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结构失衡的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

所属栏目：经济论文
发布时间：2018-08-27 16:32:31 更新时间：2018-08-27 16:32:31

　　摘要:构筑和谐社会首先要考虑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和谐。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与资本收益占比偏高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也有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数量特征方面的，更有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低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方面的。促进我国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和谐，需要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劳动力要素收益;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促进资本收益方式转变;加大二次分配调节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协同推进。

　　关键词:收入分配,劳动报酬,资本收益

　　收入分配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国民收入经过分配分别对应着劳动所得、政府所得以及资本所得三大部分，三大利益主体对国民收入的分配比例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相应的分配格局又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我国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

　　分配格局的变动趋势国民收入分配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政府、企业(资本)和居民(劳动)对生产经营成果即增加值的直接分配。再分配是通过转移支付(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等)再分配之后形成政府、资本和劳动的可支配收入。

　　(一)基于收入法核算的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结构从收入法角度分析的收入分配结构包括三个主要指标:一是劳动所得份额，即劳动者报酬(雇员报酬)占收入法GDP的比重;二是资本所得份额，即营业盈余加总固定资产折旧占收入法GDP的比重;三是政府所得份额，即生产税净额占收入法GDP的比重。

　　劳动所得份额和资本所得份额分别反映劳动和资本在收入分配中的相对地位。1990～2015年收入法核算的初次分配结构显示(见图1)，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所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基本处于稳步上升状态;资本所得占比虽然在中期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明显上升趋势;劳动报酬占比从1998年到2007年基本处于下降状态，到2009年有一个大幅反弹，随后又趋于下降。按照收入法估算的数据特征，可以将1990年至今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一是1992～2000年阶段，三大部门收入比重相对平稳，政府所得比重仅上升了0.59个百分点，资本所得比重下降了1.64个百分点，劳动者所得收入比重上升了1.04个百分点;二是2000～2007年阶段，政府所得比重缓慢上升了0.66个百分点，资本所得比重上升了10.98个百分点，而劳动者所得比重下降了11.64百分点;三是2007～2015年阶段，政府所得比重同样是缓慢上升，而资本所得比重大幅下降了6.68个百分点，劳动者所得比重则上升了6.86个百分点。

　　总体来说，1990～2015年，政府所得比重变化相对平稳略有上升，资本所得比重总体有所增加，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则呈现下降的趋势。需要说明的是，国家统计局于2004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调整了劳动者报酬的统计口径，把个体工商户业主所得从按劳动者报酬计算改为按营业利润计算，这使得劳动报酬份额突然下降了4.61个百分点。不过如果以2004年为界将前后两段分开，从1990年到2003年这12年中，劳动报酬份额从1996年最高的53.38%下降到2003年的49.62%，共下降了3.76个百分点;在2004年到2007年这3年中，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从2004年的44.75%下降到2007年最低的39.74%，共下降了5.01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即便忽略调整口径造成的影响，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也是下降的。由于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全国经济普查后又调整了劳动者报酬的有关统计口径，这使得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大幅上调。不过即使如此，从2009年到2015年，我国劳动报酬份额也仅维持在45%左右，仍然保持在相对低位的水平。

　　(二)基于资金流量表核算的我国国民收入再分配结构

　　再分配指的是转移支付再分配之后形成政府、资本和劳动的可支配收入，而三大主体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之和就是国民可支配收入。对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中的数据进行调整，就得到三大部门的再分配格局。总体上看，1992～2015年期间，政府部门收入比重变动不大，仅下降了0.7个百分点，但资本部门收入比重大幅上升和劳动者部门收入比重大幅下降是这期间的显著特点，而且这一特征在本世纪以来的头8年时间内更为显著，尽管近几年我国收入分配格局有所调整，但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特征。

　　如果把资本部门收入和劳动部门收入简单视为生产要素中的资本和劳动报酬的话，那么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中也存在着向资本倾斜而不利于劳动回报的趋势。按照资金流量表计算的数据特征，同样可以将1992年至今我国收入分配结构划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一是1992～2000年，在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中是“两弱一强”，也就是政府和劳动者两个部门的收入比重下降，但是资本部门收入比重上升;二是2000～2008年，三大主体部门的再分配格局是“两强一弱”，即政府和资本两个部门的收入比重上升，但劳动者部门的收入比重下降;三是2008年以来，三大主体部门的再分配格局是“一慢一弱一强”，即政府部门收入比重缓慢上升，资本部门收入比重大幅下降，劳动者部门收入比重大幅提升。总体上，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部门基本上处于强势地位，劳动者部门基本处于弱势地位。

表11

　　(三)我国收入分配中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构对比

　　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格局变化具有相对一致的结论。

　　一是20世纪90年代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相对平稳，但进入21世纪以来发生了较大变化。

　　二是21世纪以来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变化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两个不同阶段，以2007年为界，在前一个阶段是资本部门收入比重上升而劳动者部门收入比重下降的时期，在后一个阶段与之相反，是资本部门收入比重下降而劳动者部门收入比重上升的时期。

　　三是总体上比较，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和资本部门收入比重是上升的，劳动者部门收入比重是下降的，尽管近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宏观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向资本要素、政府部门的倾斜并未根本扭转，总体上仍然不利于劳动者部门。对于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强资本弱劳动现象，一些代表性研究均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劳动份额有所下降，而资本的回报则在上升。

　　白重恩等(2009)分别利用投入产出表、资金流量表和省际收入法GDP核算三种方法对要素分配份额进行分析，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相似，虽然采用数据的渠道各不相同，但是对结果的影响并不大。李稻葵等(2009)研究表明，近十多年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出现明显下降趋势。特别是2003年以后，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仅有40%，在世界上处于低水平，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己经成为事实。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课题组(2012)的研究结论显示，在1992～2008年间，我国政府所得份额增加了4.7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份额增加了3.20个百分点，而居民所得份额下降明显，减少了7.93个百分点。从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劳动报酬份额一般稳定在50%～60%，其次是资本收益(企业)一般在35%左右，政府所得(生产税净额)的占比约在10%左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政府或者资本挤占了劳动报酬。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的劳动报酬份额最高为57.5%，最低为53.2%;美国的劳动报酬份额最高为60.4%，最低为56.2%;德国的劳动报酬份额最高为54.3%，最低为48.5%;法国的劳动报酬份额最高为52.7%，最低为51.4%;日本的劳动报酬份额最高为56.7%，最低为50.8%。可以看出，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劳动报酬份额基本都占到国民收入分配的一半以上。我国的劳动报酬份额不仅明显低于其同期的平均水平，近二十年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最高值也就只微微高于上述国家劳动报酬份额的平均值。

　　二、我国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结构失衡的成因

　　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与资本收益占比偏高的原因，既有经济发展阶段方面的，也有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数量特征方面的，更有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低等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方面的。

　　(一)经济结构转型加速

　　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看，劳动报酬或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资本所得上升，是工业化进程加速的一个阶段性特征。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大量从第一产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劳动力从农村涌入城市，随着劳动供给的增多，劳动的供给曲线右移，劳动要素的相对价格下降，资本要素的相对价格上升，进而引起整个国民经济中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

　　另一方面，从三次产业结构看，农业在GDP中占比出现大幅下降，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也由此导致了总体的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农业中劳动收入占比最高，其次是建筑业、第三产业和工业)。但这一下降是阶段性的，随着结构转型的进一步推进，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会大幅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也将会得到提高。

　　(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资本增强型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报酬所占份额的变动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助于提高资本收益率，而不利于劳动报酬份额的提升;技能偏向型技术的进步在提高对技能型劳动者需求的同时也会降低对非技能型劳动者的需求，这也会导致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的下降。在我国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以及技术进步的现实背景下，资本深化将会进一步增强，这样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状况不匹配，也进一步加剧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只有逐步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素质，积极加快推进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提升劳动者技术创新能力，才能有效地提高我国劳动者报酬的份额。

　　(三)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低

　　在GDP政绩观导向下，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在基础设施、要素价格、环境保护和提供更多优惠条件等方面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部分地方有意压低劳动报酬，放松劳动者权益保护。一些资本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使得劳动力要素必须保持低水平，否则就会被替代，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也使得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此外，垄断行业利润过高也是造成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重要原因。垄断行业大都是国有企业，由于缺乏公平的垄断利润调节税和国有企业分红制度，其大部分超额利润并没有纳入国家的财政收入，而是留在企业部门内部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收入分配越来越向资源型和垄断型行业倾斜，没有起到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三、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结构失衡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劳动报酬直接影响劳动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以劳动报酬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高投资加剧生产过剩，过剩产品需要寻求国外市场，出口增长导致顺差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可以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影响创新发展

　　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形成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中等收入群体不足压缩了新产业和新行业的发展成长空间，制约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此外，收入分配结构中劳动要素占比偏低不仅与构建和谐社会相背离，还制约劳动者人力资本的提升，而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又成为企业发展转型的瓶颈，也使得经济增长方式难以摆脱投资驱动型发展模式，不利于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变。

　　(二)影响投资结构进而影响协调和绿色发展

　　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消费和积累比例关系。当资本收入份额偏高时，企业部门就有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冲动，投资率高企导致银行信贷扩张，出现流动性过剩，经济社会发展失调。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又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也是我国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生态文明建设推进难度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影响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开放和共享发展

　　消费需求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正相关。一般来说，居民收入水平越低，边际消费倾向越高;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低。大量具有潜在消费需求的低收入者平均消费倾向较高，但购买力严重不足，这种收入水平与平均消费倾向的不协调，不能使需求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又会出现企业产品积压，过剩产品要么寻求国外市场，对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带来压力;要么企业压缩生产、降低劳动者工资或裁减员工，导致劳动者就业不足和失业风险加大。

　　四、促进我国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和谐的对策建议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决定，初次分配的收入状况根本上说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提高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是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之后、在经济规律决定下的“提高”，决不能人为“拔高”。政府应立足于保障和促进就业，促进形成合理的劳动报酬决定机制，完善国有资本预算，严格执行劳动法律法规等，促进我国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的和谐。

　　(一)加快经济结构转型，提高劳动要素收益

　　做大国民经济是实现收入分配和谐的物质基础，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步伐，努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是提高劳动要素收益的关键举措。

　　一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国际经验表明，第三产业比重与劳动报酬占比具有正相关性，第三产业比重上升有利于劳动报酬占比份额的提高。从全局角度出发，切实落实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举措，推行结构性减税，适当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增加其就业吸纳能力，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二是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以城乡一体化政策为突破口，使农村居民能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就业机会，解决好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同工同酬问题。通过落实“三农”政策，促进农民增收，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差异和幅度差异。三是健全收入合理增长的体制机制。推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增强劳动者在工资决定中的话语权，扩展知识、技术和管理要素参与分配途径，切实提高劳动报酬份额。加快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入流。

　　(二)加快推进要素价格改革，促进资本收益方式转变

　　调整资本收益占GDP的份额，关键要把支撑资本收益高的因素从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转化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上来，最终使资本收益实现可持续的、合理的增长。

　　一是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资源税费制度，提高税费标准，将资源性收益从经营性收益中剥离出来。改革土地管理制度，降低地方政府对一次性土地出让收益的依赖，改进资源要素在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关系。

　　二是促进资本收益方式的转变。资本收益要实现可持续增长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根据科技创新对企业利润的贡献率制定评价制度，以评价的结果为依据，使政策更多地向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倾斜。

　　三是完善国有资本收益制度。进一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加强对国有企业薪酬分配的分类监管，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使国有收益能在更大程度上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加大二次分配调节力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在改革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制度的同时，再分配领域的各项政策也要不断完善。

　　一是完善所得税制度。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和抵扣。完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于带动就业效应明显的中小企业给予税收优惠，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负水平。适时开征房地产税和遗产税，完善鼓励回馈社会、扶贫济困的税收政策。

　　二是优化政府支出结构。加大政府对职业教育、在职培训等方面的公共投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岗位转化能力。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投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均等化程度。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法定人员全覆盖。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针对困难群体的动态社会保障兜底机制，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适当降低企业和职工缴纳的比例，切实提高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

　　参考文献:

　　[1]白重恩，钱震杰.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J].经济研究，2009(3):2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