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问题与微观数据研究

　　2009年，西南财经大学组建中国家庭金融与调查研究中心，展开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HouseholdFinanceSurvey，简称CHFS)。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和四轮调查，逐步填补了中国微观家庭金融数据的空白。2011年第一轮调查涵盖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0个县、320个村(居)委会、8438户，具有全国代表性。2013年第二轮调查涵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2个县、1048个社区、2.8万余个家庭，数据不仅具有全国层面的代表性，而且具有省级层面的代表性。2015年第三轮调查涵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63个县、1439个村(居)委会、3.7万个家庭，数据在全国代表性、省级层面代表性的基础上，新增副省级城市的代表性。2017年完成的第四轮调查涵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63个县、1459个社区、4万个家庭，数据在全国、省级层面和副省级城市层面具有代表性。

　　为了更好地推进对于微观数据的采集和中国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推动中国高校数据库的进一步开放和共享，促进相关学者交流，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5年开始推动组建中国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逐步展开了与浙江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审计大学、首都经贸大学、北京大学等9所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按照加入平台的时间排序)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微观数据的调查和研究工作。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的支持下，中国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于2018年3月24日在西南财经大学举办首届“微观经济数据与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旨在促进中国经济学者对微观经济数据的使用，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论坛开幕式上，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张邦富教授代表主办方致辞，对与会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指出了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趋势，对高校数据调查平台收集微观数据的工作表示了大力支持。《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肯定了参会论文的水平，并对论坛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作出了期望。随后，刘霞辉研究员就“中等收入跨越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展开了主题演讲。他首先就中等收入的划分依据进行讨论，论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基本特征，随后分析了后发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的三大不确定性，分别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断裂、低效服务业的蔓延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型消费滞后。最后，刘霞辉研究员分析了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实现经济跨越的路径。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甘犁教授就“中国自有住房空置率之谜”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提出了城镇居民户数大于新增住房套数的特征，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城镇地区有5000万套住房空置的事实，进而得到中国城市新增城镇人口约有40%是“被进城”的结论，即只是居住地被划入了城镇地区，但所在社区的特征更接近农村。这些居民主要居住在宅基地的自建房或者是统一安置的住房里，短期内的购房需求较低。因此，如果未能考虑“被进城”的人口，就会高估新增城镇人口的住房刚需。甘犁认为，部分地方政府对“被进城”人口存在过度反应，提供了超量的住宅用地。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就“微观经济数据与宏观教育政策”进行了主题演讲。她首先提出了“学术共同体导向的研究如何具有更加自觉的政策影响”和“需求方导向的研究如何具有更加广泛的学术影响”等两个问题。随后，王蓉教授以自己所在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为例，从学术研究、政策研究以及与数据共享平台的合作等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看法。

　　本次会议围绕新常态下中国家庭和个人经济行为的变化、家庭资产配置研究、农村经济与农村问题、家庭的时间使用、基层治理、家庭的劳动与就业情况、真实进步指标、家庭普惠金融发展研究等主题，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

　　一、住房、消费与储蓄

　　周利将高房价对消费的作用分解为“财富效应”、“信贷效应”和“替代效应”进行分析，研究了高房价是否阻碍了中国居民的消费。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总体上能够促进居民消费，并且家庭财务杠杆的存在能够放大这一作用。尹志超和蒋佳伶探讨了住房财富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住房增值每上升1%，居民感到幸福的概率上升1%。他们进一步发现，住房财富能够通过提升家庭消费、减少劳动时间影响家庭幸福。呼倩和闫强明借助房产税的自然实验，研究了房价上涨、房产税与公职家庭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房价上涨导致公务员家庭消费的下降，而房产税的实施能够抑制这一影响。董丰等受经济不确定性提高房价的事实启示，将居民房产持有情况加入DSGE模型，发现居民为应对不确定性而持有房产，将导致房地产市场繁荣，挤压实体经济的资源，并导致经济衰退。

　　李丁等将是否为留学归国人员作为文化的代理变量，研究了文化对家庭储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其它家庭，有留学归国人员的家庭储蓄率显著低6.7个百分点，而相比非留学人员，留学人员有更高的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同时有更弱的遗赠动机、更开放的家庭和婚姻观念，即留学归国人员拥有与非留学人员显著不同的文化偏好。申宇等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发现公共部门比私人部门存在明显的“低收入-高消费”现象，即公共部门的个人和家庭收入均低于私企部门，但在文化娱乐、耐用品消费以及总消费方面却超过了私企部门。作者对公共部门的隐性收入进行了测算，认为在2012—2014年间，公共部门隐性收入约为2001—309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0.338%—0.522%。姚东旻等分别构建了预防性储蓄模型和参考点储蓄决策模型，发现后者更能为现实的储蓄行为提供一致解释。作者还发现，灾难会对不同人群的“参考点”产生类似“回归”的影响，即原本参考水平高者，灾难会降低其参考点;而原本参考水平低者，灾难会提高其参考点。贾男等从家庭支出的角度研究了生育政策调整下二孩家庭如何权衡代际分配的问题，作者借助“单独二孩”政策的推出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孩子数量的增加降低了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二孩政策导致“单独家庭”降低了消费水平，并且主要通过压缩自身消费来缓解二孩带来的支出增加。

　　二、教育、人口与劳动

　　何青等研究了经济激励对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影响。作者设计了一个随机对照实验，针对学习成绩优异、取得进步和平时作业完成较好的学生进行现金奖励。研究结果表明，现金激励显著促进了学生成绩的提高，也提升了学生与老师沟通的时间以及上课认真听讲的程度。李任玉等使用代际间教育水平的分位数差异作为衡量，研究了社会地位流动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者发现，代际流动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提升幸福感，且对女性的作用更强，在城乡人口之间则没有显著差异。韩文龙和刘璐利用CHNS、CLDS和CGGS等数据库，刻画了1991—2016年间中国教育回报率的长期变动趋势。作者发现，教育回报率在2004年之前呈上升趋势，之后则增长趋势放缓，甚至在个别年份出现了下降。魏易等通过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ChinaInstituteforEducationalFinanceResearch-HouseholdSurvey，CIEFR-HS)，分析了民办教育的服务质量、服务群体、收费情况，以及学生在公办和民办学校之间的选择等问题。梁文艳等则在“双一流大学”建设的背景下，研究了学术近亲繁殖对研究型大学教师学术产出的影响。作者发现，留校造成教师的学术产出质量显著更低，学术产出数量则不受影响，而机构近亲繁殖率和机构整体的学术产生则呈倒U型。此外，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校外合作对学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近亲繁殖的教师，其校外学术合作行为显著更少，因此其学术产出质量更低。

　　郭萌萌等考察了人口流动对社会信任和邻居信任的影响。作者发现，有过流动经历的人口，其对社会信任和邻居信任的程度显著更低，作者从社会融合和语言障碍的角度阐述了其中间机制。涂勤和闫静针对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状况，采用人口普查的数据，研究了各民族性别比失衡的经济和文化因素，并认为这些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各民族性别比的差异。王文斌和茶娜基于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性别差异，发现女性更倾向于步行出行，而男性则更倾向于其他交通方式。孙坚栋等基于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数据，研究了城镇劳动力在就业参与、失业以及工资方面的性别差异，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5年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比男性低22个百分点，失业率低1.4个百分点。宁光杰和马俊龙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了住房自有和居民就业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住房自有在总体上增加了就业，但显著降低了16—29岁年轻人的就业概率，作者认为这一不利影响应受到重视。李立使用CHPS数据识别了家庭劳动力供给对平滑消费的影响。作者发现，上述效应针对妻子的收入冲击更加有效，而对丈夫的收入冲击，则需要借助家庭资产等多渠道来平滑。

　　三、金融决策与企业行为

　　姜树广等测度了中国真实投资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偏好，考察其对金融决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低、风险偏好或耐心较差的投资者在股票投资中更偏好追涨策略，对交易频率、公募基金、互联网金融的参与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陈诗一等研究了如何识别金融风险冲击，以面对中国当前可能遇到的重大金融风险。作者认为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债市场数据构建信用利差，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微观实证发现其与金融风险呈正相关，并构建局部均衡模型阐述了上述影响的发生机制。作者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发现金融风险冲击可以解释产出波动的13%。祝伟和夏瑜擎分析了家庭负债的驱动因素、经济机理和影响后果。研究发现，居民的耐用品消费增加了家庭负债，医疗消费和教育消费则降低了家庭负债。此外，家庭负债和住房消费也降低了居民的福利水平。吴雨和宋全云研究了房价上涨对企业借贷成本和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作者发现，房价上涨驱动信贷供给向房地产行业倾斜，“挤出”了非房地产企业的信贷供给，从而导致信贷成本上升，加剧了银行信贷错配，从而增加了信贷违约风险。

　　中国致力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碳”政策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企业成本增加，但也有创新促进效应。康志勇和汤学良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研究了“减碳”政策与中国制造业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减碳”政策强度与企业出口规模呈倒U型关系，适当强度的“减碳”政策有助于出口扩张，其中企业的研发创新能力是促进扩张的关键因素。王兵和王启超借助“2017年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测度了广东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表明，广东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06%，要素配置效率接近美国，但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尤华等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借助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现，企业社会责任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但这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张铭心借助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上海地区样本，探讨了开发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作者发现，开发区内部企业比外部企业的研发高20%，其作用机制包括选址效应和集聚效应，即吸引新企业落户和研发的集聚溢出效应。

　　四、基层治理和中国农村经济问题

　　褚红丽等基于司法判决书和各省市的司法投入数据，分析了财政激励对法官财产刑判决行为的影响。作者发现，在司法投入越低的地方，法院获得财政返还的激励越大，法官越倾向使用财产刑。何欣和朱可涵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低保的瞄准效率和影响因素。作者发现，农村低保瞄准偏误较大，存在精英俘获现象，改善信息不对称和加强民主监督是降低低保偏误的有效手段。梁平汉和肖书康基于CFPS数据，研究宗教信仰对村民民主选举参与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中宗教信仰比重的上升能够提高信徒参与投票的概率，但会降低非信徒投票的概率。罗吉使用中国社会组织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数据，分析了社会组织规模发展的最优边界。研究发现，公共需求越碎片化和专业化时，社会组织个体发展的最优边界越小。

　　陈技伟等基于中国家庭就业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在劳动参与、失业、工资、就业分布和稳定性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城镇职工，城镇职工的工资收入高于农民工，但差异在缩小。此外，农民工受到户籍歧视，与城镇职工在职业、行业、所有制分布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低于城镇职工。王大哲和钱文荣利用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征地对农村居民福利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认为，征地提高了农民的个人收入，但降低了其幸福感，较高的职业转换成本和住房保障的缺失是幸福感降低的重要原因。王阳和温虎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分析了正规信贷约束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正规信贷约束降低了农户的技术效率。

　　五、结语

　　微观经济数据对经济学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有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首届微观经济数据和经济学理论创新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促进微观经济数据的使用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作为论坛的主办方之一，中国高校数据调查共享平台将继续和《经济研究》编辑部合作，在合作院所轮流举办本论坛，为国内外学者搭建一个分享、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国微观经济数据的发展和经济理论方面的创新，为中国经济问题提供现实解释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