所为文，张裕钊认为范文“辞气诚盛昌不可御，深叹异，以为今之世所罕觏也。”张裕钊还以云为喻，用浓丽、繁缛的文字作赋一篇，描绘云之奇特变幻，以此熏染伯子，教他作文之道。[4]( P35)张氏还把得范生为弟子的事告诉吴汝纶，并说“公当贺我! ”[5]( P157)光绪八年( 1882) ，在张裕钊的邀请下，范当世去湖北通志局为张主持修纂的《湖北通志》，担任“婺妇传”部分的主笔，历时两年。又得张裕钊介绍，师从桐城派最后的宗师吴汝纶受古文法。光绪十二年( 1886) ，范氏应吴汝纶聘请北上冀州讲学。当时，张裕钊主保定莲池书院( 后吴汝纶主持) ，贺涛主冀州信都书院，范伯子主武邑观津书院，府、州、县三学鼎力，张、贺、范三人并肩，在吴汝纶主导下切磋文艺，教授弟子，冀州风气为之大开，学术蔚为大观。在此期间，张裕钊评点了范当世许多诗文，对范文进步作用巨大，张裕钊“诙诡”的文章风格，直接影响了范当世的文章。

　　曾门四弟子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黎汝昌中，吴汝纶是唯一的桐城籍作家，他对范当世帮助巨大。他邀请范当世游冀州书院四年，又竭力促成了范与桐城才女———姚蕴素( 姚莹之孙女) 的婚姻，继而介绍范氏入天津李鸿章幕府任西席四年。吴氏长范氏十四岁，二人亦师亦友，诗文切磋，互相引重。

　　吴氏《与姚仲实》一文，总结概括了从桐城诸子“气清体洁”到曾国藩“雄奇瑰伟”，到张裕钊“谲怪诙诡”风格的演进。他固然赞赏方苞文章“绚烂之后归于老确”，但更欣赏张裕钊散文“意思之诙诡，辞句之廉劲”。他认为“文章以气为主”[6]( P359)，又认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7]( P51)，特别青睐具有雄奇之气、奇崛之气的文章。他在《答施均父》中又说: “窃观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鸷不平之气，屈原、庄周、太史公、韩昌黎皆是物也。”因此他对范氏屡试不第的偃蹇遭遇非常同情，鼎力帮助，又特别欣赏范氏文章所表现出的排奡、奇崛之风，甚至屡屡自叹弗如。

　　另外，范当世的散文也受到刘熙载的影响。光绪四年戊寅( 1878 年) ，他至兴化，以弟子礼贽见刘熙载，刘赠《艺概》等书。他“退而上所为文数十篇，则先生以为可喜。”次年，刘熙载主讲上海龙门书院，范当世秋八月即前往，“先生穷日夜之力而与之言”，“定所谓《亲炙记言》者七纸。”[8]( P5)刘熙载是范当世艺文的启蒙老师，《艺概》是范氏创作的圭臬。刘熙载认为言为心声，“作诗不必多，所贵肝胆真。”( 《题杨一丈诗文集二首》之一) “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刘熙载肯定文学的发展，提出“变”的观念，他说: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合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艺概·文概》) 范氏主张为文者首先要有人品( “诗品出于人品”正是刘熙载语) ，作本色、平实、自然之文，在平实基础上再兴变化，这正是受刘熙载影响所致。

　　由范当世的交游可以知道他所接受的文学主张。他秉承古文传统和桐城文绪，把自己置身于以儒家学术为核心的“道统”和韩愈所构筑的文统中，认为学古文应“先本后末”，“养气以舒调，蓄德以达辞”[9]( P136)。“养气”、“蓄德”的基础是《语》、《孟》及六经，还要学习《庄》、《骚》、《史》、《汉》、《选》及唐宋八家，这些都是英明伟杰之士乘势而为之。在内忧外患的近代社会，西学“格致家言有足观焉”，也必须学习。学习古今中外先圣先哲的文章，扩大眼界，拓展胸怀，通晓历史，通达时务，他特别提出要有“通人之识”，从而“通时务，达世用”。[10]( P64)如此“积学多年，不患无意; 轩辕万里，不患无题。”平实说来，放笔为之，做到“自然”、“雅正”，这是作文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持之既坚而多读多作，必有气机大顺之时。气机顺而变化兴焉。”正如姚鼐所说“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到了“变”的阶段，就有微妙且无穷尽之能事了。他说: “古人佳文大抵必多所磊砢不平而含蓄不露，意思稠叠而随手包裹不碍於奔放，着字数百而旁见侧出之虚影不啻数千，空明澄澈，而万怪惶惑於其间。”风格随意摇曳，内容含蓄丰富。还说: “骂讥王侯将相而敬慎不渝; 文章虽极诙嘲，而定有一种渊穆气象。”讥讽诙谐与庄重肃穆类似相反的风格均可浑融于文中，“所谓胸襟不至豪杰，不足谈古文; 德器不类圣贤，亦不足以俯笑一世耳。”[11]( P32)只要希圣望贤、进德修业，文章怎么做都可以。范当世的作文理论，基本是桐城路数。

　　传统古文“文以载道”，桐城诸家“学行在程朱之后”，在思想上都强调为“阐道翼教”而作文。这“道”的内涵却因时因人而异，在方苞曰“义”，在姚鼐曰“义理”，在曾国藩则于“义理”之外又加上“经济”一词，突出文章要“经世致用”。要言之: 儒家经典、内圣外王之道，人伦日用、社会风俗教化之旨，经世致用之方，是中国“载道”古文的大传统。至于“道”在具体作家作品中所诠释的“理”，论述精辟与否，演绎精彩与否，就看作者的学养和艺术造诣了。范当世散文“一以贯之”，以义理开文道，语言畅达，主旨精醇，文理自然。其弟子金鉽在《范肯堂先生事略》中云: “先生自谓谨守桐城家法”，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渊源考·范当世传》亦如是说。

　　比如范当世《万星涛之母寿序》，讨论社会风俗礼仪的变迁。曾国藩为人作文祝寿，强求其说要合于古礼，吴汝纶认为今寿礼优于古冠礼，范氏则认为古冠礼与今寿礼同等重要，风俗教化，止于至善，非一朝之事，一定要由一个重要事情为契机，郑重其事，普视众听，化育万民。冠礼行，天下父母捐弃动物之爱，责子成人之道; 寿礼行，做人子的表彰父母训育之仁德，并潜移默化，身体力行。二者互为终始，民风因此而向上，善莫大焉。这样的文章符合桐城派提出的“雅洁”标准。范当世有些散文富于雄辩，标新立异，说理畅达，如《辨柳子厚八骏图》。柳宗元《观八骏图说》大意为，世人闻说周穆王的座驾“八骏”甚“骏”，就从“异形”求之，如此求出来的马“若龙、凤、麒麟，若螳螂”，荒诞不经。寻仿圣贤如果同样如此，就有人认为“伏羲牛首，女娲形类蛇，孔子如倛头”，这样是一定寻访不到圣贤的。“骏马”还是马，圣贤也是人，寻访圣贤要从普通人中去寻找。范氏反其意而辩道:

　　求圣人与人相同之处，则必求不到圣人所以为圣人之处，反而会自甘于平庸; 普通人的智慧不足以寻求圣贤与人相同的地方，如果寻异寻到圣人“若牛、若蛇、若倛头”的地步，自会返本正源; 孟子说“尧舜与人同”是因为他“好异而谢不能”，所以才“退而求其同”。孔子从来以貌取人，所以才会犯“失之子羽”的错误。总之，范氏认为寻圣贤就是要从其奇异之处入手。范文思路奇特，但层层推进，有筋有骨，极富个性。吴汝纶欣赏此文，张裕钊则不以为然，此文文后自注: “作此等文时，挚父先生特欣喜过当，而吾师不谓然。复书论矫强、自然之分与真伪、雅俗之所判，其端甚微，其流斯远。当时悚然听之。其最称许者，则题张氏墓固一首耳。”

　　张裕钊最称许的是《与张氏墓图》一文，也是一篇很有新意的议论文，该文演绎推理说: 山川有形有穴是有“气”贯通其间，“气”者，人文气息也。“气”如果不至，山川为之寂寥。只要这“气息”一旦得以附着，“奇怪殊异者”就会“瑰然成就於其间”。如遭贬谪的苏子泛舟赤壁之下，借奇特的山川发“文气”，于是有了前后《赤壁赋》，文风从飘渺到诡异。甚至张裕钊及曾门弟子的兴起，也是这种沉潜的“气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显现。范氏这篇文章有“诡异”之风，张裕钊晚年崇奉“诙诡”，自然最称许此文了。

　　范当世散文议论多，说理多，叙述少，描写更少，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说范文: “简奥苍坚，台隶桐城。”曾国藩不满于“桐城诸老，气清体洁”，为振桐城古文枯淡之弊，倡导雄奇之风。张裕钊有“因声求气”，光绪六年，张裕钊初读范当世文，直觉其辞气“盛昌不可御”，击节称赏。以范氏《况箫字说》为例，该文阐发“声音之道”，认为“为学要诸道”，为道本斯文，为文系诸乐。吴汝纶读后给张裕钊写信说: “姚氏于文未能究极声音之道，弟于此事更未悟入。往时文正公言: ‘古人文皆可诵，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谓能矣，顾诵之而不能成声’，盖与执事之言若符契之合。近肯堂《范当世字》为一文，发明声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极言之，特为奇妙。”[12]( P35)寒碧评曰: “肯堂承桐城、湘乡文绪，于声音之道用意甚勤，诗中亦有‘茫茫九等味，纯以声和之’，‘往矣周孔隔地天，手语自听交鸣弦’之句。……此文逼近昌黎，辨裁昭晰，辞气紧近，洵推佳作。”[13]( P273)范氏“辞气昌盛”的雄文，又如《刚己字辞》，勉励弟子要做“无欲”、“不惧”、“不窳”、“为龙为虎”的刚者强者，该文写得境界阔大，纵横捭阖，音节铿锵，长短句交错，一气直下。寒碧评为“大笔盘礡”。

　　范氏散文“昌盛辞气”的特点源于何方? 首先源于他的才气和恣肆的性情，二是源于游历。贺涛说范当世文章恢弘的气势是因为他足迹遍天下。他生长于江海交汇的南通，视野开阔，加之“恣山水之好，又远客四方以博其趣。”后又游走大江南北，在冀州四年，他“自津沽浮海，南至沪，又并海而北，绝江而抵通”; 走泰山，过黄河。又去金陵、武昌，“不半载走江海万里，凡吴楚胜地，古人所穷探极赏更百千年而号为名迹者，一纵所欲，以盛昌其文。”[14]( P46)另外，他饱读圣贤书，长于辨析古今哲理，为文理直气壮。他一生九次科考而名落孙山，满含悲愤抑郁之气。加上历经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件，国难家愁，集于一身。所以他的散文内容深厚，文气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