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外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兼有以“历史”为研究对象和以“历史”为理论方法的双重含义，且两者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观，又是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与一切旧哲学划清界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的“新世界观”[1]。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十一条“提纲”几乎都是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因而成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其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3]可以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人民性。其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详尽地、正面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等。1848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是其理论框架，支撑起了《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结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这表明阶级性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起，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中的不断发展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毋庸置疑，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体系的核心。基于前文的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阶级性、实践性和人民性。

　　二、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

　　其实，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的特征。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体系应当从现实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开始，历史唯物主义以人、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历史发展客观过程的分析，揭示历史发展的最一般规律[5]。这也是马克思认为一国一定的外交关系产生于具体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的依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所以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外交关系也会变化。同时，马克思也注重揭示外交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侧重考察社会与经济结构对外交的影响。如此，《内幕》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于国家对外政策分析的典型文献。《内幕》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出了英国政治家们以普遍的物质利益为掩盖对沙皇俄国的屈辱性外交以及外交的阶级特征。实际上，体现出的是马克思对于民族国家外交的狭隘性的质疑，有助于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外交思想。阅读完全文，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外交思想的理解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马克思认为一国一定的外交关系产生于具体的生产方式及其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首先，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对于外交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6]。所以，英国以牺牲整个国家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资产阶级的利益，奉行亲俄外交“让东方羽毛未丰的专制制度得到加强，以期为他们在西方的虚弱的寡头统治赢得支持。”[7]其次，从第二封乔治·麦科特尼爵士致桑德威奇伯爵的信中，乔治·麦科特尼爵士表示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止以此用极明确的语言表达过与大不列颠缔结条约联盟的希冀。1776年，英俄双方决定缔结通商条约，但1778年2月至1779年7月詹姆斯·哈里斯爵士与帕宁伯爵进行的一切谈判毫无成果。英国外交官为英俄联盟做出了许多让步，但是俄国帕宁伯爵以两面手法阻碍了英俄谈判的成功。第二，基于第一点，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人们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因此，外交关系也是历史的、暂时的，并不是不变的。在1716年出版的小册子《北方危机》中揭露的是1715年俄国、丹麦、波兰、普鲁士和汉诺威缔结的北方联盟瓜分瑞典帝国的行为。英国默许了俄国参与瓜分自己的盟国瑞典，其实，这不是英国第一次出卖自己的盟国，早在俄国安娜女皇时期英国就向俄国出卖过自己的盟国。因此，事实充分说明外交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第三，马克思注重揭示外交的社会基础和阶级特征，侧重考察社会与经济结构对外交的影响。马克思质疑俄国市场之于英国贸易和商业利益的重要性，并用数据证明俄国市场远远没有英国人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十八世纪的前六十年间，整个英俄贸易只不过构成英国全部贸易的一个很小部分，可以说，还不到四十五分之一。”可见，英国的航运与贸易利益不足以使英国支持俄国而背叛盟国瑞典。再加上，当时英国议会是由证券交易人、工业巨头和贵族的代表组成的，英国的资本家可以左右议会政治。因此，英国外交亲俄性质的真相是英国的俄罗斯贸易公司与俄国商人利益相一致。英国光荣革命后占有财富和政权的资产阶级寡头政治集团在国内外寻找政治同盟，并且维护着国内与跨国阶层的物质利益。基于以上三点，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在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中，导致国家间冲突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交往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资源、市场等经济利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奠基人达·梁赞诺夫说，“《内幕》则是马克思在研究英国的特别是俄国的政治历史方面的唯一尝试。他想在这遥远的过去中探索出俄国何以变得如此强大，以及整个欧洲何以又在熬受着英俄两国奴役的谜底。”[8]马克思揭开了这个谜底，揭示出了英国外交的亲俄性质。

　　三、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之于当代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是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对此还存在一些争论，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却拥有重要的生命力。当前的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些理论虽对于现今各国的外交活动和形势都具有一定的解释意义，但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马克思的《内幕》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外交思想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于分析当今国际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以一国特殊利益为着眼点的狭隘外交思想的质疑，进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外交观要求外交实践应以人类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即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中国依然坚持以人类发展为出发点，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出访俄罗斯期间，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命题，“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向来强调主体的能动性与实践性，所以，外交生活在本质上也是实践的。这就要求，积极实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外交理念，但中国践行这一外交理念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依据马克思揭示出的外交的社会与经济根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和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形态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结盟或敌对、国际组织的出现、国际条约和国际法的缔结和形成，都有着深刻党的经济因素。”[9]中国的经济水平依然制约着中国的外交行为和世界影响力，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外交思想就要透过外交事件和外交现象，揭示外交发展的客观物质性和历史规律性。如今随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除了应尊重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在对外交往中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之外，更是要积极解决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历史辩证的观点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历史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J].哲学研究，2007(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08-2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52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5]张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初探[C]//历史唯物主义论丛：第3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

　　《谈外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来源：《学理论》，作者：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