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边缘人形象研究

　　“边缘人”的概念最早要追溯到齐美尔的“外乡人”概念，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外乡人”指当时通过移民等手段来到一个地区，但无法融入当地群体中的一类人。在“外乡人”概念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边缘人”概念的是帕克，他指出“边缘人广义上指未充分参与任何群体的人，狭义上指同时参与两个以上的群体、其行为模式捉摸不定的人。”①与齐美尔从空间、种族上界定“外乡人”不同，帕克对“边缘人”的理解更注重文化断裂环境中个人人格的变化。之后，斯通奎斯特将帕克“边缘人”的概念进行细化，从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理解“边缘人”，他认为“如果他的边缘位置不会成为他愿望实现的主要障碍的话”，那么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边缘性”个体。在中国，章人英主编的《社会学词典》中定义边缘人：“常常是文化冲突的产物，其特点是缺乏群体认同感，不认为自己真正归属于哪个文化群体。一个人的边缘性程度及范围受文化模式、群体压力、自我态度诸方面的影响。面对不同群体的角色规范，边缘人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引发内心矛盾，导致身份的不确定，并形成独特的人格类型。”②“边缘人”的概念不断演化，如今更是被各学科挖掘、沿用，在人文、社会、心理、艺术等领域纷纷成为研究热点。由于不同学科对“边缘人”有不同侧重，因而在定义其概念的时候也具有差异。本文谈论的韩国电影中出现的“边缘人”是指心灵失去归属，精神无所依托，在动荡的生存环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从而长期处于迷惑、尴尬境地的人。这些人一般缺乏身份认同，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否定自我价值，无法构建生存体系。他们或者清醒，或者麻木，却都无法融入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变成一个“不三不四的怪物”③。

　　二、“边缘”之痛

　　游走在中心外围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边缘人”，“边缘人”指被动排除在人群外的一类人。韩国电影塑造了一群可悲的小人物，从身体缺陷到心灵创伤，展现他们的生存状况，挖掘更甚于他人的困境，揭示趋于“边缘”的原因。

　　(一)身体残疾

　　“残疾”常见于身体，也见于精神。在各种类型的韩国电影中，以“残疾”作为主线，或以“残疾人”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不在少数。身体残疾的人与健全人有不同的身体特征，所以在与健全人的互动环境中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压制。外部环境和自身情感的双重压力迫使他们在群体中逐渐边缘化。《绿洲》中的脑麻痹患者韩恭洙，《马拉松》中的自闭症患者尹楚元，《七号房的礼物》中智力相当于六岁儿童的爸爸，《蚯蚓》中为女儿复仇的智障父亲，《我的一级兄弟》中的残疾兄弟，《傻瓜》中的傻瓜朋友李承龙，《熔炉》中的视障生，《我要复仇》中的聋哑青年等。因为残破的身体带来的弱势地位，迫使他们成为被中心排除在外的“边缘”代表。在这些电影作品中，残疾人常常成为被歧视、受委屈的对象，从残疾人的角度揭露生存的艰难和社会的残忍。

　　(二)精神无所皈依

　　相比于身体上的缺陷，精神上的缺陷虽不外露，但在如今的高压社会中，更为普遍地存在。《绿洲》中，洪忠都是一个被群体抛弃的“边缘人”，在电影开始，洪忠都身着一件短袖与众多穿着棉衣的人格格不入，他在寒冷的街头接受周围人向他投来的鄙夷的眼光。在都市群体中，洪忠都就是城市的“边缘人”。在家庭中，洪忠都被家人当作“温暖亲情”的“破坏者”而被排挤、驱赶。家庭聚会时，洪忠都和韩恭洙的出现让气氛跌入谷底，家人用嫌弃、厌恶的眼光观察、审视两人。在相对封闭的家庭团体里，洪忠都同样被孤立。家人的冷漠与洪忠都的渴望形成对比，他是一个被驱逐在外的“边缘人”。电影中，洪忠都替哥哥顶包坐牢，在出狱后去看望受害人的女儿，对脑瘫痪的韩恭洙细心照料，都向我们展示了洪忠都的善良和责任感。然而，社会和家庭的疏离让他内心无所依靠，情感的缺失让洪忠都空虚、孤独，电影透过“边缘人”洪忠都生存的卑微揭示家庭、社会的冷漠。电影《朴花英》讲述了底层少女的艰难处境，朴花英是一个被妈妈抛弃的少女，作为一个未成年学生，朴花英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抽烟、喝酒、殴打老师、辱骂家人。对亲情的失望让她对“妈妈”这一角色抱有特殊幻想，她强调自己是一些同龄学生的“妈妈”，并且把自己的房子作为根据地提供给出走的学生，在这个屋子里朴花英给他们做饭、洗衣，俨然成为这个“家庭”的“妈妈”，面对“女儿”美静的欺骗、侮辱，朴花英无动于衷，一如既往地对“女儿”病态付出。在电影中，朴花英不断强调自己被需要，正是她内心空虚无依的体现。电影压抑、焦躁，展示了情感缺失的底层青年人孤独、残忍、黑暗的一面。在韩国电影中出现的“边缘人”少有强势的，他们一般身处底层，艰难的经济状况也是将他们推向社会边缘的原因之一。除了经济受困，无法对外说明的感情也使其走向“边缘”，同性之爱、外遇、不伦之恋等隐秘的情感让经历者游离在人群之中，倍感孤独。我们常说社会是多样化的，但是社会中恰恰有一批人因为自己的“不同”遭受周围的排挤。这些电影通过边缘个体的挣扎放大社会症结，揭示社会“假包容”背后的“真苦涩”。

　　三、“边缘”尽头

　　(一)毁灭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毁灭解释为“毁坏消灭，摧毁消灭。”④在电影作品中，毁灭一般指的是生命的消逝，或者精神的摧毁。长期挣扎在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中，无法逃离社会又无法融入其中的“边缘人”，常常以毁灭自己，或毁灭别人作为终结。在李沧东的作品中，善良的人大多在经历摧残后走向毁灭。“诗”是浪漫的表达，电影《诗》中，热爱诗歌的杨美子是一个纯洁、细腻的老人，她体面、精心打扮自己的生活，虽然已是垂暮之年，但对生活一如既往的热爱。无意中杨美子知道了自己的外孙犯罪的事实，外孙的无情，家人对此事的冷漠，让她的内心备受折磨，陷入痛苦。孤独让敏感的她更加脆弱，良知在生活面前无能为力，正义、公平在罪恶中一击即碎。电影最后，杨美子说：“是离别的时候了”，预示着杨美子对生活已经失望，最终走向了毁灭。李沧东的另一部作品《薄荷糖》采用倒叙手法，电影从金永浩卧轨自杀开始，从已经注定的悲剧中逐渐剥开颓废、麻痹、暴力的外壳。电影将一个时代浓缩在个人身上，通过一个小人物的人生轨迹展现动荡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生死悲欢，一个人的巨大痛苦在他人看来微不足道，时代毫不动摇的脚步将人一步步推向毁灭。这类电影具有悲剧色彩，向我们揭示了罪恶对人的摧残，罪恶指引人走向“边缘”，无谓的挣扎加速“边缘”走向死亡。

　　(二)超越与重建

　　1.宗教宗教信仰是慰藉心灵的手段，在遭遇不幸时，人们会选择信教的方式求得解脱，试图将痛苦转移。在电影中，宗教成为“边缘人”自我治愈的一种方式。《春夏秋冬又一春》是一部较高纯度的宗教电影，电影把人的一生塞进“春夏秋冬”中，将人的欲望、反思浓缩在寺院中，借助佛性诠释“人性即欲望”。在电影中，寺庙是逃离人群的符号，小和尚在此修行，让痴、嗔、贪在宗教中得到治愈。电影中的画面充满禅意，高山、绿水、寺庙、老树，通过万物的长久展现人生的短暂。《密阳》讲了一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原来不信任宗教，却在悲痛下皈依了家庭教会，通过宗教疏导心灵的痛苦。《亲切的金子》中，金子在监狱中信奉基督教，但基督教并没有消除她的恨，电影通过主人公的复仇展现了信仰宗教的困惑和人性的复杂。2.想象想象能够治愈痛苦。“边缘人”通过想象来缓解自己的痛苦。《桃树》是一部具有浓厚悲情色彩的电影，电影讲了一个双面人的故事，孪生兄弟东贤和尚贤两个人拥有同一个身体，一颗脑袋上长有两张脸，像是一个桃子的两瓣。弟弟东贤拥有身体的正面，哥哥尚贤一直在弟弟的脑后生活，象征被忽视的存在。尚贤喜欢读童话故事，他通过读童话书认识和想象世界，从书里飘出来的粉色花瓣弥漫整个屋子，尚贤转动着眼睛追随花瓣，沉迷其中，用想象治愈自己的孤独。电影选用一个极特殊的“边缘人”作为主人公，这对兄弟因为恐怖的身体特征不被人接受，他们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隐秘的环境中，人们通过窥视他们的生活去满足猎奇心理，无视“边缘人”、“边缘家庭”的痛苦和无奈，电影通过大众对“边缘人”痛苦的无视表达人心、社会的冷酷和残忍。《绿洲》中，韩恭洙是一名脑麻痹患者，在父亲死后，哥哥将生活不能自理的韩恭洙关在旧房子里，偶尔给她送一些饭菜，在这种环境中，韩恭洙从未得到过细心的照顾，直到洪忠都闯入韩恭洙的房间，两个几乎从未与他人有过情感交流的人互相帮助和依靠。在和洪忠都相处的过程中，韩恭洙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她能够站起来和洪忠都一起坐地铁，能在房间里和洪忠都欢快地跳舞。畸形的躯体在韩恭洙的想象中得到解脱，帮助她暂时克服痛苦，救赎情感。电影中，“边缘人”通过想象麻痹苦涩，让残酷的生活有了独特的浪漫，从短暂的幸福中获取快乐的力量。能够实现超越、重建生活的作品多见于励志、治愈题材。这类电影将“超越”作为升华，用情感治愈伤痛，以达到温暖人心的效果。近些年来，一直偏好“英雄主义”的韩国电影中多次出现平凡小人物，用“边缘人”讲述大众故事，用“极端情绪”接纳平庸人生。电影文化的广泛传播使社会中的“边缘人”逐渐被关注，在传播“边缘文化”、争取“边缘人”的权利上，韩国电影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查建英.关于“边缘人”的通信[J].小说界,1988,(5).

　　[2]余建华,张登国.国外“边缘人”研究略论[J].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科学版),2005,(5).

　　[3]汪黎黎.“城市边缘人”报道的边缘化倾向[J].传媒观察,2005,(6).

　　《电影边缘人形象研究》来源：《戏剧之家》，作者：韩轶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