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西方哲学的处境化现状及其特点

　　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从最初的大量译介西方哲学经典，发展到对重要哲学流派的专题研究，并且逐渐参与到国际西方哲学研究的交流中。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处境化不断深化。进入21世纪，西方哲学的中国处境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这主要表现为如何应对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对于这种处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赵敦华教授指出，“当下全球化是历史潮流，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处境化必须顺应全球化的潮流。”①在他看来，当代哲学若想有所作为，必须与科技结盟，开展跨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学科的探索。这无疑是一个富有洞见的观点。就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正在这一浪潮的影响下砥砺前行。西方哲学的处境化也表现出新的特点。

近二十年西方哲学的处境化现状及其特点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哲学研究的国际趋势

　　近二十年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西方哲学呈现某些一般化的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哲学研究的国别或区域化特征日益淡化，哲学分析的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第二，哲学研究紧跟科学的最新进展，哲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出现新的转移。第三，哲学研究打破学科间或学派间的壁垒，以哲学问题为聚焦点和研究导向。第四，哲学研究反映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和日常生活需要。

　　首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哲学研究，正在淡化其国别或区域性特征。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西方哲学研究，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内容方面，都出现某种“合流”。与之相应，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工作者，越来越多地接受并采用分析的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英美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强势地位。正如在美国圣母大学任教的德裔教授维托里奥·海叟所说，全球化依赖一种国际通用语，而这一语言是英语。他指出，“任何一个人，作为哲学家想要拥有一份国际化的事业，或者甚至想要在国际上引起注意，都会在深思熟虑之下使用英语写作(因为把作品译成英文太昂贵了)，并且也会明智地采取与英语相应的思维方式。”① 德国当代哲学的代表阿贝尔教授虽然预言分析哲学已走向衰落，而德国哲学正处在蓄势待发的状态，但也不得不承认在推进哲学发展，审视和批判传统方面，必须继承分析哲学的遗产。② 他同时又不无悲观地指出，“我们必须重新创造传统。没有规范性不行 , 但我们如果只是从旧的传统中获取规范性是不起作用的。”③ 相比而言，海叟的观点则更为激进。他认为，“德国精神的本质特征已经所剩无几”④，而从德国的大学体制来看，很难有理由预测德国哲学会有伟大前景。⑤

　　就法国哲学来看，巴迪乌称20世纪下半叶是法国哲学时刻。⑥他指的是以福柯、拉康、德里达和德留兹为代表的法国解构主义思潮。而在20世纪末，另一位曾在匹兹堡师从塞拉斯的法裔哲学家拉赫斯对此就做过反思。他认为，这一时期巴黎所产出的哲学是对这几十年来从牛津那里渗透而来的思想的一种令人乐见的更改。从牛津那里获得的新观念和学习到的新技术词汇使得这种更改得以可能。⑦

　　其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哲学研究寻求与科学的深度结盟，哲学研究范式发生转向。早在20世纪中下叶，西方哲学研究就体现出明显的反形而上学、反本质主义特征。今天，这一倾向并未消退或过时。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日益寻求与科学的深层次结盟，充分吸收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社会学等最新成果。这种以科学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使得科学主义、物理主义、行为主义等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分支。而更进一步，科学和技术的理念深入到哲学研究的每一个角落，从而为哲学带来全面的更新。当代德国的教授胡比希就认为，哲学与科学技术的对话是哲学创造性的源泉。①

　　再次，哲学研究在吸收借鉴科学成果的同时，实现哲学的跨学科、交叉学科研究。一方面，哲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越来越细小、精深，另一方面，哲学研究所需调动的理论资源则愈加广泛。就心灵哲学的研究来看，哲学家需要大量借鉴心理学、神经科学、生物学、物理学的最新成果或实验数据，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或重要论据。在这种情况下，不了解相关领域科学研究的现状，盲目开展哲学研究是完全行不通的。而开辟新的哲学领地，或者在新兴的哲学领域占领一席之地，要求研究者不但要精通哲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话语，而且要对相关科学做深入了解，从而将哲学思考与科学经验结合起来，提出新的哲学见解。这的确是科学为哲学带来创造性的机要所在，但对哲学研究者而言，无疑是更为严格的要求。

　　最后，当前的哲学研究紧跟时代潮流，充分反映人类社会的重大问题和日常生活需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重要的人类议题包括生态恶化、气候危机、动物伦理、技术伦理、性别平等、人工智能等，都受到哲学的高度关注，并相应发展出生态哲学、气候哲学、动物伦理学、技术哲学、女性主义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等。这些方面的哲学研究往往会吸纳相应的科学研究成果，比如生态学、气象学、地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等方面的内容。

　　二、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处境化现状

　　从外部条件，特别是财力、人力方面看，当前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

　　首先，科研经费的投入增加。近些年，国家和地方财政为社科研究提供大量的经费支持。更多哲学工作者有充裕的科研经费从事哲学的翻译、研究。比如，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哲学界翻译、出版了大量重要的哲学经典著作。像叶秀山、王树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成果《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完稿并出版，复旦大学刘放桐、俞吾金主编的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的编写出版，冯俊主持的多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翻译出版，梁存秀对费希特著作的翻译出版，李秋零的《康德全集》的翻译出版，涂纪亮主编的《维特根斯坦全集》的出版，刘放桐主持的《杜威全集》的翻译问世，张伟主持的《舍勒全集》的翻译出版，等等。

　　其次，当前国内西方哲学科研队伍日益国际化。近二十年来，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大批学生和学者到发达国家留学、访学，为我国人才培养和学术发展作出贡献。目前，很多哲学研究者具有海外访学经历、学术交流背景。同时，受益于国家对高校人才招聘的政策支持，国内高校开始吸纳外籍教授来华任教。大学哲学院系聘请海外学术人才，这对我国西方哲学学科梯队建设有积极作用。

　　再次，西方哲学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广泛和密切。从近些年国际学术会议的举办情况，以及国内哲学工作者参与国际学术会议的频次来看，我们正与世界各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开展更为密切的学术交流。比如2018年在北京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这场历时9天的盛会，以哲学研究的全球化为背景，选取上百个重要哲学议题。①众多中国学者参与其中，与世界各国哲学工作者开展对话。

　　深入到内部条件，也即哲学本身的研究来看，可以分两个角度。一是哲学史研究，这方面主要包括经典翻译和重要哲学家的思想诠释。二是哲学问题的探究，主要涉及对重要哲学问题的关注、处理及学术对话。当然，并不是说对哲学史的研究就没有对哲学问题的分析，也不是说单纯处理哲学问题就不用涉及哲学史的内容，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主次之分以及研究意图的差别。一般而言，哲学史研究更多地要求理论解读的准确性，而哲学问题研究则更强调理论本身的独创性。

　　三、西方哲学处境化的特点及展望

　　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上的密切交流，21 世纪的西方哲学处境化正在向更为开放的方向迈进，并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某些新旧交替的特征。

　　(一)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就传统而言，我们的治学方法偏向经典的注疏、诠释和文本的梳理、解读。加上文史不分家的习惯，我们往往能够做到严谨的历史研究与恣意汪洋的文论交相辉映，并视之为传统中国文化研究的最高成就。这种传统使我们在西方哲学的研究方面，一向存在偏重诗性、轻视逻辑，偏重格调、意境，轻视经验、实证的倾向。然而，随着国际哲学研究方法的日益“分析化”，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也在逐渐跟进和反思，从事分析哲学的研究者已经习惯于采用逻辑分析、语言分析的方式来做哲学。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这种倾向正逐渐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研究队伍。

　　(二)西方哲学研究的双重目的自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我们对它的研究一直存在文化上的诉求。老一辈的西方哲学研究者如章太炎、胡适、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均致力于打通中西哲学，通过中西对话来发展中国哲学、弘扬中国文化。毋庸置疑，西方哲学的处境化发展是在与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的碰撞中绵延至今的。这种诉求在今天并没有过时。赵敦华教授认为，当前划分的哲学二级学科容易产生以邻为壑、阻隔交流的危险，致使哲学问题无法深入研究和讨论。基于这种弊端，他提出了拓展视野、深化问题，加强中西马交流的建议。①

　　(三)西方哲学研究内容的拓展受国际哲学研究潮流的影响，结合自身社会环境，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也在不断拓展新领域、开展新话题。比如，近些年兴起的生态哲学研究、环境伦理学研究、人工智能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科学的交叉研究，关于性别的哲学与跨学科研究，现象学、存在主义在哲学与心理学、教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交叉研究，等等。

　　与此同时，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关注生活，自觉运用哲学理论来反思生活现象和社会问题。这方面的工作主要通过网络、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快速传播。随着信息化的加快和哲学学者对自身社会责任的重视，今后哲学的大众化现象会越来越常见。

　　《近二十年西方哲学的处境化现状及其特点》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作者：骆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