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期刊快速发表论文范文赏析论技术创新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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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09-09 13:24:37 更新时间:2013-09-09 13: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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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创新问题之所以为人们所重视,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技术及其物质成果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二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本来并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值得注意的倒是,人们在热衷技术方面的创新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都存在着过分注重技术创新的无限性(理想性或可能性),而对它有限性(现实性或条件性)的一面却是很少顾及的片面性。有鉴于此,笔者从技术创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技术创新的内外环境以及技术创新的制约要素及其根据作出分析,目的是通过对技术创新条件限制性的探讨,说明对任何一种现象的讨论或实践,以辩证的眼光去审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技术创新,环境,要素,限度
技术创新问题是近期以来各界所热烈关注的话题之一。所谓技术创新,是指“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人们依据一定的技术原理和社会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应用研究和生产发展的技术开发活动。”不可否认,无论是就整个世界飞速发展的科技形势还是从我国赶超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言,有关科技创新的问题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对科技创新的意义以及创新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等诸多问题,学界却认识不一。也许是因为我国技术进步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悬殊,因而有人非常强调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希望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缩小与西方世界的差距;也有人从技术创新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对技术发展问题予以充分的关心,试图在技术创新的结构与功能方面来一次巨大的变革,促使技术实现飞跃式的发展;有人甚至十分天真地认为,只要不断地进行技术方面的创新,那么我们社会就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上述这些观点或言论,从出发点而言是不值得怀疑的,他们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社会的发展,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西方国家。但是细究起来,这些观点却存在着一致的缺陷――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万能的良方,在考察技术创新的意义时注重的是它发展的无限性或理想性的一面,并没有顾及到技术创新的限制性或现实性,因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存在着偏颇。笔者认为,技术创新的限度问题不仅不能被忽视,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技术发展的根本方向。下面就这一问题作出简要的分析。
一、技术创新的根据:必然性与必要性
技术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创新?它所涉及的是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从技术创新的必然性来说,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具体表现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基本的决定力量,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而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则有赖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即技术创新。众所周知,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是势不可挡的,作为生产力水平与标志的生产工具又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因而科学技术的创新同样也就获得了其发展的必然性。通过技术创新,大量新的生产工具被创造出来,社会生产力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人类社会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内驱力。所以马克思看到了“极大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这一客观事实,把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革命看作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是十分科学的。
从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而言,可以说,整个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发生,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与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这场科技竞争环境中获得有利的地位,那么,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发展,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就得不到改善,国际竞争力就会大大地削弱;就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言,由于我们是“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因而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需具有“赶超型”的速度,而如果我们不以科技创新作为先导,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将是一句空话,更有甚者,我国将面临“球籍”危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有着它的必要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和迫切性。
摘要:技术创新问题之所以为人们所重视,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技术及其物质成果构成了整个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现实基础,其二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可以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的改变。这本来并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但值得注意的倒是,人们在热衷技术方面的创新时,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观念上都存在着过分注重技术创新的无限性(理想性或可能性),而对它有限性(现实性或条件性)的一面却是很少顾及的片面性。有鉴于此,笔者从技术创新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技术创新的内外环境以及技术创新的制约要素及其根据作出分析,目的是通过对技术创新条件限制性的探讨,说明对任何一种现象的讨论或实践,以辩证的眼光去审视都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技术创新;环境;要素;限度
技术创新问题是近期以来各界所热烈关注的话题之一。所谓技术创新,是指“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人们依据一定的技术原理和社会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应用研究和生产发展的技术开发活动。”不可否认,无论是就整个世界飞速发展的科技形势还是从我国赶超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言,有关科技创新的问题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在于,对科技创新的意义以及创新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等诸多问题,学界却认识不一。也许是因为我国技术进步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很大的悬殊,因而有人非常强调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希望通过技术方面的创新缩小与西方世界的差距;也有人从技术创新的具体操作层面上对技术发展问题予以充分的关心,试图在技术创新的结构与功能方面来一次巨大的变革,促使技术实现飞跃式的发展;有人甚至十分天真地认为,只要不断地进行技术方面的创新,那么我们社会就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的物质基础条件;……上述这些观点或言论,从出发点而言是不值得怀疑的,他们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社会的发展,从而在不久的将来在经济上赶上甚至超过发达的西方国家。但是细究起来,这些观点却存在着一致的缺陷――把技术创新看作是万能的良方,在考察技术创新的意义时注重的是它发展的无限性或理想性的一面,并没有顾及到技术创新的限制性或现实性,因而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存在着偏颇。笔者认为,技术创新的限度问题不仅不能被忽视,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技术创新的复杂性和技术发展的根本方向。下面就这一问题作出简要的分析。
一、技术创新的根据:必然性与必要性
技术为什么一定要实现创新?它所涉及的是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问题。从技术创新的必然性来说,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科学技术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素,具体表现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基本的决定力量,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是生产力水平的标志,而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则有赖于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即技术创新。众所周知,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是势不可挡的,作为生产力水平与标志的生产工具又是技术创新的结果,因而科学技术的创新同样也就获得了其发展的必然性。通过技术创新,大量新的生产工具被创造出来,社会生产力也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人类社会也就获得了进一步向前发展的物质条件与内驱力。所以马克思看到了“极大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这一客观事实,把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革命看作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这是十分科学的。
从技术创新的必要性而言,可以说,整个世界范围的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的发生,为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时机与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这场科技竞争环境中获得有利的地位,那么,社会生产力就得不到发展,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也就得不到改善,国际竞争力就会大大地削弱;就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言,由于我们是“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因而我们一直在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需具有“赶超型”的速度,而如果我们不以科技创新作为先导,我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将是一句空话,更有甚者,我国将面临“球籍”危机。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技术创新有着它的必要性,也有它的合理性和迫切性。
三、技术创新的限度:要素与根据
从上述对技术创新的环境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仅仅泛泛而谈技术的创新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对影响技术创新的因素作出具体的分析,从而确定技术创新需要哪些特定的条件作为前提。
笔者认为,技术创新首先必须以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为前提。
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话题,就一般意义来说,技术创新当然是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既然我们是在谈论它的限度问题,那么就意味着技术创新的运作方式必须而且只能根据现有的生产力条件来进行,从理论上明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从对技术创新的制约条件而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技术创新的起始条件当然就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超越具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从事技术创新活动,盲目地认为技术创新可以摆脱现有的起始条件来进行,那么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错误。技术创新定义中“原有技术的基础”这一界定就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这一基本要求。
其次,技术创新同时必须依靠一定的政治制度条件作保障。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技术的创新与制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而又异常复杂的,因而我们在考虑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注重制度环境对技术发展的规范作用。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技术发展的性质与方向是迥然不同的。技术的发展就它的自然属性来说是没有价值偏向性的,而在特定的制度下,技术发展就获得了它的社会属性,它势必会带上制度的严重痕迹,从而使技术为特定的社会制度服务。历史上,由于政治制度的性质迥异而改变科学技术的创新与发展方向的例证举不胜举,中世纪时期神学制度对科学文明和技术创新的压抑与迫害即是一个明证;而反过来说,中国作为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到了近代却呈现出一派生产力落后、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不能不归咎于当时反动的封建政治制度。在当代社会现实中,社会政治制度对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作用更为明显,包括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信息高速公路的开辟等等在内的任何一项技术发展计划的操作与实现,都始终离不开社会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支持与协调,现在,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政治和政府在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尽管这种作用的性质、方式与目的在不同性质的制度下有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的发明与创新必须以现实的政治制度为条件,也只能在特定的制度下才能实现,这是由技术和制度两种不同的种属关系所决定的。技术表述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制度表述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技术创新固然是生产力进步和社会进步的标尺,但却不是唯一的尺度。生产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始终受到生产关系的制约,而生产关系又受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制度)的保护,因而,技术创新不能不以特定的政治制度的性质为限,否则,就会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泥潭。
再次,技术创新也要以社会的经济文化发展前景为基础。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文明成果的体现,它的发生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经济文化的支撑。一个民族如果经济上不发展,文化上不先进,那么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就得不到应有的支持,技术创新就不能自主,技术发展的空间就狭小。例如在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阶级关系中,垄断资产阶级把技术同样也看作是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因而在对待科学技术方面采取的是技术保密、信息封锁的手段,目的是为了攫取巨额垄断利润,结果是扼杀了技术社会化的功能,同时也使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窒息;另外,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不同,技术发展的程度也大不一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产品的大量增加,势必需要开拓新的贸易市场,它反过来会促进技术方面的进一步创新,而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框架与文化氛围下,要使社会在技术方面达到应有的高度无疑是痴人说梦。更进一步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也会影响到技术发明和创造成果的利用程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我们很难想象在一种愚昧落后的民族中具有发展高技术的可能性。这就从各种不同的层面说明,技术的创新、成长与发展,绝对要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作为基本条件,离开这种条件来谈论技术创新问题,从它的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
第四,技术创新与发展也需要遵循一定的科技伦理与道德原则。
无庸讳言,试管羊“多利”的出现与跃跃欲试的“克隆人”的计划无一不是技术创新的符号表达,但随之而来的科技与伦理的争论却给这类实验兜头泼了一盆冷水。这就清楚地说明,技术创新与伦理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挣脱的联系。就现代技术创新的结果来看,一项高科技的成果的出现,人类在从中受益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伦理的思考和观念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人们常说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因而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并不一定标志着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事实上,技术的巨大作用使人有机会受益和存在着它的威胁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成为我们时代一个最大的理智和政治挑战。”诚然,技术是人所创造的,必然为人所用,但人类对技术的运用是否符合科技伦理与道德原则,却不是技术本身内在固有的,它是以人类自己对这些原则的科学准确的认知为前提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绝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上是有用的,但它也能用来杀人。”由此可见,怎样使科学技术的创新和努力与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道德原则相符合,是我们在考虑技术创新时应该着重加以关注的话题,换言之,任何一种技术创新的功夫都必须以这一原则作为底线,舍之,则会使技术创新的目的迷失以人为本的准确方向,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第五,技术创新还必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的目的。
就技术创新的社会意义而言,技术对我们人类社会生活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也是不容否定的,但技术创新的根本目的、技术发展与人类价值关怀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不容忽视的。诚然,技术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从“元技术”(技术的自然属性)的状态下考察技术的效用,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技术带给人类的只是无穷的魅力。问题是,元技术状态很快就在技术与理性、技术与制度的复杂关系中呈现出其价值的偏向性,这样就产生了技术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相分离的二元性矛盾。在技术发展史上(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曾经产生过技术的工具理性主宰价值理性的局面;在高技术发展的现时代,微电子信息技术的产生与发展,进一步促使整个人类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技术性依赖,到处充斥着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其中最令人的忧虑是人类技术理性思维方式的形成与盲目扩张,社会的任何一种生活方式都可以用技术性的手段来解释和还原,恰恰相反,人在此时却成为这一社会真正的技术性动物,以致海德格尔惊呼:这是一个“着魔”的时代!针对技术理性湮没和扭曲人性的非人状态,马尔库塞十分清醒地指出,这种反人性的社会生活表现为“技术的解放力量――事物的工具化――成为解放的桎梏;这就是人的工具化。”因而他把这一局面斥之为“发达工业文明最令人烦恼的一个方面-:反理性的理性特征。”可见,技术理性片面化所造就的将是一个非人的社会。正因为如此,如何在进行技术创新的同时注重对技术工具理性的价值规范,如何使技术创新的同时又能够人类自身的整体价值,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严峻的课题,因而笔者认为,符合人类社会价值理性的社会规范构成了技术创新的必要限度。以人类社会总体的利益、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作为技术创新的价值理性标准,理应成为我们在进行技术创新工作的同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在此基础上实现的技术创新所有努力,才既是可能的,同时又是现实的。
综上所述,笔者对技术创新限度问题讨论的本意并不在于否定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是指望通过对技术创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念上确证技术创新科学认知原则。在这方面,笔者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确立,不仅对技术哲学来说是多么的必需,大而言之,它对我们从事任何一项事业也是何等的重要。
参考文献:
刘大椿·《科学技术哲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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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江兵·《技术·理性·制度与社会发展》.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0-24.
童天湘·《高科技的社会意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0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6.
马尔库塞·《单面人》.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3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