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化学院学报文学传播论文范文

　　摘要：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文学的生产与传播呈现出非生态化的态势，其中本土传播环境机制的制约与域外传播认识的偏狭是最突出的表现，它严重地影响到20世纪中国形象的完整建构。在全球化发展语境下的今天，文学传播内容的更新、传播载体的重视以及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尝试将是通过中国现代文学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完整树立中国形象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中国形象,传播机制,传播内容,传播途径

　　文学接受的研究已取得不少实绩，而文学传播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它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还不大明了。”在中国现当代领域尤其如此，我们普遍关注的是创作需求与创作本身，而忽视了文学形象在完成了以后，它的后续发展乃至传播问题，它对于社会与世界文学的影响，以及它反作用于文学创作的功能。特别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随着我们国家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与政治上的日渐强大，我们的现代文学如何传播我们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世界文学中中国形象应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来，这些问题都必须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一、中国形象本土传播受到的制约

　　文学传播一般可分为域内与域外两种模式，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传播的本土特色。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行传播总体而言呈现的是单一与扁平的非生态化态势，如此的局面与当时社会的传播环境有着严重的被制约与制约的关系。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中华民族在救亡和启蒙、觉醒与抗争之中探寻现代化中国之路的历史，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话语体系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思想启蒙运动中萌芽的。1915年《新青年》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大批留学海外的现代先进知识分子大胆借鉴西学中先进的思想与话语模式来反思中国的现状，他们在对传统的反思中一致认为，只有国民思想上的革新，才能立国存种；因此揭示社会的病苦，揭示国民的劣根性，塑造、传播阴暗的中国形象，试图以摧枯拉朽之势完成对整个国家从国民到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转型，成了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意识主导。正如列文森所说“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如此的传播需要与传播环境自然深刻左右着相当长时期内的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与传播的发展模式。杰姆逊曾说：“审美活动就是意识形态的行为。审美形式或叙述形式的生产是意识形态，它具有对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创造出想象的或形式的作为‘解决’的性质。”这是社会传播软环境的需要，中国现代作家自觉地用文学审美来表达他们的意识追求。然而，与西方十七世纪启蒙运动所不同的是，中国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使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自一开始便带上了一种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再加上《新青年》、《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等一些传播硬环境的推动，从社会主流来说，中国形象塑造的单一性便不可避免。中国当代新时期文学的国民性话语的出现其实是对五四话语的一种回归，那时国门重新被打开，中国人如何从历史、政治中重新站立，中国如何摆脱历史的滞重、政治的束缚而真正走向现代化，很多中国作家在伤痛中走向反思，传播软、硬环境的制约同样使中国文学这一时期的中国形象塑造与传播也带有着趋同性特征。

　　而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话语的出现也同样受到中国文学传播软环境的制约。中国社会形势的动荡，外来侵略的叫嚣，使很多知识分子认识到火与剑的重要性，他们不再将文学作为思想启蒙工具，而是自觉主动地把文学作为政治批判与斗争的武器，殷切期望用马克思主义这一极富现代性理想色彩的意识形态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这显然是社会发展的主流期待，这种文学产生的政治社会环境规约着中国文学形象与传播的凝练而统一。

　　国民性话语与阶级革命话语都是属于国家主流话语系统，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学主流的传播主体，是中国当时主流的社会政治传播环境之所需的。在这国家主流话语系统之外还有一种民间大众话语系统的存在。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发展进程中，那种对传统中国形象的迷恋，并以此建立对现实动荡社会逃遁的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在当时注重个体生活感受的一类自由知识分子所创作的文学中国形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直没有广泛的传播空间，譬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从现代走向后现代，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开始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中国文学传播的渠道与方式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拓展，然而文学作品中关于中国形象的塑造在世纪末经济文化浪潮的冲击下却又开始显得支离破碎且平面化与边缘化。在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过程中，现实的社会秩序已不再需要文学话语去确立，我们的文学日益失去了掌控传播主流话语的能力，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塑造开始受到新的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对象的影响与制约，中国文学该如何去塑造新的中国形象？中国文学形象塑造该怎样突破单一化与虚拟性的局限而走向真实的存在、走向多元与深刻，这是中国作家必须面对的严峻问题。

　　二、中国形象域外传播的偏狭性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呈现出严重不对等的局面。从20世纪初广泛引进西方先进思想与文学创作，到20世纪末西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蜂拥而入，回望百年中西方文学交流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学对外的传播输出一直处于尴尬之境，我们在社会日益现代化的进程中愈来愈了解与接近世界文学，而世界对于我们中国文学乃至中国形象的认识与了解却显得那么偏狭与滞后，更多的时候他们对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的认识则是停留在传统中国文学形象与中国古典文学之上。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而言，西方文学是先进文学的代表，引进西方文学是他们的当务之急，至于如何把自己所创作的文学输出过去，则缺少明晰的认识。中国主流意识开始系统地向外输出我们的文学创作始于1951年10月1日出刊的《中国文学》杂志，该杂志发行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传播中国新文学及中国新形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印度一些进步作家曾说：“通过《中国文学》，我们眼前展开了新中国新的人民形象。”1986年还正式成立了中国文学出版社，承担出版《中国文学》杂志以及“熊猫”丛书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除了《中国文学》杂志，致力于向国外输出中国文学的还有外文出版社，从50年代起，它开始向国外输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主流话语系统作品。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外输出，仅凭一刊两社定期定时的官方传播显然很有些被动与偏狭，相对于中国建筑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等的域外传播，中国文学的域外传播一直存在着被忽视被弱化的趋势。

　　中国现代形象的域外传播除了自我传播之外，相当重要的则是他者传播。纵览中国文学与中国形象的域外传播，缺乏系统与规模及影响力是它最大的弊端所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在每个国家都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一般存在这样两种方式：一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汉学家的译介。在世界各国，法国、苏联与日本是传播中国文学比较早的国家，早在本世纪之处，法国的考狄尔就出版了他编译的《中国书目》（1904-1924增补版），罗曼·罗兰在新文化运动之际就已开始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力推介；1919年苏联在高尔基的提议之下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所，任务之一就是研究介绍中国语言文学；而在1922年日本学者大西斋、共田浩编译出版了《文学革命与白话新诗》一书。此外还有很多汉学家们的宣传与介绍及研究，一些汉学期刊也多有传播，如《中国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等，这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形象在域外的传播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总体而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域外传播多数借助的还是民间个体的自发意识，零散且边缘，缺乏世界性的整体性传播效应。

　　近些年来，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传播与接收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中国社会的步入现代化而有着较大程度的改观，譬如莫言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中国形象的域外传播是在全球范围内正确树立中国形象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步入新世纪，这个问题显然仍然值得我们深切关注，因为莫言只有一个，而且他也代表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切，而且我们也不能把西方世界对于我们的认识与了解仅寄希望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所需要的是域外世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关注及对于中国形象的全面认识。在世界发展的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中国形象传播仍然有着广大的拓展空间，中国形象传播的突破存在着种种可能性。

　　三、中国形象传播突破的可能性

　　中国形象传播的突破首先应该体现在传播内容的更新创造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的本土作家创作，还是域外作家创作，都要贴近中国变化的当代现实创作出更多更丰富的作品，塑造出准确而生动的中国形象，这是中国形象传播的首要条件。对中国本土作家来说，当代中国社会文学生产机制现已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已逐渐摆脱完全依赖西学的被动模式，传播环境制约传播内容生成的强制性因素已不复存在，创作主体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可以操控驾驭的塑造中国形象的方法，这给创作主体的创作提供了很大创作的自由度，同时也对创作主体自身解读社会生活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对域外作家来说，他们的有关中国形象的创作要完全摆脱西方文化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制约，并摆脱对于中国文化与中国政治的偏见，从“黄祸”“中国威胁论”等成见中走出来，消除对中国文化的形而上的认识以及东西方文化对抗的思想。

　　中国文学的输出与传播显然不能坐等外国读者对中文的阅读与理解，而更应体现在主动地交流与传播上，这里就显示出文学翻译的重要性。在中西方文学交流的平台之上，语言的对接尤显重要。早在1954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指出：“文学翻译工作，是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历来更多强调的是将西文译成中文，而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就必须需要将中国文学进行多语种的翻译，这是中国文学输出所必须跨越的。汉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符号，它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和意蕴，汉语文学有着它独特的审美指向，有时很难将其转换成别国语言，这就对从事翻译人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中国文学》中文编辑徐慎贵说：“没有中文和外文都过硬的中译外人才，是很难提供为外国读者所欢迎的信、达、雅的文学译品的。”《中国文学》期刊关停的一大原因就是高水准的翻译人才的短缺，中国当代文学缺乏学贯中西的大翻译家。这对传播人才的培养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形象的走向世界我们同时还要寄希望于学贯中西的外国翻译人才的发掘，世界上像美国著名汉学家、被夏志清称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首席翻译家的葛浩文这样的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人才太少。莫言作品在国外大受欢迎，这与葛浩文的完美翻译密不可分，为此莫言曾说：“如果没有他杰出的工作，……绝对没有今天主要完美的译本。……他的译本为我的原著增添了光彩。……能与这样的人合作，是我的幸福。”葛浩文认为中国并不缺乏好作品，而是翻译得不够，合格的译者太少；并且说现在中国文学在美国相当边缘化、小众化，在美国书店在找到一本中国文学作品已属很难的事情了，“基本情况是根本找不到，偶尔可以找到一本已经非常意外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中国文学作品能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来没有。”在20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中心的美国情况都是如此，更何谈中国文学在其他西方各国的传播状况了。所以翻译人才的培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传播中国形象所必须面对的急需，政府部门、一些文学团体组织必须重视这项工作，且必须付之行动。

　　无论是中国形象的域内还是域外传播，传播途径的多样化尝试是行之有效的突破之一。我们的传播态度要从被动转向主动，传播主体不要高高在上，要放下身段积极融于文学传播活动之中，为自己的作品讲解宣传。譬如余华、余秋雨，他们的作品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们自己乐于抛头露面推销自己的创作不无关系。中国形象的塑造一般限于小众文学，但我们力图要使小众文学与大众相连，就必须适当借鉴大众文化的传播模式。现在世界的发展呈现的是全媒体化趋势，我们传播形式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多样化态势，我们的文学传播就不能仅仅停留在传统的传播理念之上，要从单一依赖官方组织走向官方与民间相结合、文本与超文本相结合等多种形式，要充分利用网络、电子书刊、影视等传播我们的文学，引导我们的传播对象关注我们的小众文学。近些年来，文学与影视的联姻是传播文学行之有效的一种尝试，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池莉等作品的广为传播即可印证。在域外这方面的努力也已经开始了，“从作品的销路来看，中国作家在国外的读者主要是研究者和大学生，作品能够进入商业运作和市场的为数很少，美国的葛浩文包括欧洲、日本现在都有人试图努力将中国作家的作品从大学教材中拉入市场，效果还不明显，但毕竟已经打开了缺口。”在《中国文学》停刊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启动了“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译介工程”以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形象的传播仍有广泛作为的空间与可能，但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