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思想及美学启蒙向度

所属栏目：教育学论文
发布时间：2020-03-05 11:59:13 更新时间：2020-03-05 11:59:13

　　人的全面发展一直以来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也是各层次教育的重要指向，而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又是人的全面发展能够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审美教育和艺术教育能不能开展好，关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完善，关涉到中国人才培养的最终成果，所以必须引起重视。就20世纪而言，无论是研究审美教育还是艺术教育，蔡元培都是必须面对且无法绕过的人物之一，他既是20世纪中国教育范式和制度的开拓者，又是这种范式和制度的有力践行者，从任何角度说都具有样本式的意义和价值。其中，音乐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重要环节，他的音乐思想是对一般教育内容的深化和补充，也是对审美教育的建构和丰富，并且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不但体现在民国时期的教育领域，而且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教育制度中，所以有必要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之中，对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重新进行描述、界定、认识和研究，所谓不求远因，不可以明近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研究对当下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也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音乐教育思想及美学启蒙向度

　　一、艺术教育与美育双重视域下的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

　　无论是对于蔡元培来说还是对于晚近以来研究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文章家来说，所谓“音乐教育”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特别是指涉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涉及教育学、美学、音乐学等多个学科，并且内中也存在比较复杂的逻辑和关系。结合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对于这个概念本身，首先面对的问题是，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一种艺术教育思想还是一种美育思想，这看上去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却尤其复杂，针对此，事实上还需要厘清很多概念。换句话说，是将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置于艺术教育领域，还是置于美育范畴，是影响对其音乐教育思想的判断和定位的。在蔡元培的时代，包括绘画和音乐的艺术、美学、美术等术语的界限相对模糊，甚至有时候某两个概念可以借用或替换。可以说，在一个“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边界模糊的时代，两个概念的混用以现在的眼光看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对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的学理研究，必然应该将之放在当前的视域下进行。当前，艺术教育和美育存在着某种被混淆的倾向。一方面，在中国教育界和美学界，“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区别并没有达成共识，有学者曾考察教育部2013—2017年涉及美育的工作要点，尽管都提出了加强美育和艺术教育，但是，“教育部连续5年的工作要点中，无论是以美育为题，还是以艺术教育为题，具体的说明都是谈艺术”(1)。可见，官方在对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的阐述中依旧存在着模糊空间，并没有集中且有效地说明两个概念的差异。另一方面，在西方美学史上，艺术和美的混用也是导致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混用的原因之一，比如，在一些美学家关于“美”的表述中，“美”和“艺术”的界限也是模糊的，甚至有研究家将“美学”直接定名为“艺术哲学”，这种思想渗透到审美教育领域，也就顺理成章地将“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进行了模糊化处理。但事实上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是不能混淆的，从社会层面说，作为专业技术教育的艺术教育和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教育是绝对不能混淆的，从学理层面说，只有不断地将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精细化、精密化，才能更深入地进行研究。这可以说是研究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那么，为什么在研究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时必须厘清“艺术教育”和“审美教育”的区别呢?毋庸置疑，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集美学家和教育家于一身者之一，尤其是他的美育思想更是对美育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制度方面说，蔡元培首次将美育列入到了国民教育方针;从理论方面说，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并全面地论说美育的外延和内涵，同时为美育奠定了学科基础;从实践方面说，他亲力亲为关注美育的实施工作。这三者的共同指向在于席勒所谓的“人的全面自由”，所以蔡元培才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培养感情为目的者也”，(2)进而强调美育与智育和德育的互文和补充。同时，蔡元培也注意到，虽然当时一些美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相关美育思想，相关美育思想也在落实之中，但“较之欧洲各国，论量论质，都觉得我们实在太幼稚了”(3)。所以蔡元培才不遗余力地加强美育实践功能，通过各种方式实施美育，他在《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中言说的都是实施美育的途径和方法。由此可见，在蔡元培的美育思想中，以音乐、美术和电影等为核心的艺术教育实际上是实现美育的方式、方法或途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育毕竟是某种形而上层面的理论，而艺术教育则具有实在性和实体性，音乐和美术等艺术教育方式也为美育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了抓手，以“作为方法”的艺术教育来实现美育的目标。基于此，对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研究也需要置于美育和艺术教育双重视域下。一方面，当前的音乐教育基本集中在学校，其实就是蔡元培当时所谓“学校教育”，是美育实施的重要方面，也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美育和素质教育的落脚点都在人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终结指向都是“塑造美好心灵”，所以应该在美育理论和实施的大背景下对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进行考量;另一方面，从人本体出发，艺术教育偏重“技”的教育，是实现美育目标的途径，只有高度重视教育方式和方法，才能有效地将美育落到实处，所以研究蔡元培音乐思想也不能离开艺术教育。只有将之纳入艺术教育和美育的双重视域，才能既重视目标，又不忽视道路，才能既重视量，又不忽视质，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厘清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理路与内涵。

　　二、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逻辑起点与理论建构

　　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学习、思考和积淀，进而形成了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广而言之，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最初形成主要源于两种要素：一是中国传统音乐的影响。蔡元培本人对音乐的兴趣非常浓厚并对中国传统音乐已有研究，早在1892年就有《审乐知政疏》问世，从中也能看出他的中国音乐史造诣，1901年所撰《学堂教科论》把音乐学列为“无形理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可见他对音乐教育的最初思考。(4)二是西方音乐的影响。蔡元培曾经五次旅居欧洲，先后生活在德、法两国，也曾在瑞士、比利时、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等国家游历，遍访美术馆、博物馆、展览馆和音乐厅、歌剧院等，这对他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他在欧洲接触到的无论是美学思想还是艺术作品都是当时中国所缺乏的，如何将这些思想带回中国并且融合到中国的美学实践和艺术实践当中去，是蔡元培一直思考的问题”(5)。如他自己所言，在国外，“即小村落中，于星期日，亦在公园或咖啡馆内奏乐，若柏林、巴黎等大都会，更无论矣”，(6)足以说明他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对他的音乐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两方面的思想来源都奠定了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基础，使其不断对音乐教育思想进行思考与创造，并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音乐教育理论。蔡元培非常重视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他曾在《音乐杂志》发刊词中指出：“吾国言乐理者，以乐计为最古，亦最精。自是以后，音乐家辈出，曲词音谱，递演递进，并不为古代简单之格调所限制，而辨音原理之论，转涉肤浅。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进步之迟，良有由也。”(7)可见，基于当时的音乐教育情况，蔡元培充满忧虑。他首先结合古代乐论和当时的民族状况强调民族音乐“有用”，指出“武臣将帅，忠义而能畜聚，不惮死封疆，正国难其中所需要的人物，而声音可以代表他们”，(8)将民族苦难和乐教结合在一起。在蔡元培存世的十几篇涉及音乐与音乐教育的文献中，几乎每一种都言及民族音乐的历史生成性和现实指向性，尤其强调的是以此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以凸显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的价值。蔡元培也不忽视西方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作用，并且倡导将中西方的音乐融合起来，提出“中西合璧、融贯古今”的思想主张。当时，中国音乐界也存在某种意义上的“古今中西之争”，“复古派”厚古薄今，主张全面推广中国古典音乐，对西方音乐置之不理，“西化派”则觉得传统音乐已经跟不上音乐发展的潮流，只有全盘西化，才能实现音乐复兴的可能。在二者之间，蔡元培做了相对折中主义的处理，认为应该将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结合起来，主张“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9)强调二者的互文与互补。针对此问题，蔡元培曾做过非常深入的说明，他指出，“一方面，输入西方之乐器、曲谱，以与吾固有之音乐相比较。一方面，参考西人关于音乐之理论，以印证于吾国之音乐，而考其违合”，(10)可以说，蔡元培的这种音乐教育设想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潮流的，中国社会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革”“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在知识界盛行，蔡元培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也看到了中国传统面对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存在着很多劣势，所以他美育与艺术教育的落脚点之一就是中西合璧，这也成为他音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说明的是，蔡元培非常强调音乐教育的社会意义。他将美育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层面或者环节，其动机就是使美育和艺术教育在教育的各个环节都能尽其用，既重视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支出”，又重视三者教育的“回报”。对于音乐教育来说，所谓“回报”指的是音乐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人的素质提升的促进作用。跳出技术层面，以人为中心对人的发展进行音乐教育，不但契合蔡元培提出的“美育”的目标，也和德育、智育的目标相得益彰，这是蔡元培音乐思想的可贵之处。更可宝贵的是，蔡元培音乐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经过实践检验和证实。

　　三、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具体实施与社会效应

　　蔡元培与当时一些美学家和教育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碍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很多美学家和教育家的美育思想都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蔡元培则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正如有学者所言，蔡元培美育思想的重要意义也在于，“在美育的实施上进行了卓有成就的努力与示范，对于我国现代美育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11)。这种美育思想的实施在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方面也存在诸多表现，这虽然与当时他任教于北京大学并担任校长的学术与政治权力有关，但更多的还是他对音乐教育如何能够落到实处的深切思考。总体而言，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实施大致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北京大学组织发起了音乐研究会。早在1917年12月，北京大学就成了具有组织性质的音乐会，但这种半官方半民间的音乐组织当时还缺乏资金支持，直接影响了音乐会的相关活动。(12)在蔡元培的关怀下，北京大学又于1919年1月31日成立了音乐研究会，并于当年4月举办了第一场音乐会演。奏民族乐和西洋乐共19首之多，可见当时的音乐研究会已经初具规模。1922年，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更名为北京大学音乐附设传习所，蔡元培兼任所长，加大了音乐会演奏的频率和质量，据有学者考证，自传习所创建到1927年，共举办大小音乐会40余场，(13)事实上这都是当时音乐教育的实绩，而背后都离不开蔡元培的身体力行，比如，北京大学音乐会成立之际，蔡元培就亲自草拟了音乐会的章程，并指出音乐会最重要的目的和意义就是“敦中乐教，提倡美育”。(14)同时，他还积极创办《音乐杂志》，以坚实音乐研究会实践的理论基础。不仅如此，蔡元培还多次参加北京大学举办的音乐活动，并鼓励其他人积极践行音乐教育，1919年，他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的演说就曾指出：“所望在会诸君，知音乐为一种助进文化之利器，共同研究至高上之乐理，而养成创造新谱之人才，采西乐之特长，以补中乐之缺点，而使之以时进步，庶不负建设此会之初意也。”(15)可见，蔡元培所谓音乐教育思想的实施与落实是全方面和全方位的。其次，是积极筹办国立音乐院。当时，蔡元培深知萧友梅从德国归来希望成立属于中国自己的专门的音乐院的夙愿，所以不但非常主动、热心地筹办音乐院，而且在资金筹措、校舍建设等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并一点一点将设想落到实处，即便后来蔡元培辞去院长职位，也同样关心音乐院的相关事宜。后来，蔡元培还曾任国立音乐院音乐艺文社社长，引导艺文社致力于将音乐和艺文相结合。在蔡元培的指导下，国立音乐院在1925年5月创办了官方刊物《音乐院院刊》，后来改变刊名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1929)。蔡元培亲自为院刊题写刊名，并撰写了《国立音乐院院刊发刊词》，其中着重强调：“音乐院同人既日日研究此种丰富蕃变之理论与曲调，而借以发达其创造之能力，又不肯私为枕中鸿宝，而以刊物发表之，其术固新，而于古人重视音乐之意，则正相契合也。”(16)事实上是致力于将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建立关联，以此丰富中国的民族乐。当时，上海国立音乐院先后在蔡元培和萧友梅的领导下培养了大批音乐英才，无论是在音乐教育和音乐研究上，还是在人才培养和音乐创作上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也是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落到实处的重要表现。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得以实施，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影响和社会效应。一是使得当时西方音乐知识能够在音乐教育思想的落实过程中得以传播，并开启民智。由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上的演讲可知，实际上蔡元培发起研究会的重要目标就是不断引进西方音乐来补充本民族的音乐。这种传播和受容的影响显然是多方面，即使西洋乐有效地被接受，又在此过程中培养了本民族自己的音乐工作者或音乐家，可以说一举两得。二是音乐教育思想的实施起到了促进美育普及和发展的作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音乐会大都属于校园音乐会，而在蔡元培的美育体系中，学校教育又是非常重要的实践环节，由此而观之，音乐会的举行和音乐杂志的创办其实是当时学校美育建设的重要表征和内容，唯其如此，美育的落实才能从学校教育走向社会教育，继而普及开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落实和实施产生了非常深远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应。

　　四、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美学启蒙”向度

　　李泽厚曾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其实无论怎样变奏，启蒙都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事件”和社会“事件”，有识之士从各个方面着手开启民智以至于形成了当时的启蒙思潮，如医学救国、新文化运动、西书汉译等无不如此。如果说举凡康德所谓“脱离自己所在机制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17)都可以算作启蒙，那么蔡元培所谓音乐教育也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美学启蒙”。第一，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一种关于人的启蒙思想。从艺术教育的层面说，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指向的是“技”，是人的发展所需要的技术元素，从美育的层面说，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指向的是“道”，是超越技术层面的具有形而上指向的自觉自由发展，其落脚点是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这与当时的启蒙思想和思潮是殊途同归的。“立人”成为当时以蔡元培为核心的学者言及美育概念及其内涵的重要观念，有学者就曾指出，当时针对美育的研究“确立了以‘立人’即培养‘完全之人物’为基本宗旨的现代教育理念，同时确立了‘美育’在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与不可代替的独特作用”(18)。如前所述，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为他美育思想服务的一部分，甚至就可以被看作是美育思想本身，这样一来，也就不能忽视其音乐教育思想指向“人”的启蒙属性。有学者指出，“蔡元培认为美育核心在于通过美将‘故人’塑造成‘今人’，强调人在现代性视域下的解放和自由”，(19)实际上就是在强调人的启蒙的途径及启蒙能够实现的路径。第二，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一种生活美学的启蒙思想。近代以降的所有启蒙思想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与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单就“五四”而言，五四运动的影响并不止于政治和文化层面，“五四”之后人们的生活世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和变革，有理由认为，启蒙深入生活，才达到了最完美的境界。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就存在这样的指向性，他将美育的实现途径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本身，就是希望美育能够面向大众进行。他的音乐教育思想也是如此，无论是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还是上海国立音乐院，虽然看起来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音乐机构，但是所举办的音乐会都是面向民众开放的，传习所举办音乐会的次数之多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音乐教育的效应。在谈及近代以来中国的公共娱乐空间时，有学者认为娱乐空间不断增加产生的是一种增量，并指出：“这种增量，对于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来说，其影响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数量问题，它们会使人们的日常生活悄然地发生质的变化，生活中开始有了现代时尚的召唤，现代交往方式中个人人格品位更加被权重，消费文化与审美行为的交叉互动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现实。”(20)这也可以看作是启蒙之一端，是某种生活美学的启蒙，而蔡元培的音乐思想显然可以被纳入此范畴之中，其指向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贴近大众日常生活的生活美学启蒙在以生活为中心的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更富有现实指向性。实际上，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可以看作是20世纪初期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征，李泽厚认为近现代史的主题是救亡和启蒙，张灏则认为近现代史呈现出非常严重的“两歧性”，但无论如何，当时的中国社会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都存在着深刻变革，社会转型与西学东渐也产生了很强的现代性。蔡元培的音乐教育不但顺应了这种现代性，而且还成为审美现代性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本身很多方面都来自西方社会，是“现代性”的源头，对西方音乐思想的平行引介某种意义上就是“现代性”的自西徂东，也是开启中国音乐教育新潮的重要指向;另一方面，这种以音乐教育为中心的审美现代性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既是个人修养行为加强的表征，也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现路径。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丰富的，尤其是产生在20世纪初期那样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里，中国传统具有强大的惯性，西方现代性以各种形式传入中国，古今中西多种力量汇聚在一起，使得以蔡元培为中心的新旧学者有意识地思考国家未来，教育、美育、艺术教育和音乐教育自上而下都是这种思考的核心组成部分。由于当时美育和艺术教育的诸多牵绊，加之对当下美育与艺术教育研究的特殊性，理应将蔡元培的音乐教育置于美育和艺术教育双重视域下，以挖掘蔡元培音乐教育思想的最大价值。实际上，他音乐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不但从理论上对于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进行言说和建构，而且将之付诸教育实践，更可贵的是，相关实践产生了效果，在美学意义上丰富了音乐美学的延展力，在启蒙意义上顺应了启蒙思潮，形成了以“美学启蒙”为中心的教育范式。无论如何，蔡元培的音乐教育思想都需要并应该被充分重视并发扬光大，尤其是在我们这代人身上。

　　《音乐教育思想及美学启蒙向度》来源：《文艺争鸣》，作者：范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