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论文发表图像化时代的大众趣味与学术人的境遇

　　由于因特网技术的兴起,人类已经无可挽回地进入到了一个图像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由技术革命而带来的信息流动加速和信息资源更为广泛的共享,在严格意义上,或许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现实的、真实的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和把握。因为技术本身具有独特的大众化迎合偏好,在大众日常生活经验中,人们彼此之间原本就充盈着巨大张力的最为丰富的个体认知和情感,便以符号化的方式得以方便、快捷地释放出来。于是,在视觉资源愈加丰富的同时,有着共同生活感受、个体认知和情感的人们,在技术的配合下,就更容易形成一种趋同并汇合为一种主流甚至排山倒海之势,它既可以让边缘化的声音成为时代的强音,也可以迅速将中心话语边缘化。而一向被视为远离大众趣味的学术场域,在这样的一个由技术所带来的表面上似乎浮光掠影、然而实际上却是暗流涌荡的图像化时代,似乎也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变局。

　　一

　　毫无疑问,在图像时代,技术的巨大成就是创造了一个话语民主的虚拟空间。对于草根意义的普通大众而言,该空间不仅是一个可以理性发表他们自己思想观点的场所,而且,它也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情绪宣泄创造了一个有效的渠道。如果说在过去,人们即使存在“发表”意见的冲动,充其量也只能限于私人空间和小范围内的交流,那么,如今由于技术的精致性,通俗意义上的“不平则鸣”,则完全成为一种现实。而这种“鸣”既可能是基于事实依据经过理性思考的“不平”,也可能是缘于个人遭受不公的境遇或一种直觉的感受。但无论是哪一种意义上的“不平则鸣”它一旦牵动起众多个体认知和感受,就会迅速蔓延开来而成为一种集体“共鸣”。由“共鸣”而形成的共识是一种大众意义的或者是普通人的“知识”,它并不在于知识的专业性,即“事实确凿”、“可考证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而是基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验。这种“知识”与学术精英话语的差异不仅在于风格的不同,如前者为日常语言化,其意义是流动的,因为无需责任担当,说者的意义所指总是随主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乃至此时此刻的心境和理解水平而飘忽不定;还有一个重要的差异在于表述的习惯,前者浅白但并不乏修辞色彩,率直简练而无需观点的详尽论证,后者因为语言的过于“专业化”和注重事实依据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往往更专注于论证过程而不是结论。有意思的是,因为存在庞大的信息流动所带来的时间意识“缺失”,普通人往往极少关注繁琐论证的过程,要么是仅仅关注于结论,要么因为其专业话语的艰涩而干脆采取一种唯恐避之不及的态度。

　　由此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专业化”的学术精英话语在虚拟的世界中反而被边缘化乃至被拒斥。即使那些所谓关注“大众文化”的文化研究,也因为其无法褪脱其表述风格的精英色彩而难以为大众所接纳。然而,吊诡的是,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一个利奥塔所认为的以“有用性”为知识合法性唯一判别标准的时代,没有了大众支持,学术精英意味着什么?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如果说现代型世界中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精英还充当立法者的角色,那么在一个“多元主义”的后现代性语境中,学术精英因为作为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权威的丧失,使得曾经笼罩在他们身上的“祛魅”英雄的神秘色彩和光环淡出。进而言之,无论是在知识还是政治领域,知识分子都正在丧失其在大众面前作为权威和引领者的合法性角色,甚至,它已经远远偏离了艾尔文·古德纳所谓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兴的“有缺陷的普遍阶级”的定位,在失去了与其结盟、并视之为价值和利益诉求人的统一话语指涉对象的同时,自身也走向了高度复杂、存在众多裂缝的非均质体。

　　由此,在丧失了普遍性的合法权威的同时,学术精英们也成了“无家可归”者,失去了其精神凭依之根,而由这种失落所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就是,学术精英群体内部将再次出现一次急剧裂变,与现代性中的知识专业主义的分化和裂变不同,图像化时代的学术精英群体内部裂变更多是在精神和价值意义上的,因为大众力量的崛起乃至介入,无论他们是如何的“冠冕堂皇”和客观中立,都不得不顾及到有可能来自大众的拷问乃至评价。正是因为存在大众的介入和压力,学术精英的立场已难如以往那样,因为有着学术中立的声张而可以自我包装并借此遮遮掩掩。反倒是他们偶尔为赢得话语的合法性,而“巧借”大众的力量,这种“巧借”的前提就是旗帜鲜明地公开自己的“草根”立场。如此以来,在大众不同的、杂乱的声音中,因为大众群体的非同质性和多元取向,大众群体内部的纷争与学术领域中的立场之争便遥相呼应,从而把学术场域中的问题争论演变为更激烈的带有立场性的“营垒”之战,学术群体内部的裂变进一步加剧。最近一段时期,经济学家群体的内部之争和围绕《物权法》的法学家的内部纠纷等等,便足以为佐证。故而,在图像化时代,究竟是学术精英为大众所“胁迫”,还是大众为学术精英所“利用”,这两者间已变得难以区分,而且这种区分本身也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所谓的看似纯属学术领域内部的方法与规范之争背后,在本质上都属于立场之争,而立场必定决定了各自对所谓真实社会和世界的不同诠释。因此,无论学者做出如何所谓纯粹学术探讨的姿态,大众的态度都恐怕是他们不得不有所顾忌的重要一方,而不失时机地利用大众态度又是他们共有的策略选择项之一。

　　二

　　在图像化时代的学术精英群体中,尽管也不乏坚守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中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但因为话语的抽象性、专业化和远离现实的喧嚣,他们其实已经或者正在被边缘化,构成这种边缘化过程的动力机制我们不妨将其称之为“大众政治”,虽然这种“大众政治”的权力运行的方式与现代性进程中的精英政治无异,但其运行的结果却大为不同。因为大众的介入,学术理想主义取向和现实主义取向正成为主流。学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者之间看似冰火不容,但其实都带有迎合大众情趣的意味,如尽力淡化学理上的艰涩,语言趋于日常语言化。只不过,就学术理想主义而言,它的基本取向恰恰与后现代主义所谓宏大叙述式微的论断构成一个悖论,即它更关注理想的如自由、民主、平等和解放等宏大议题,因而基于某种理念对于现实表现出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这种立场对在草根意义上的大众人群中有着极大的诱惑力。而学术现实主义与之正好相反,虽然它并不排斥某种理念,但它更关注问题的现实背景,以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为其立论的出发点。不幸的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它往往因为缺乏理想的价值情怀,而仅是诉诸刻板、冷漠甚至有些残酷的理性常常为大众所排斥。

　　学术理想主义和学术现实主义之间的差异也并非是简单的所谓“左”与“右”的立场区分,而是取决于各自涉入现实社会政策实践的程度。在特定的境遇中,“左”与“右”都可能带有学术理想主义特征。如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这种特征,然而,如今它不仅蜕变为一种现实主义的学术主张,而且成为左右社会政策实践的主流理论话语。也正是因为它的现实主义取向,现实社会中一系列问题的丛生,无论与其终极理念、精神和学术实践取向是否存在关联,它都不得不为之承担责任。有意思的是,在如今的虚拟世界中,众多批评者在早年可能恰恰是它的拥趸。这足以说明,不同语境下的大众话语因为时过境迁而具有意义的流动性和自反性。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所持的立场是跟着个体生活世界中的体验随时调整的,但对于学术精英而言,其立场的反复无常则只会引来嘘声甚至因为权威性的丧失而带来职业上的毁灭性冲击。这就是学术现实主义取向在获得社会政策话语诠释权的同时,所必须准备承受的风险和代价。正是因为这种风险和代价的存在,更多的学术人宁愿选择被边缘化的命运,或者转向了基于理想主义的现实批判。当然,在学术人中也不乏一些人作为利益相关者而自甘堕落,僭越了其作为学术人的底线,而成为自我利益的辩护者。

　　三

　　由此可见,图像化时代的大众狂欢对于学术精英们而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网评、个人博客、BBS社区等的开放性,有可能为其话语实践带来前所未有的展开空间;然而,另一方面,面对大众所施加的符号和视觉暴力,他们又不得不有所忌惮,因而,对于自身立场的预设和结论有可能带来的效应更为谨慎。如果说在过去,真正的学术人所面对的不过是学术活动的独立性与政治强制和商业利润诱惑间的较力、抗争,并以此而标榜自己不受外来干扰的学术自由和学术尊严,那么在大众广泛介入后,学术精英独立性立场的坚守就愈加显得艰难。因为作为流动的、非均质的、匿名的大众本身就可能是一种强化、削弱乃至消解权威主义的力量,这正如在信息发达的国家我们所看到的情形,政治机构越来越留意于平常时期网民们的声音。换言之,图像化时代因为技术以其便利和直观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一种虚拟意义的即时民主,而这种虚拟民主又很可能转换为一种现实政治乃至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进而在不经意中潜在地淡化也可能是强化某种主流价值取向。如此以来,相对刚性的价值一元化具有了一定的可塑性和流变性,在大众多样化、并随时空转换而变化的诉求中,社会价值也逐渐趋于多元。由此而带来的结果是,学术精英也就丧失了其声言意义上坚守独立的僵硬对象,因为在强势与弱势价值取向之间的界限不再分明,而是一个连续的谱系,只要指涉现实,无论你是在有意还是无意之中,都难免成为嵌于马赛克状态整体中某种利益或价值的代表者或辩护者。

　　除此之外,在图像时代,因为大众的广泛介入,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所推崇的价值和规范也面临困境。远离现实,孤守书斋一隅,在前图像时代尚且已被赋予迂腐的落魄者造像,而此时就更容易被大众斥之为鸵鸟习性而愈加边缘化。以至于那种淡化学术话语专业化色彩,顺应大众风格的倾向,往往被斥之为学术的庸俗化;至于立足于现实的功用之学,正应了德勒兹所谓后现代知识的状态,且不说它是游牧的、流动的、变动不居的,因而丧失了其传统上以“真”为标准的合法性权威,更因为它的流动性,甚至为人们斥之为机巧之术、权谋之学。

　　图像化时代是一个各种传统权威式微的大众政治时代,这也许就是学术人无可回避而又必须应对的时代境遇。然而,它之于学术界究竟具有什么影响,学术界又该如何去应对乃至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的命运究竟会走向何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似已有所觉察,但依旧无法解答。本文在此权且提出问题,并期待人们去做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