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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栏目:思想政治论文
发布时间:2013-12-18 14:14:36 更新时间:2013-12-18 14:25:35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我们通常用“矛盾”、“相反相成”来表示类似“对立统一”的涵义。相比较“‘对立统一规律”的说法,“矛盾规律”这一提法更为大家所熟知。矛盾概念出自《韩非子》(卷第十五·难一第三十六)中关于“自相矛盾”的典故:“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莫能应也。
【摘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人制胜的法宝。结合中国实际,运用独特的文化传统来阐释和解读唯物辩证法思想,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浓厚的中国色彩,不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功能,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撑。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解读与运用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典范。
【关键词】辩证法,对立统一,矛盾,中国特色
夫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①,这个典故形象地说明国人对具有对立统一关系的事物或现象之间关联的理解。老子在其《道德经》中阐明宇宙间万物存在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法则:“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②。《周易》中,阐明宇宙初始为太极,太极依阴阳两股势力来创造万物。传统哲学思想不仅为我们接纳理解唯物辩证法思想提供了可能,而且使国人在阐释对立统一规律时具有了浓厚的中国色彩,并在实践中发挥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一、毛泽东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认知及其深化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一方面重申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依据自己的理解,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哲学观念,对这一规律进行了新的阐释。
首先,毛泽东认为,对立统一规律的核心内容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问题: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既是运动,既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路,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③。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对列宁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思想的进一步阐发。毛泽东在多年的实践活动中,深深感到,在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时,必须结合中国具体的国情,才能显示出它的理论魅力,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在处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时,毛泽东突显了矛盾的特殊性。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用了相当篇幅阐述矛盾特殊性的具体表现,而其点睛之语“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④则可以看作是整篇文章的要害。
其次,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辩证关系,这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发展和贡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表现在其社会分层是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由于旧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没有完全打破,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又受到来自国内统治者和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打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因而就需要依据已经变化的革命形势不断调整革命策略。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一言以蔽之就是发展的不平衡性,我们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像教条主义者那样照搬经典,“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⑤
第三,运用矛盾规律,采用矛盾分析方法来分析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个特色。毛泽东不仅对对立统一规律的内容进行了独特的诠释,而且运用这一原理对中国社会诸多问题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就运用矛盾规律对当时中国社会构成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正确地预见到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主要依靠对象和革命的对象,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正确的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矛盾论》中,随处可见毛泽东列举的关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例证及其相应的解决对策。可以说,运用矛盾规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是毛泽东解读阐释唯物辩证法的落脚点,而正是这一理论归旨使得《矛盾论》具有了深刻的时代内涵,被后来的学者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代表性的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运用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来解读当时我们面临的诸多难题,他在建国后陆续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文章,都可以看作他试图突破原有的理论范式,回应新的实践难题的积极尝试。特别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发展了他在《矛盾论》中关于“对抗在矛盾中地位”一节的观点,认为矛盾存在者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相应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也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可以经过制度建设,在体制内化解。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模式已经不适应于新的形势,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不是阶级斗争。当然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还处于建设时期,政府工作还处于探索时期,人民群众对这一制度的理解和适应也还处于转变过程中。因而他一方面提出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矛盾,认为正是这些矛盾推动者社会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他主张要把绝大部分出现的矛盾看作是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用“团结——批评——团结”方法来解决。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执政后中国共产党人指出了正确解决社会主义时期多样化矛盾的途径和方法,体现了他运用矛盾规律解决实际问题的一贯思路。可以这样说,对立统一规律通过恩格斯的系统化的阐释,经由列宁、斯大林等人的程式化,最后在毛泽东思想中得到了最详尽和细致的说明。正是从毛泽东开始,对立统一规律逐渐被矛盾规律的说法所替代。
二、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对对立统一规律的新解读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创者,邓小平同样十分重视矛盾规律。他依据改革开放的实践需要,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思路,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毛泽东相比,邓小平对矛盾规律的解读和运用呈现几个特点:
第一,强调矛盾的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稳定作用。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基本判断上。邓小平在上任伊始,就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指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是“一心一意搞建设”,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指出拨乱反正也好,纠正冤假错案也好,都是为了安定团结的需要,为经济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他的这一思想为尽快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态,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峙将长期存在,世界虽然存在战争的危险,但是总起来说,和平的力量在发展,经济竞争将替代政治斗争成为各国关注的重心,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需要大力发展经济,而这就需要各国在国际间的合作互助,共同发展。正是在这个认知框架内,邓小平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⑥。邓小平的这个判断不仅扭转了多年来我们对外关系的发展方向,而且为经济建设争取到良好的国际氛围,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第二,邓小平运用矛盾的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原理,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理念。他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国两制设想的提出,为合理解决各类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典范,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关于矛盾的共性与个性关系的认知。
第三,邓小平根据矛盾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利用各地区经济发展得相互制衡关系,以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突破口,比较好地解决了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的矛盾。
概而言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基者,邓小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创造性地解决了改革开放之初一系列理论难题,赋予对立统一规律的新的时代内涵。
三、和谐社会思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成功运用的典范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领导集团提出的“和谐社会”理念是对立统一规律在当代中国的又一个成功运用的典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是承认社会各类矛盾的存在的合理性,矛盾解决的方法不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而是“求同存异”,达至统一,实现共赢。“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的尝试,深化了我们对矛盾规律的认知,可以预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我们还会遇到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和新的现象,我们关于矛盾规律的认知必将继续深化,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注释:
①《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8页.
②张忆译注.《老子白话今译》.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78页.
③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④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⑤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⑦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1-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选选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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