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海昏侯视角下的南昌汉代装饰艺术研究之青铜器初探
所属栏目:外文学论文
发布时间:2018-07-20 14:04:02 更新时间:2018-07-20 14:04:02
摘 要:海昏侯墓是目前发掘墓穴中保存最完好、墓葬面积最大的汉代王侯等级的墓葬,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其出土文物进行了多方面的大量研究,研究大多集中于初代海昏侯刘贺其人、玉饰、青铜当卢、青铜编钟、印鉴、青铜博山炉、漆器等方面,其中青铜器制品种类繁多、数量较大。本文将针对海昏侯墓出土的一部分青铜器进行初步的探索研究。
关键词:海昏侯;青铜器;纹饰;工艺
江西省南昌市关西村出土的海昏侯墓是目前在长江以南区域所发掘的,保存最好,墓葬数量、种类最多,工艺水平最高的西汉王侯等级墓葬,其中随葬物品也因初代海昏侯的王、帝、侯身份的起伏变化而出现了不同的规制。这对于研究西汉时期的王侯生活状态、手工艺制造工艺发展、汉代王族墓园制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青铜器作为华夏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文明象征,而且出土量大、种类多、保存时间长、工艺变化明显,海昏侯墓中发掘的青铜器纹饰精美、篆刻技艺绝妙,本研究主要从青铜器的纹饰、篆刻等方面进行简要说明。
1 海昏侯墓青铜器概述
海昏侯墓为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墓穴。刘贺生于昌邑(今山东菏泽巨野县),为第二代昌邑王,西汉第九任皇帝,在任仅 27 天便因“使人簿责胜,缚嘉系狱。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1]被赶下了皇位,史称汉废帝,贬为庶人,后赐两千户作为封邑,又于元康三年被立为海昏侯。刘贺一生多次起起落落,缘于其人生经历,其所拥有的财富不论是数量、种类还是等级都是其他侯爵所不能比拟的,墓中出土的各类器具的规格有帝级、王级、郡县等级的,反映了当时西汉王族贵胄的生活起居状态,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当时王族的生活起居特别精细、讲究,如青铜方镇、青铜宫灯、玉剑首、车马具以及各类煮器等。
青铜器主要的原料为铜、锡、铅,制作而成的青铜器多为富有金属光泽的银白色和金黄色,经历了千百年的氧化才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青色铜器[2]。汉代的青铜器由礼器用途过渡为更为满足日常需求,同时其风格也更趋于质朴、灵巧、实用,如汉代出现的新型日用器具博山炉,以及汉代铜镜种类的丰富、风格鲜明、出土量大[3]。再者,汉代青铜器的器种较之春秋战国以前更为丰富等方面的变化无不反映着这一特点。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青铜器约有 3000 余件,有青铜容器、青铜摆件、青铜乐器、青铜车马具、青铜兵器、度量衡、货币、青铜印和铜镜等[6]。青铜容器有蒸煮器、鼎、爵、卣、缶、壶、簠等,摆件有铜镜、雁鱼灯、烛台、铜镇、铜镜等,乐器有执钟、铎、编钟、錞于等,兵器有铠甲、矛、箭镞、剑等,车马具有当卢、衡、镳、衔等。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要求“物勒工名”表明所做之人、地点、时间、重量、用途等。
2 海昏侯墓青铜器特点分析
2.1 两面青铜镜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考古界有据可证的最早的铜镜可以追溯到 4000 年前的七角星形纹铜镜,在其后的春秋时期青铜器更是大量出现,至两汉时期为止,青铜镜大都以圆形、镜面光洁可照人像为主,青铜镜是青铜器中主要的一个分支,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其发起于商周,于两汉隋唐时期发展到顶峰,而最具研究意义的是青铜镜上的铭文与纹案,使其不仅具有使用性研究意义,更具有制造工艺、装饰意义等方面的研究意义[4]。展厅展出了两面青镜,通过对其上的铭文的翻译,得知一面为“昭明”镜,另一面为“清白”镜。
“昭明”镜:圆形、圆钮、圆钮座,钮座外是十二连珠纹,内区素边与八角连弧之间刻有作云气缓带纹,这种铭文多见于西汉末年,属于较早的装饰形式的铜镜[7]。铭文在外区素边与八角连弧之间,为“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穆而愿忠,然壅塞而不泄”篆体,对此铭文,学术界有 2 种解释,其一是认为这是女子为了对其夫婿纪念或表达爱意而制作的铜镜;另一种认为是表达自身高洁、清明,借以抒发自己的远大志向。
“清白”镜:同样是圆形、圆钮、圆钮座,接着便是十二连珠纹,八角连弧与内区素边之间也是作云气缓带纹,外区素边与八角连弧之间为“絮清白而事君,怨驩之合明,光玄锡之泽流,疏远而日忘,糜美之穷皑,乐未央”篆体,其中铭文多有删减,但是“清白”镜大多数所表达的寓意以及用途是相近的,对其铭文的解释多为女子对以清白之心侍奉夫君,如同样无污秽沾染的铜镜一样,不愿夫君因为其逝去的容貌而疏远自己,能够想起曾经的夫妻之情,永不相忘[8]。在铭文中也提到了“光玄锡之泽流”,这是指铜镜的一种制造方法,汉代已经拥有了使用水银造镜的技术,“玄锡”也就是工匠所使用的“镜药”,也就是将水银涂抹在铜镜上使其光鉴可照人。
2.2 青铜车
马具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车马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交通工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论是作为陵寝的陪葬、社会生产和运输方面的应用还是运用于战争当中,车马的地位都举足轻重,通过对车马相关方面的研究使我们更容易了解相应时代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发展水平。在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车载装饰方面的研究,也是目前出土最多有关于车马器具的相关物件。秦汉时期发展了较为完善的骑马鞍具,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车辂制度,对于车载装饰的要求也日益追求豪华考究,这一时期出土的车载装饰的材料主要以青铜器为主。海昏侯墓是目前长江流域发现的第一个用真实车马陪葬的汉代陵寝,有 5 辆木车痕迹和 20 匹马的残骸遗迹。
2.2.1 当卢。
当卢是古代车马具中作为马额部偏上位置或额部与整段鼻骨处的装饰,可以在其上打孔穿带缚扎,其大小、材料、形状各异,是车马器中极具研究价值的部分之一,从其制作材料、工艺、制式等方面可以结合其他历史文物与文字记载推测出当时的文化、艺术、神话传说等历史信息,为揭开尘封的中华历史积累力量。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当卢主要为鎏金的鸟兽类装饰,可见当时玄鸟、凤凰一类的图案已是皇室身份的象征,厚葬物品连车马具都极尽奢华,在车马器中最为突出的是 2 枚错金当卢。 2 枚当卢上的错金花纹都极其繁复精致,一枚最上面刻有 1 只奔腾状的老虎,周围以错金条纹装饰并分割空间;接下来的部分是 2 个球形图案,左边圆内绘为玉兔和玉蟾,代表月亮,右侧的圆内绘有代表太阳的金乌;在这之下出现了 2 条头颈相背、尾部相交的错金龙,绕着中间呈凤鸟衔珠的图案,尾部环住 1 条鱼;最下部为 1 只回颈上望、尾部开屏的神鸟,周围饰以云纹装饰,整体图案即为白虎、日月、青龙、凤凰、玄鱼与朱雀交错有序形成的。另一枚最上面为凤鸟衔珠图案,较上一枚更为动态,呈翱翔于天状,周围饰有大量的云气纹;其下为奔腾的白虎,动态与上一枚相似;接下来为 2 条头相对、身体相交、尾部相交的青龙图案;最下方与上一枚相同,也是一只回首上望的朱雀。2 枚当卢制作精美,错金技术出神入化,反映了西汉前期的青铜装饰工艺和图腾神话在装饰方面的运用。
2.2.2 其他车马器装饰。
出土的车马器来看,不论是当卢、马镳、车衡、节约、轭饰和辕饰等,方寸之间都布满了错金花纹和图案。轴饰、辕饰、衡饰等连接马车部分的部件多以兽类造型为主,轴部的装饰是错金的虎纹兽首,线条流畅、精致;另一枚轴饰为古朴的青铜虎头状兽首,线条简洁;青铜辕饰展示了 2 种:一种为龙头兽首装饰、另一种为虎头兽首装饰,其形制皆体现了东汉时期达官贵族所特有的装饰风格特点;出土的青铜泡饰和青铜珠饰上都有着精致的错金纹路;秦汉时期兴起了对车伞盖的装饰热潮,海昏侯墓出土的车伞盖装饰中盖弓帽也极尽华丽,其帽身较长,其上还有错金图案,盖弓帽顶部呈散开的鎏金四瓣八棱的花朵形状,搭配着伞盖的另一鎏金青铜装饰“車卑,車兒”[5]。
2.3 青铜博山炉
博山炉是汉代才出现的一种日常使用作为香薰、驱蚊虫与装饰摆设使用的青铜器。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博山炉为错金青铜博山炉,其上部炉壁装饰为云气纹,盖部仿仙山造型,山峦起伏、重峦叠嶂,其间饰有人物及动物浮雕,造型华丽,云气纹随山势而动,将镂空的孔隙与之完美融合而不显突兀和做作。下部为刻有龙凤形状的浮雕装饰炉壁,与上部衔接,足缘还饰有代表地的云气纹,这使得其焚香时烟雾缭绕,使博山炉看起来宛若云中仙山一般,其整体做工精美,显示着皇室御用青铜器的高贵大气。
2.4 青铜编钟
编钟始于最为推崇礼乐制度的西周时期,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和使用编钟作为乐器的朝代,由青铜铸造而成,根据大小、薄厚程度和雕刻等方式来调节音律。海昏侯墓出土了 2 组编钟,其中钮钟 10 件、甬钟 5 件,按照音律排列其大小依次递减,最大长度的有 60~70cm,最小的有 5cm 左右,其制作形式为合瓦形,中部弧突,编钟内钟腔浑圆均匀,采用楔形音梁结构。编钟表面有乳丁样式的装饰,按照三行三列排列在钟面两侧,一面 18 枚,在其间绘以类龙形错金装饰,下部为凤尾形状的错金纹样。其中的几个钟面上有“宫、商、角、徵、羽”与记录说明重量、铸造人等相关铭文。这是在春秋战国礼乐崩坏之后,汉代重拾礼乐制度的有力证明。编钟出土时都悬挂在钟架之上,经考古人员鉴定为实用器,保存较为完好,钟架下方为兽形底座,其中一种为跪坐形状的的鎏金青铜马,其上装饰纹路流畅、细致精美,马的造型充满了力量,使之与编钟形成了动静结合之美;另一种为龙头,背上有翅的神兽造型,推测应该为龙九子之一的“囚牛”,因其好音律,辨万物之声,常常被用来作为乐器的装饰。
3 结语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器有 3000 件之多,其种类囊括了礼乐、兵器、车马器、日常用具、货币等各个方面。汉代的青铜器风格大体上还是趋向于先秦、商周,但是更注重于青铜器的日常使用性,其装饰与造型都趋于大气浑厚、神韵饱满,注重神形兼备。从海昏侯墓中的青铜器上可以看到属于商周时代的青铜器装饰遗风,如提梁卣,也可以看到属于汉代青铜器独特风格的铜镜、博山炉,无不展现着西汉时代,文化与技艺的包罗万象,从青铜器如此广泛的应用度也不难推测出当时西汉王朝的国富力强与王侯贵族的奢靡享受。海昏侯墓与之前出土的几座汉王墓形成了颇具特点的“四王墓”,为研究汉代时期的人文历史、墓葬规制、社会状态都提供了实物证据,同时也补上了南昌汉代本土文物的时代断层,促使我们为今后南昌地区的汉代装饰艺术研究提供了历史文物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2.
[2]曹淑琴.殷玮璋.青铜器史话[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 30- 72.
[3]王岩.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小丛书(青铜器)[M].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7(7).
[4]李学勤.青铜器入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9- 72.
[5] 刘永华. 中国古代车舆马具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108- 161.
[6]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65- 280,317- 346.
[7]李新城.东汉铜镜铭文整理与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
[8]张丹.汉代铜镜铭文研究概况及文字编[D].长春:吉林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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