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直至当今的文明社会，人类社会无不努力向更理想的乐园而之奋斗，不管是商业、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在向更高更科学更现代的领域而发展，从辛亥革命的失败到“五四”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国人民从封建的思想束缚与旧文化的桎梏下解开了重重枷锁，向更新的社会踏入了崭新的步伐，走进了人类现代文明社会，虽然中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但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中国的旧文化也逐步走向了现代化的历程，被洗礼过的旧文化也开始在现代文明的怀抱中茁壮成长。早在19世纪末，在维新运动的直接促助下，就出现了突破传统的观念和形式，以适应社会改良与变革要求的尝试，其中包括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的“小说界革命”。其实早在晚清裘廷梁等呼吁过白话文写作，再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新青年》的创办为标志，虽然经历了很多复杂的转型，但也实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地位。实现了中国现代小说的成长。是指文学革命声中诞生的一种用白话文写作的新体小说。它取法欧洲近代小说，却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既不同于中国历来的文言小说，也迥异于传统的白话小说和中国封建时代许多小说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内容相对立，现代小说以日常生活中普通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市民为重要描写对象，具有现代民主主义的思想色彩，不少作品还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

　　一、“五四小说”是二十年代现代小说创作的发生与发展时期，鲁迅的《呐喊》与《彷徨》作为新小说的开端和成熟的标志，鲁迅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开创者，他的文学创作主要成就在他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这两部小说集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摆脱了文言小说的单一性与封建小说的封闭性，使中国小说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呐喊》、《彷徨》小说创作的传统性，鲁迅小说描写人物外在特征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采用传统的白描手法及去粉饰的净化修辞方面。它既与中国传统小说有一致性,同时又有自己个性化的魅力。鲁迅描写人物外在特征的创造性主要表现为:从对人物外在特征"不变"及"静态"的描写,转向对人物外在特征"变化"及"动态"的描写;从对人物眼睛"形"的描写,转向对人物眼睛"神"的刻画。在描写人物外在特征"变化"的过程中,鲁迅小说还分别采用了"对比"、"同时性勾勒"及"追溯性"三种不同的方式,不仅有效地描写出人物外在特征的变化,而且更深化了对人物外在特征的描写。“小说性”颠覆和解构的一面在鲁迅的《呐喊》《彷徨》中有非常醒目的表现，比如《狂人日记》。无论是反思国民性、痛陈封建礼义说教的罪恶都或具摧枯拉朽之气势，或意义深远绵长，在在令人省察。刘禾指出，"狂人日记却着重于中国历史的象征性病理诊断--暗含着西方规范的参照--它大大超出了任何个体心灵的字面解释" ，这无疑从内容上指出了其富含现代性的一面。

　　鲁迅小说知识分子生活的传统性，如真正以表现知识分子生活为主题的作品有《孔乙己》、《幸福的家庭》、《孤独者》、等。在这些作品中，鲁迅塑造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虽由于所受教育和自身经历各不相同，生活和结局很不一样，但他们的命运大致相同，几乎都十分凄苦，在贫病和屈辱中悲惨死去的亦有其人。因他们都受悲悯的封建传统思想与封建科举制度的桎梏活着，从他们的麻木不仁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知识分子形象的传统性。鲁迅的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的先河，从他的小说结构、人物形象、写作手法都体现了其接受现代思想的现代性，同时又与旧的传统思想作比较凸显了一系列传统性，汲取传统的养分，使鲁迅小说有了更深层次的蕴含。

　　二、“革命小说十年”现代小说的成熟时期，沈从文《边城》、张恨水《金粉世家》，沈从文小说《边城》的创作在革命文学时期，他的作品与同一时期革命题材的小说截然不同，他的作品更多凸显了当时湘西农村生活的一种超乎实事的社会现象而达到一种超脱世俗的纯美与静谧，给人以一种逃离现实的感觉，《边城》中描写了不少湘西传统民俗的描写，如对歌求爱、大胆恋爱，端午节穿新衣服、喝雄黄酒、赛船、捉鸭子、放鞭炮等一系列描写生活的传统性。《边城》中老船夫卖肉人家不收钱，这是一次不对等价交换的商品，还有坐船不收钱硬给的钱买茶叶让路人喝，边城河街商人的聚集的人群都展现了现代性色彩描写，一种和谐的的美展现给大家，他笔下的边城有一种超脱现代的现代性人际关系，不管是人物性格的描写还是乡土农村在现代性推助的刻画都有一种美的感觉。

　　张恨水的小说适时而准确地成了那个特定的“逐渐现代化”的社会环境中都市大众的想象叙事，体现了对当时新的社会变化和将来的想象中的生活的某种适应性，体现了“逐渐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现代人文主义色彩的平等、自由、权利意识，和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观念、平民意识和世俗生活合理化的信念情怀。破除原有的狭隘的阶级论的认识局限，仔细体味张恨水的小说，就会发现无论是其话语还是所蕴含的情绪，主要的不是“国家意识”为核心的主流叙事，而是来自市民社会并体现了他们的主要价值期待和心理情感的时代中心意识。对当时的革命话语主流文学是一种丰富和补充。

　　三、“战争时期小说”四十年代现代小说的繁荣时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钱钟书的《围城》无疑是现代小说繁荣时期的典型代表。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后来的解放区，由于作家同人民群众的逐步结合，小说创作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思想感情到语言形式都大大群众化了，工农兵群众特别是他们中间成长起来的新人，开始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并且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程度，根本扭转了过去那种“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状况。赵树理更是解放区小说作家的突出代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作品，不仅语言形式群众化，而且感情内容也浸透着来自农民的朴实、亲切、幽默、乐观的气息，读后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在《小二黑结婚》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冲破封建传统和落后家长的重重束缚，终于结为美满夫妻的故事。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二诸葛和三仙姑两个农民中的落后人物的形象。二诸葛胆小怕事、落后迷信，极力想维护家长制的权威，顽固地反对儿子小二黑与小芹自由恋爱结婚。小二黑与小芹的人物形象突出了他们想挣脱封建传统的牢笼，从他们的反抗中体现了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然而从三仙姑和二诸葛的形象中逼真的体现了他们深受传统封建思想的桎梏下，淋漓尽致的描写了他们身上的传统性，与主人公形成鲜明的对比。

　　钱钟书先生在《围城》的《序》中写道：“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根本根性。”钱钟书的这句话点出了三个方面:首先，这个中国已经纳入或者已经被纳入中国现代社会。其次，某一部分社会和某一部分人还停留滞后，只是具有人类的基本根性即自然属性。最后，这部分人类是应该被划入现代社会的。这几句话写明了整部《围城》要反映的问题和挣扎的困惑。相比“现代化”中突出的经济和政治层面，“现代性”则要复杂和模糊的多，表现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心理和精神层面，两者间的错位和这其中展现的人性矛盾是息息相关的。

　　《围城》主体人物的现代性;方鸿渐从中国走出到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从自我走到接受他人社会经历的矛盾之中，唐晓芙一个典型摩登女性的代表，身上充满了现代的气息，孙柔嘉的局，走进她的生活让方鸿渐进退两难，一个现代与传统集于一身的女性形象，而苏文纨她作为一个现代女性的领头人，她不像唐晓芙，现代的气息里散发天真、浪漫、无邪的一面，也不像孙柔嘉貌似现代的外表下深藏着传统的骨髓，苏文纨她留过洋、学历高、经济宽裕、家庭背景好，有思想、有作为，真实的体现了与传统女性截然不同的现代女性形象，从她的身上表现的一览无余。

　　主体社会时代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自主的而是被迫的，是从摆脱传统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现代性的，人们从一座围城逃到另一个围城，传统文化的断裂和现代文化衔接不当是主体社会最薄弱、致命的环节，现代性和现代化不能同步是人与社会必须面临的问题。

　　以上中国现代三个时期的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和成熟标志，中国现代小说体现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与社会历史、传统文化都有密切联系，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性是社会进步走向新时代的必要途径和发展趋势，传统性是由于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管是生活方式的传统性还是文学创作的传统性都离不开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影响，所以到后来的“诗界革命”还是“小说界革命”还是现代思潮的涌入，中国的现代小说创作都会有现代与传统的体现，不管是叙事视角、结构体式还是美学精神、文体风格以及创作方法等诸多方面将中国现代小说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给中国现代小说赋予和奠定了新的血液与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