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表意特征与汉民族“得意忘言”的文化心理

　　留存的传世文献，无论是古代的历史典籍，还是白话诗、语录体传记或者故事集，年代越久远越可以看出汉语的简洁。文言文中，由于汉字本身的表意功能，使得文章也偏向于赋予每一个汉字足量的意义，中国古代诗人作诗，一字之差诗的意境大相径庭即是明证。另外，汉字一字多意往往表现为“字词不分”，这是汉字在历时发展中不断适应语言需要的结果。西方表音文字和发音相一致，所以容易产生新单词表示新的概念，而汉字则固守其构字系统，在长期的使用中，尤其是后汉大量白话加入了书面语，汉字一方面要增加新字，另一方面也用已有字囊括新的义项和词性，甚至读音也会变化很大，但是形体基本没有变化。总之，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具有强大的表意功能，一方面促使语句形式简洁有力，另一方面，也使得汉语一开始就没有多种形态变化的基础，所以不同于表音文字。当汉字作为词汇形态入句后，汉语只能寻求有别于形态变化的手段来表示相应的语法功能。

　　二、汉字与汉语语法

　　词汇缺乏形态与汉语的书写形式有密切的关系，在表音文字中，书写形式和发音形式的对应关系很强，所以语音上的变化也很容易传递给字母文字，一个单词中的字母变化也为语言的创新提供了便利。汉语则不然，作为典型的表意文字，汉字和词的联系的纽带，是汉字本身所带有的意义。汉字的表意性要求汉字在造字之后就形成相对固定的书写样式，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虽然经过隶变、楷化等重大转折，创造了大量的形声字，似乎有一定的示音意图，却始终顽固地延续了初始的表意性质。汉字的表意性和固化的书写方式，没有创造这样的条件，使得在单个字内部发生类似字母文字的屈折或者词缀等形态变化。另外，汉字的一字多意，使得汉字根据不同的读音或者语序变化，就足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如著名的对联“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云霞长长长长长长长消”。汉字的多意性形成了汉语灵活多样的词汇系统，进而塑造了汉语语法的灵活的“意合性”特征。

　　(一)汉语语法的“意合性” 早在 19 世纪，语言学家洪堡特研究了中国的《论语》《大学》《孟子》等古代典籍后，指出汉语句法结构的特点：“句子的构造完全取决于词义、词序和语境意义。”具体说来，汉语缺少词的形态变化，也缺少系统的语法关联词，用现代一些汉语学家的话来说，汉语语法的最大特点是“意合性”，明显有别于西方语言严密的语法体系，具体表现为各种语法成分的“省略”。

　　(二)汉语语法与汉民族思维洪堡特曾专门阐述了语法形式和人类观念的深刻联系，但当他考察了《论语》《中庸》等儒家经典后，说“汉语几乎没有语法形式，可是运用其语言，却能达到相当高的智力教养水平”，惊讶之情溢于言表。洪堡特认为“丰富多样、明确限定顺序地构造起来的语法形式，可使思维变得灵活敏捷”。诚然，种类丰富、清晰明确的语法形式，无疑对训练严密有效的思维有诸多好处，而有些民族的思维模式也确实依赖自己的语言形式，但丧失了语言空白带来的益处，越是依赖紧严的形式，就越是难以回到思维的广阔深邃的本原世界，缺乏思维的空白带来的灵感。

　　三、汉民族的文化心理

　　(一)重“悟性”轻“逻辑”的思维特点悟性指的是对事物和思想直观的体验或者深层次的领悟，具体到汉语中，体现为汉民族特殊的语言逻辑。上文提到，相对于印欧语系，汉语语法的显著特点是缺乏语法标识，词语只能在入句之后才能清晰地体现其语法价值，所以古代文章重在一气呵成的文气，而不是条分缕析的细密逻辑。因此对汉语文本的阅读，尤其注重对整个句子甚至篇章的理解和“领悟”，也就是现在 “文意”或“语境”。

　　在汉语语法研究中，我们参照西方语言学理论，以词类划分为例，汉语是否有词类以及怎样划分词类曾经长期是学界争论的热点。现在尘埃落定，学界达了共识：即用结构主义思想和汉语词类的语法功能给汉语划分了词类，但是在阅读汉语文本时，还是能时时感到结构主义的硬性规则对文本理解的阻碍。比如，明清白话小说中常出现的短语“大哭道、大笑道”等，对“大哭道” 进行短语结构分析，可以理解为“状中结构”“连动结构”“并列结构”这三种结构形式，但无论哪种结构形式都不足以说明这类短语的语境含义。

　　(二)重人文关怀轻科学教养的处世态度汉语塑造了汉民族的重“悟性”轻“逻辑”的思维特点，从而也塑造了中国人重人文关怀轻科学教养的处世态度。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一方面体现在对自然亲近和感悟。悠久的农耕文明使得中国人得以亲近自然，广大壮丽的河山和多变奇诡的地貌又给予中国古代文人以诗词文章的灵感。在《说文解字》中，“草”“木”“禾” “竹”为部首的字最多。而在中国诗文中以自然景观作为主题或者辅助的作品比比皆是，或歌颂山河，或借景抒情，在古代诗文中即便纯粹抒情的诗歌也会辅以景物描写。

　　汉字的“表意性”与汉语语法的“意合性”是汉民族文化品格带来的共性特征，可以称之为汉语的“表意性”，它是与我们的文化心理相契合的，一方面引导、塑造汉民族特有的“得意忘言” 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汉民族的文化心理本身奠定了汉语的原始基础，之后又融入、参与到汉语的演变发展，潜移默化地巩固这种“表意性” 特征。

　　参考文献:

　　[1]王宁.汉字构形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5.

　　[2]何九盈.汉字文化学[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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