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社会学视角下丽江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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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10-13 11:36:19 更新时间：2018-10-13 11:36:19

　　摘要：基于新闻社会学的视角，对丽江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进行梳理，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与国家政策、当地经济、军事、政治、民族文化及媒介技术都有密切关联，这些因素构成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诸多因素合力影响丽江地区新闻事业的发展，但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新闻事业也必然反过来影响当地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和社会变迁。

　　关键词：丽江;新闻社会学;新闻事业;社会变迁

　　丽江①地处滇西北，是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连接部位，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抗战时期日军封锁中国对外交通要道，丽江再次成为物资运输集散重地。1950年4月成立丽江专员公署，2003年撤县设市，延至今日。丽江境内居住着纳西、彝、白、藏、傈僳等24个民族，民族多元化带来宗教的多元共生，既增加了语言的复杂性，也是少数民族语广播和民族文字报刊产生和发展的现实动力。

　　1丽江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研究概况

　　笔者在梳理丽江地区新闻事业发展过程发现，对丽江新闻事业发展的叙述散见于地区志、县志和地区文史资料。1997年版《云南省志》第七十七、七十八卷分别为报业志和广播电视志，是全省报纸广播电视的资料汇编。2000年出版的《丽江地区志》(共三卷)中卷专门设置了“新闻”一章，但极为简略(仅二十余页)。2011年出版的《丽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志》是少见的一部以丽江新闻事业为主题的志书。这些志书只是叙述新闻事业发展的史实，谈不上专门的研究。

　　云南大学的单晓红和曹云雯撰写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以云南8个少数民族自治州、市为主体，仅简单提到丽江地区的少数民族语广播和两份民族文字报纸。白润生教授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一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通史，涉及丽江的也只有寥寥数笔。知网上也几乎找不到专门研究丽江新闻事业发展的文献，由此可见丽江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研究之薄弱，还存在很大的阐释空间。

　　2丽江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状况

　　2.1新中国成立以前(1907-1949)

　　丽江地区近代新闻事业发轫于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创刊的《丽江白话报》。这份报纸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出现较早的一份报纸，它的创办者是丽江知府彭继志，白族学者赵式铭任主笔，本地学者周冠南等为撰稿人，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先进知识分子，受“进化论”和维新思想的影响。从内容上来看，它以言论为主，登载了不少切中时弊的政论文，具有浓厚的爱国救亡色彩。然而一年后，彭继志调任永昌，赵式铭也应聘随往，报纸遂停刊。之后他们又创办了《永昌白话报》(1909)。[1]

　　1909年丽江建立官电局(晚清的电报局称官电局)，初期电报局主要是为国家军政服务。丽江有一批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的年轻人利用报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抗战爆发，丽江有不少地下党员利用教师职业为掩护，通过给学生讲课、出壁报、发行党的刊物、唱抗日歌曲、公演进步戏剧等形式向师生传播革命思想。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丽江出现了不少学生运动。1940年元旦开始的《丽江大众壁报》就是由一批高中毕业回乡和在昆求学因抗战而疏散回乡的纳西族热血青年创办，之所以叫“壁报”，乃是因为报纸是单面手抄，每期在十个地点张贴。1942年改为油印的《丽江周报》，一直到1944年底停刊。有人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说道：“和抗战歌曲大流行一样，丽江当时的壁报，也如雨后春笋。除了如‘七七’抗日周年纪念，和元旦旧历新年等节日，各个学校都要贴出大批壁报外。还有各种定期的壁报，在关门口、四方街张贴。”[2]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丽江的影响日益扩大，1949年8月1日滇西工委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剑川县创刊，两个月后改为《滇西北日报》。[3]此新旧交替时，各地地委、支队都纷纷办起报纸用于宣传工作，如丽江中共县委的《丽江人民报》。这些报纸不定期出版，发行范围也只在本县，因是顺应形势创办，大多数在1950年初停刊。

　　40年代末，国民党丽江地方政府石印出版《丽江日报》，解放前夕停刊。

　　这一时期的广播事业几乎为空白，抗日战争期间，驻丽江境内的滇军、外国传教人员，有过少量收音机，总数不超过10部。[4]丽江民众教育馆有一台收音机，《大众壁报》及后来的《丽江周报》都采用过这台收音机抄收的抗战新闻。[5]广播成为丽江新闻事业的一部分，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了。

　　2.2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1950-1978)

　　国家建立初期，一面维持社会安定，一面搞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剿匪平叛、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大事件，到了1956年，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高潮的需要，全省有90个县创办了报纸[6]，丽江地区的各县也都在这一年创办了县报。1958年为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中共丽江地委创办了《上游报》，一年后改为《丽江日报》(1961年停刊)。此后，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丽江正式出版的报刊被大字报、小册子、宣传标语替代。

　　此阶段广播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1950年为贯彻国家政策方针(《关于建立西南区广播收音网的指示》)，丽江地区选送周兆燕、彭桂华等人参加云南广播电台举办的第一期收音员培训，这些学员结业后，携带国家配发的收音机返回丽江建立收音站。之后，丽江专区辖内的主要县区也建立了收音站。从1954年开始，收音网逐步发展到区、社，到1956年，丽江地区共建区、社收音站105个。[7]

　　1956年丽江县广播站成立，根据各县情况，自办不定期的少量节目，以服务于县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大跃进”期间，各地党委、政府部门常利用有线广播召开“广播大会”，组织生产，鼓舞干劲。广播也成为那个时期人们生活的重要部分。1962年，由于国民经济遇到困难，广播经费和人员编制被削减，只能维持转播工作。1965年逐步恢复有线广播，从1966年开始，自办节目时断时续，宣传工作陷入混乱，大字报席卷各个地区，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广播宣传工作才慢慢进入正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丽江的广播及其他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在这里简单提一下少数民族语广播，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当地复杂的语言环境有关，针对语言不通的现实情况，以前收音站的工作主要是面向干部，通过各族干部再宣传到各民族中去。[8]70年代宁蒗县和丽江县有不定期的少数民族语广播，这样就可以直接面向各民族群众宣传了。1982年初，丽江有两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创刊——《丽江报》(纳西文版)和《丽江报》(傈僳文版)，后并入党报《丽江日报》，现都已停刊。[9]

　　2.3新时期以来(1978年至今)

　　1989年9月1日，中共丽江地委机关报复刊，报名《丽江报》，复刊后实行地委领导下的总编负责制。[10]其他报纸还有《云南省广播电视报•丽江版》(1998创刊)、《春城晚报滇西北周刊》(1999年创刊)，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丽江地区各县都办有县委机关报，后归并到丽江日报作为区县版。这一时期报刊得到了较大发展，广播电视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早在“文革”前国内电视就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丽江地区第一座电视差转台是1977年8月在永胜县试播的。1979年元旦丽江县差转台也开始试播，“丽江新闻”成为最早的自办节目之一。1983年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方针，云南地州市开办电视广播始于1985年，该年有昆明、大理、玉溪开播。1988年3月5日丽江电视台开播，以播报本地新闻为固定节目。丽江电视台开播后，其所辖各县陆续建立电视转播台。

　　2003年丽江日报社和丽江电视台作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进行了以“宣传与经营分离”为核心的媒体体制改革。从2003年7月1日起一律取消各县广播电视台自办频道，自办节目统一纳入省及市台公共频道播出和管理，[11]这种改革实际上是为了提高国家对地县报纸、广播电视的管理效率，纠正“四级办电视”带来的弊端。

　　3丽江地区的新闻社会史分析

　　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社会变迁紧密联系。开办新式学堂，组织出版《丽江白话报》，印刷实业书籍以支持实业救国，建立官电局，这些地方上的“新政”可以说是维新思潮影响祖国边疆地区的一个例证。“五四”运动爆发后，丽江新闻传播事业开始与革命思潮和实践相伴随，壁报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重要媒介，一些革命刊物也通过进步分子在地下传播。建国后，广播网开始发展起来，在“大跃进”时期，频繁的广播动员成了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报纸方面，为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丽江各县都相继创办了县报，在1958年，不管是丽江的《上游报》还是大理的《跃进报》，其报名都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迁。改革开放以来，丽江的新闻事业经历了从恢复到全面发展的各个阶段，电视作为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部分也在这一时期起步。80年代是热切寻求变革的年代，传媒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一系列变革。丽江电视台建立时只有总编室、新闻部、录制部，到了1993年，随着市场化的进行，人们对经济信息的需求大增，经济部和广告部就应运而生了。1996年的2•3地震与2003年丽江成为首批文化改革试点也是与丽江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相联系的重大事件。本文对丽江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梳理就是顺着新闻事业与重大事件、社会思潮、社会变迁的互动的线索进行的。

　　3.1新闻传播事业与国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播机构有了双重属性，可以通过广告经营增收，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以来，更是将新闻传播事业进一步推向市场，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增添了市场活力。新世纪的“文化体制改革”及“村村通”工程加强了对地方新闻传播事业的管理。顺应社会发展的新闻政策能积极推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政策，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有自身发展的规律。

　　3.2新闻传播事业与当地社会与经济状况

　　媒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密切，这里仅以媒体与1996年的丽江大地震的关系进行说明。大地震是突发性的灾害事件，地震发生后，不少医疗和救灾组织前来支援，还有知名人士造访丽江，云南省省长和志强(纳西族人)震后到丽江指导工作时就指出，由于地震，丽江广为人知，到丽江的中央领导、外国朋友络绎不绝，这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对外开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12]地震引起了人们对丽江的关注，但毋庸置疑的是，人们对丽江的关注主要还是通过新闻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和广播电视。在此我们不宜把新闻媒体的作用无限放大，因为相关政府部门的政策对丽江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当地独特的民族文化对外地民众产生了很大吸引力。但我们还是要承认，新闻媒体发挥了它应有的潜能，成了当时人们了解震情进而认识丽江的一个窗口，这个窗口推动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3.3新闻传播事业与当地军政情况

　　军事和政治往往是造成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知府彭继志兴办教育，组织《丽江白话报》的经费来自“东林事件”所得款项。信息传播技术与军事活动关系密切，这主要是由信息传递对军事活动特别是战事有着极端重要性决定的，军队一般也是最先使用先进传播技术的群体。如1912年西征军司令官随身带油印、石印机到丽江;1951年国庆，永胜县收音站向当地驻军“124团”借来交流扩音机、高音喇叭、发电机等广播器材，转收国庆重要新闻。1958年3月，宁蒗平叛斗争基本结束，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为适应宁蒗县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成立宁蒗彝族自治县广播站。“五四”以后，受各种爱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丽江的新闻传播事业始终与革命事业相伴随，政党的活动成了促进当地新闻传播实践的一大动因。

　　3.4新闻传播事业与民族文化

　　作为民族地区的新闻媒体，积极宣传国家政策，沟通上下，团结各族同胞是“题中之义”，而媒体对本地社会生活的关注和传播民族文化既是当地民众的需求，也是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即使国家处于动乱之中，宣传始终是新闻媒体的“主旨”所在。《丽江周报》的同仁在创刊时就强调：报社的宗旨是：第一、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日救国爱国情绪，第二、发扬地方文化，促进地方文化的发展。[13]《壁报》及后来的《周报》选刊过不少优美动人的纳西族神话故事和恋爱故事。[14]

　　1941年的《朝报》事件是新闻媒介与民族文化互动的例证。《朝报》是抗战爆发后内迁到昆明的一家报刊，1941年3月16日的副刊登了《潘金妹》一文，后被在昆明的丽江籍人士看到，认为文章作者侮辱纳西族妇女，遂相邀丽江同乡声讨《朝报》主事者。最终，迫于压力，作者及报馆经理发表公开道歉信。[15]文中把“潘金妹”(纳西语，意为姑娘)描写成不守贞洁的落后愚昧女性，这既是对少数民族同胞的丑化，也是对他们民族文化的丑化。媒体是联系“想象共同体”的纽带，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纳西族同胞对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在媒体上的反映。

　　3.5新闻传播事业与媒介技术

　　毫无疑问，媒介技术也是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一大动因，但“技术决定论”也因忽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而招致批评。我们都知道电报一经试验成功，很快就应用于新闻传播业，丽江在1909年(宣统元年)建立官电局(晚晴的电报局称官电局)，但电报费用高，一般只应用于军政方面。随着后来广播、电话等通讯工具的产生和普及，电报淡出人们的视野。可以说，电报自始至终都未应用在丽江新闻传播事业上。但是，丽江新闻事业的媒介手段由报纸而广播，由广播而电视，由电视而互联网，没有哪一个完全消失，这跟全球范围内的规律是一致的。可见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会朝着一个方向无限度地发展下去，它还是要与人的需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3.6国家、市场和公共领域在丽江媒体上的复杂体现

　　2003年丽江成为国家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丽江日报社和丽江电视台是2家试点单位，通过改制，一部分人员仍然保留编制，其余则采取合同形式(市场化)，这一改制似乎顺利地调和了宣传与市场的冲突，实际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观照，媒体仍是国家、市场和公共领域(还有民族)多方力量竞争的复杂场域。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丽江的新闻事业面临着与其他地区相似的困境，与此同时，新媒体的兴起又对既有的困境造成新的冲击，如此种种，形成了媒体与诸种社会因素之间复杂的关系。

　　4结语

　　通过对丽江地区新闻事业发展的梳理，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与国家政策、当地经济、军事政治、民族文化及媒介技术都有密切关联，这些因素构成了特定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正如新闻人、新闻机构是嵌在社会结构中一样，新闻事业的发展亦脱离不开社会和时代的大环境。大环境影响着新闻产业的发展，新闻事业反过来也影响着当地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和社会变迁。

　　参考文献：

　　[1]王作舟.云南新闻史话[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8.

　　[2]曾广鑫.抗日战争时期丽江教育文化纪略[M]//丽江文史资料全集(第二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581.

　　[3]丽江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丽江地区志(中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668.

　　[4]丽江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丽江地区志(下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6：188.

　　[5]张星泽.抗日战争时期的《丽江周报》[M]//丽江文史资料全集(第三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2.

　　[6]云南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卷77报业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1.

　　[7]丽江地区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丽江地区志(中卷)，[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671.

　　[8]曹云雯.云南传媒发展历史与现状研究报告[M]//文化适应与传播，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55.

　　[9]单晓红，曹云雯.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M]//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3：411-412.

　　[10]丽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丽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志[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10：186.

　　[11]丽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丽江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志[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1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