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摘要:【目的】为了分析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变迁的影响.【方法】运用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北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结果表明,从短期看,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与牧业不利于农民收入的增长,而林业与渔业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较好的带动作用.从长期看,农业仍然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最大,其次为林业和渔业,牧业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相对较小.【结论】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对北京市未来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发展方向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供给侧改革;农业产业结构;农民收入;互动关系

　　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业效益提高的作用.张爱萍等认为农业结构调整是优化农业资源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途径[1].李国祥认为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农村的相关制度改革与创新,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农产品交易市场持续、稳定繁荣[2].赵晓峰等认为应结合中国各地区农业比较优势的实际发展现状,选择并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的发展[3].关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余家凤等分析认为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水平总是处于一个动态变化过程[4].汤丹认为中国各区域农业产业结构的转换调整完全是自发的市场行为,但市场调节因存在不同缺陷和不足,因此需要政府进行适当干预[5].

　　已有文献说明,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可使农业生产不断适应市场需求,提高农业的比较收益,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当前,北京市农业发展面临水资源、土地资源的约束,受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和边际生产力递减影响,第一产业收入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越来越有限;北京市农业布局在功能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空间结构等方面,还处于自发和盲目的状态,新的结构趋同和产品卖难现象时有出现[6].有必要分析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变化的相互影响,以便为北京市未来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相关对策及建议.

　　1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现状

　　1.1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现状

　　自1990年以来,北京市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均呈不断增长趋势(图1).在1990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产值为39.0亿元、0.9亿元、28.0亿元、2.3亿元,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55.6%、1.3%、39.9%、3.3%;而在2014年,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产值分别为155.1亿元、90.7亿元、152.7亿元、13.2亿元①,分别占农业总产值的37.7%、22.0%、37.1%、3.2%.在25年中,伴随着北京市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业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

　　1.2北京市农民收入现状

　　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北京市农业人口由1990年的26.5%降至2014年的13.6%.以农业为代表的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由1990年的8.70%降至2014年的0.75%,说明北京农业人口数量及第一产业产值呈双降态势.与此同时,农民纯收入由1990年的1297.1元增加至2014年的20226.0元,年均增长率为12.12%,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由1990年的1.38上升至2.17,尽管北京市城镇化趋势较快推进,但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慢于城镇居民.

　　2北京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2.1数据来源和相关性检验

　　构建反映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间的长期均衡动态关系计量模型.所用数据取自历年«北京统计年鉴»,样本区间为1990—2014年,分别用FARIN、AGR、FORE、ANI、FISH代表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农业、林业、牧业、渔业总产值,为了消除所抽取样本时间序列的异方差问题及共同趋势项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对数变换,转换后的序列分别表示为INFARIN、INAGR、INFORE、INANI、INFISH.以下分析均以转换后的序列为样本.为了解农民收入与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的相关性,利用eviews6.0计算INFARIN与INAGR、INFORE、INANI、INFISH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95255、0.962563、0.966626、0.952774,表明北京市农民收入与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之间的相关度均较高.

　　2.2单位根检验

　　由于所分析的各经济变量时间序列多为非平稳序列,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之前需对各个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只有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变量才能进行协整分析.经检验(表1),各变量的水平序列均不能拒绝单位根假设,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在9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单位根假设,即五个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对于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可以进行变量间协整分析.

　　2.3协整检验在分析

　　一阶单整序列基础上,对五个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进一步考察北京市农民收入与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计算(表2),发现特征值的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r=0)的零假设和最多1个协整关系的假设,接受最多存在2个协整关系的结论.

　　2.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程度.经分析得出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路径图(图2),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10期),纵轴表示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变化的反应程度,曲线表示在经过正负2倍标准差偏离带(±2S.E)冲击后的脉冲响应函数,可分析农民人均纯收入对农业产业结构不同组成部分冲击的反应度.

　　首先,当在本期给农业产值一个正向冲击后,农民人均纯收入在短期内会上下波动,在第1期至第5期始终是正响应,在第2期达到正向最大(约为0.0035)后开始收敛,并在第6期形成负响应,在第10期达到最大负响应(约为-0.0150).说明短期内农业产值对农民收入具有带动作用,但由于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对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有限,短期看,农业对农民收入的负向影响逐渐增强.

　　其次,当在本期给林业产值一个正向冲击后,北京市农民纯收入在短期内会产生波动.第1期至第5期均为正向响应,从第3期开始,正向响应开始下降,并在第6期短暂显示负向响应(约-0.0010),其后农民人均纯收入转为正向响应,响应值的正向幅度快速增加,并逐步稳定在第10期,响应值约为0.0130,表明林业的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短期波动后逐渐呈快速拉升趋势.随着北京市生态林管护政策的实施,农民通过参与林业管护、植树造林等活动不仅实现林业健康发展,而且促进农民稳定就业及增收.同时,在林业生态不断发展中农民通过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森林旅游等新型农业业态进一步提高收入.

　　再次,当在本期给牧业产值一个正向冲击后,北京市农民纯收入短期的响应为正向,正向响应在第2期达到最大,响应值约为0.0020,之后正向响应开始下降,并在第3期后保持低水平正向响应;随着预测期的推移,在第6期响应值开始出现转折,农民收入对牧业产值的响应转为负向,且这种负向响应持续扩大,在第10期达到最大负向响应.这说明牧业产值的一个正冲击对北京市农民纯收入在短期内具有拉动作用,但拉动作用逐渐递减.

　　最后,当在本期给渔业产值一个正向冲击后,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响应在短期内尽管有波动,但总体表现为正向响应.正向响应在第3期达到最大响应值(约为0.0063),而在第4期出现波动拐点,正向响应开始下降,并在第7期达到最小值(约为0.0000),之后正向响应启动上升模式,这说明北京市渔业的发展对于农民收入始终具有较好的带动作用.

　　2.5方差分解模型分析

　　方差分解主要分析单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程度,从而深入评估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经计算(表3)发现农民纯收入的波动在第1期只受自身波动的影响,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对农民纯收入波动的冲击在第2期才显现出来,且冲击相对于农民纯收入自身的影响较弱,从长期看,除牧业外,农业、林业、渔业对农民纯收入波动的冲击均为增强态势,这说明牧业的发展对农民收入变化的影响不大.随着预测期的推进,最终,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度大致稳定在22.27%,来自林业、牧业、渔业的农民收入增长贡献度大致稳定在15.38%、0.33%、3.52%,进而发现,农民纯收入预测方差中由自身扰动引起的部分约为58.5%,由非农民纯收入扰动引起的占41.5%.

　　3政策

　　建议当前中国正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北京市农业由于区域特殊性使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紧迫,未来的关键抓手是提高北京市农业产业附加值,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高级化需求,进而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带动农民增收.

　　3.1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脉冲响应显示,短期看,以种植业为代表的农业对北京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带动作用有限,但方差分解结果显示,长期对农民收入变化的贡献度在农业产业内部仍然是最大的,因此,应结合北京市种植业具体实际,改变传统农作物的种植结构,结合创意农业、休闲农业、会展农业等农业新业态,种植观赏类、休闲类或有利于深加工类农作物,提高农业种植产品的附加值,增强种植业对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

　　3.2大力发展林业,促进首都生态文明建设

　　脉冲响应表明林业对北京市农民纯收入的影响总体为正向,且呈不断增强态势,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长期对农民收入变化的贡献度仅次于种植业.发展林业契合首都生态文明建设意涵,未来应构建多层次、多功能、高效益的林农复合生态系统,建立农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参与林业管护补偿渐进增长机制,发展各种林下经济,创新林业经营管理制度,进一步提高林业对农民收入的带动作用.

　　3.3合理发展牧业,推进循环农业发展

　　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牧业发展对北京市农民收入的影响经历正向到负向的转变,尽管负向影响幅度不大,但方差分解结果表明长期对农民收入变化的贡献度最低,因此应及时改革北京市牧业发展方向.未来北京市应按照高效、节水、生态、安全的要求发展节水富民、提质增效、无疫安全为目标的牧业,加强畜禽场规模化粪污治理,降低畜禽养殖产业对空气、地下水资源、人居环境等造成污染,逐渐形成种养良性循环的生态闭环,最终实现牧业健康发展与农民收入提高的双赢目标.

　　3.4完善渔业发展政策,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脉冲响应结果表明渔业对北京市农民收入的影响尽管有波动,但始终为正向影响;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长期看,渔业产值扰动项对农民收入的最大贡献度达到3.5%左右.在发展渔业的过程中,要结合北京市水资源缺乏的约束条件,对用水量较大的渔业应注意合理利用水资源,未来北京市应进一步完善渔业发展政策,发展渔业节水技术,支持良种繁育体系和休闲渔业发展,科学发展都市型休闲渔业和观赏渔业,带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参考文献:[1]张爱萍,骆永菊.基于灰色模型的畜牧业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4(10):218

　　[2]李国祥.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增收的效应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5(5):12

　　[3]赵晓锋,张永辉,霍学喜.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5):127

　　[4]余家凤,易发云,孔令成.农业结构调整与农民收入相互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4(1):149

　　[5]汤丹.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区域差异[J].经济问题探索,2016(2):184

　　[6]关小克,张凤荣,李乐,王锐,袁雅琴.北京市农业发展态势及土地整治策略研究[J].资源科学,2011(4):712G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