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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3-12-03 15:16:24  更新时间：2013-12-03 15:41:23

　　文化交往亦指一般意义上的对外文化交流，它既包含两国政府背景下的对外文化关系，也包含两国民间以文化传播与沟通为内容而展开的交流与合作。

　　【摘要】今年是中国与澳大利亚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两国之间经历了有希望和失望、合作和龃龉的四十年。中澳两国的文化交往亦经历了一段起伏跌宕、曲折发展的历程。四十年的风雨和彩虹给人们留下了历史启示，也给人们留下了对未来的展望。回顾四十年的中澳文化交往的历史，总结四十年文化交往过程中的特点，对打造我国新兴文化产业，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文化软实力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交往,中国,澳大利亚

　　自1972年12月中国与澳大利亚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之间经历了有希望和失望、合作和龃龉的四十年。中澳两国的文化交往亦经历了一段起伏跌宕、曲折发展的历程。

　　20世纪六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对华政策开始发生变化。美国企图改善对华关系，打“中国牌”压制苏联。受美对华政策、国家“融入亚洲”战略调整、国内贸易出口需求，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等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于1972年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如今，两国关系已进入不惑之年，四十年的中澳文化交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又给人们留下对未来美好的展望。

　　一、回顾：两国建交四十年的中澳文化交往

　　中澳建交后两国文化交往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初步发展打基础（1972-1981）[1]。澳大利亚在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中期不断调整和改善对亚洲的关系。20世纪七十年代初澳洲的总理惠特兰姆主张澳大利亚应从自身经济利益和安全因素考虑，全面推行面向亚洲的战略。在过渡时期的澳亚关系大背景下，受美中关系的松动、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发展、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的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和澳大利亚于1972年12月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促进了两国之间友好的文化交流。

　　七十年代初澳大利亚废除了“白澳”政策，并提出建立多元文化社会。国内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有权利保护它们原来的语言和文化以及民族身份。这是澳大利亚面向亚洲战略的一个重大体现。另一重大体现是澳大利亚想改变原来相继依靠英国和美国“保护伞”而生存的国家形象，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独立的国家身份。此时澳大利亚国内亚洲文化开始被关注，并且地位逐渐上升。对中国几乎没有了解的澳大利亚人视中国为一个神秘并充满机遇的国家。他们有着迫切了解中国及其神秘文化的渴求。另外，由于惠特兰姆推行温和的对外政策，肯定对苏缓和的作用，并不把苏联视作巨大的威胁，主张改善对苏关系。这一时期，中澳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的重点放在有助于增进了解的文化交流方面。

　　两国建交后的文化交流可以说从1972年中国的乒乓外交开始。中国的乒乓使团在澳大利亚受到了来自运动爱好者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第一个澳大利亚官方文化使团于1973年出访中国，并由澳大利亚理事会与中国外交部（当时文化部职能还未恢复）签订了两国在视觉艺术领域进行交流的协议。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顺利地展开。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府开始放松对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管制。1977年在悉尼、墨尔本和阿德雷德举办的第-个中国古文化展览迎来了60万参观者。澳大利亚记者曾一度把此次展览称为“玉石外交”。

　　同年，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执掌政权，他改变了对苏政策，强调反苏霸权的重要性，这与当时中国对苏联的立场不谋而合。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两国互有所需。中澳在战略上的默契对两国关系的友好发展起着推动作用。1981年澳中理事会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截至1980年，40%澳大利亚人视苏联为澳安全及和平的主要威胁，只有14%认为威胁来自中国。可以说，第一个十年两国文化交流平稳地开展，为两国关系打下了基础。

　　第二，顺利发展有曲折（1982-1991）。澳中理事会在1982年提交的另一份报告验证了之前的发现。在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对800名澳大利亚人进行的面访中发现，受访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人没有怀疑或者仇视的态度。这与五十年代受种族文化观和地缘政治观影响的对中国“红色威胁”的恐惧和仇视心理有着极大的反差。可见，十年的初步文化交流增进了两国之间的了解。这为之后两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二个十年两国快速发展的文化关系可谓“亲密而又健康”。中国的地方杂技团和京剧团陆续出访澳大利亚，而不同风格的澳大利亚艺术展览也多次在中国成功举办。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影响，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接触澳大利亚。这促发了两国非官方的文化交往的出现。两国一些民间艺术家们满怀激情地相互交流与合作，并扩大他们的网络人脉。第二个十年里文化关系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经历了几番曲折，但未曾中断过，并在曲折过后继续稳定发展，趋于成熟。

　　继弗雷泽之后的澳大利亚总理霍克于1983年执政后，调整了对苏立场，实现了澳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但同时霍克极为重视中澳关系，认为澳大利亚应继续稳步发展对华关系并加以巩固，避免受第三国不利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两国在越南和柬埔寨问题上出现分歧。新政府掌权后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的一系列措施，比如恢复对越南的援助支持，外交部长比尔·海登前往越南访问，拒绝参与东盟国家就柬埔寨问题在联合国提案，使中澳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胡耀邦书记在1985年出访澳大利亚时一改中国以往对海登的负面评价，首次称其为“杰出的外交官”[2]，并对澳大利亚推动印度支那和平进程发挥的作用表示肯定。至此，中澳之间关于柬埔寨和平进程问题的分歧告一段落。第二次危机发生在1989年后，澳大利亚参与西方对中国的制裁。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尼古拉斯·周思认为应该重新理性地评估中国文化的地位[3]。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的结束。紧张的中澳关系逐步走出阴影，得到缓解。此时的霍克政府看到了受东亚地区带动的逐渐繁荣的亚洲经济和澳大利亚对亚洲市场的需求，并认识到从地区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角度考虑，澳大利亚须与亚洲保持紧密联系。1990年在梅耶基金会的资助下成立了名为Asialink的研究机构，资助澳亚之间的各种艺术和学术交流项目。1991年澳大利亚理事会提高了亚太地区在所有对外交流经费预算的比例，接近一半。因此，在第二个十年期间，两国文化关系的主流发展态势是良性的，并且势头强劲。期间所经历龃龉和跌宕使得两国文化交往更趋成熟和稳定。

　　第三阶段，继续发展有调整（1992-2001）。1992年至1995年是继霍克之后的基廷政府执政时期，也是澳大利亚“全面面向亚洲”的阶段。1992年初基廷提议召开亚太地区政府首脑会议，并在1993年宣布“今年澳大利亚将全面面向亚洲”[4]。基廷全面推行澳大利亚“面向亚洲”和“融入亚洲”的政策，加快调整以亚洲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在“面向亚洲”的背景下，中澳之间的文化交往继续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快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澳大利亚当作旅游的目的地。两国人民互访日渐频繁。澳大利亚社会中亚洲移民的数量也随之增多。两国中增进彼此文化了解的欲望日趋强烈。1992年澳大利亚理事会与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签订了一项新协议，表示双方都有迫切与对方发展文化交流的需要[5]。1994年北京与悉尼竞争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以失败告终。这并不影响两国之间频繁而稳定的文化交往。这个时期在澳大利亚演出并广受欢迎的中国艺术团有武汉杂技团（1994）、上海芭蕾舞团（1996、2001）、上海交响乐团（1996）、中国西藏歌舞团（1999）、第三届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1999、2001）[6]。同期澳大利亚的图片展（1996）、悉尼多元文化文工团（1996）、澳大利亚青年管弦乐团（1998）等艺术团体出访中国并广受民众认可[7]。

　　这十年中澳文化交往继续保持良好势头，两国之间文化交往的方向也有所调整。自1972年“白澳”政策的废除之后，来自亚洲的移民在澳大利亚整体移民数量中的所占比例逐渐升高，到了九十年代澳大利亚国内的种族问题好似一个人身体上的脓包越来越严重，直至1996年宝琳·韩森在澳大利亚全国选举中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她在当选后发表的第一篇演讲辞中指出，澳洲有被亚洲人“蜂拥淹没”的危机，要求澳洲政府检讨移民政策，并废除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她的观点在国内一时引起轩然大波，并逐渐获得一群支持者。宝琳·韩森领导的一国党在1998年昆士兰州的选举中获得近一成席位。国内一些政客开始将国家身份和白人文化紧密联系，重新强调澳大利亚文化中的英国传统、澳新美条约、基督教的家庭价值观等，把其他的文化传统定义为“外来的”[8]。澳洲国内和世界各地媒体的相关报道令澳大利亚的国际形象受损。亚洲文化也随之在澳洲国内社会中“被降温”。但是这个方向不久便被调整。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和20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百年庆祝迫使澳大利亚提升国际形象，尤其是在亚太地区的区域形象。澳中之间的文化交往又频繁如初。1998年和1999年两年澳中理事会拨款组织了许多文化交流活动，包括塔斯马尼亚交响管弦乐团在中国演奏、中国参与悉尼双年展、澳大利亚作品的中文翻译和出版、澳大利亚芭蕾舞团在上海演出等。1998年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双方举行了中澳联合文化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签署了“中澳政府文化合作协定1998/1999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9]。

　　然而，21世纪的到来并没有给澳中之间的文化交流提供如想象中那么有利的大环境，因为商业和科技成为了新世纪两国文化交往的主题。1999年2月国家电力公司一行三人访问澳大利亚西澳洲等地，考察澳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和有关设施。4月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就中国公民自费赴澳旅游的具体实施办法在上海签署换文[10]。2001年中澳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四次会议在澳大利亚举行[11]。2002年澳中理事会组织了“年轻商业学者在中国”的项目，资助澳大利亚的中文专业研究生在北京进行6个月的商业技能学习。

　　第四阶段，平稳发展有起伏（2002-2012）。进入而立之年的中澳关系已是成熟稳定。这一阶段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是平稳展开并取得新进展。21世纪是科技革命主导的信息时代。这一时期的中澳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主要在教育和科技领域展开。2004年中澳第五次科技联委会会议在上海举行。2005年澳大利亚第一个孔子学院在西澳洲首府珀斯成立。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国。2006年中澳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六次会议在澳举行。8月国家旅游局率团赴澳出席中澳旅游高峰论坛，与澳旅游部长贝利签署了《关于中国公民组团赴澳大利亚旅游相关事宜的谅解备忘录》。2007年全年中国公民赴澳大利亚旅游人数近40万人次，中国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海外游客来源地。截止2007年底，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有8.2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港、澳、台及已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学生）[12]。中澳国际学生管理及服务研讨会于2008年在上海召开。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访澳。中国科技部和澳大利亚创新、工业和科研部实施多项高水平交流计划并建立合作研发中心。截止2009年底，中国在澳大利亚成立了9家孔子学院，汉语已成为当地的第二大语言。2010年两国共同庆祝中澳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签署30年，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科技合作伙伴。两国之间人员往来已突破百万次。民间交往频繁活跃，主要体现在赴澳留学的中国学生和赴澳旅游的中国公民。

　　这一时期成熟友好的中澳关系出现了龃龉。力拓在华员工被拘事件使得多年来一向融洽的中澳关系急转直下。中澳之间最强的经济纽带也开始出现裂痕。紧张的中澳关系还没来得及缓和就雪上加霜。澳大利亚无视中国要求，批准“疆独”头目热比娅前往澳大利亚参加墨尔本电影节的签证。澳大利亚外长还称热比娅不是恐怖分子。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就此事件向澳大利亚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取消对澳大利亚访问。短短几个月内中澳关系跌至谷底。有媒体评论说两国关系出现了10多年来历史最低点。应澳大利亚政府邀请，李克强于2009年10月正式出访澳大利亚。此次出访让2009年一度探底的中澳关系回暖。历经30多年的两国文化交流并未因此而中断，仍保持向前发展的态势，民间活动依然活跃，人员往来频繁。二、启示：中澳四十年文化交往的特点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澳文化交往的四十年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点重要启示：

　　第一，建交之后两国文化交往虽历经波澜，但总体不断向前发展。总的来说，一直保持向前发展势头的两国文化交往已进入不惑之年，其特点是成熟中有调整，平稳中有起伏。两国关系最强的纽带是经济关系，可谓说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文化关系一直处于顺利向前开展，不曾中断。

　　第二，中澳双边文化关系不是孤立的，与其政治、经济关系息息相关，其形式更加多样化。一定要将文化交往放在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将其与两国在国际局势中的定位紧密相连。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发展平稳时期，澳中文化交往得以顺利展开。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出现龃龉，双边文化关系可以作为一种补充手段，刺激两国之间的接触。因为文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形式的多样化。它分为官方层面的双边文化交往和不以政府导向为背景的民间文化交流。在1989年之后，澳大利亚对中国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制裁，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一度停止，但文化交往却不曾停滞。这个时期非政府背景的民间文化交流继续进行，为今后两国恢复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第三，中澳文化关系有其自身独立性，是双方各自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两国文化交往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能促进和推进两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澳大利亚是在“面向亚洲”的大背景下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之后的几十年澳不断调整与亚洲的关系，历经“面向亚洲”、“融入亚洲”和“脱欧人亚”的不同阶段，作为实现国家利益诉求的一种手段，澳利用与中国的文化关系来改善和加强其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调整澳大利亚对亚洲的政策，提升自身在亚太地区地缘格局的地位。而在历经了改变在冷战中处于被动和孤立的局势、加大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现代化进程等发展阶段之后，中国拥有更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更广阔的途径对外进行文化交流。可以说，在四十年中的每个阶段澳中双方都有着对外交流和发展的利益和诉求，因此两国之间的文化交往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能够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

　　三、展望：中澳两国关系及中国文化战略

　　今年是中澳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在四十年的风雨彩虹中，两国的文化关系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今后两国在继续不遗余力地加强双方文化交往的同时，应深刻意识到双方文化交往对进入不惑之年的中澳关系的积极意义并发挥其作用。首先，保持开放的心态，树立求同存异的利益观。既要丢弃“文化扩张”的狭隘思想，又要摆脱一味否定或全盘接受的态度。要用科学的方法评价对方的文化[13]。其次，从长远的战略出发，加强两国人民互动，建构共识。事实上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澳关系一直处于“政冷经热”的状况，要充分发挥文化关系在推动和促进两国关系的积极作用。文化交往与合作不是仅仅限于组织比赛、举办演出或展览等，要加强文化交流的目的意识，在文化活动中建构双方共同的观念，增进了解，拉近两国人民之间在思维方面的距离。再次，发挥文化本身的作用，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观。两国文化的本质虽不同，但在各自社会中文化的组成模式类似。中国是一个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而澳大利亚是一个白人居多的多民族移民国家。应主动了解澳大利亚社会中白人文化、移民文化、土著文化在国内文化产业中和对外文化输出时如何发挥效应。这对目前我国打造新型文化产业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对实施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倪世雄，结交一言重相期千里至——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侯敏跃，霍克执政时期柬埔寨问题和中澳关系[J]，历史教学问题，2005，（4）.

　　[3]http：//www.cssn.cn/news/215286，htm[EB]，2012/9/2.

　　[4]张秋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史（1940—1995）[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0.

　　[5j[6][7][8]NicholasThomas，Re—orientingAustralia—ChinaRelations[M]，UK：AshgatePublishingLimited，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