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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1-17 16:59:23 更新时间：2014-01-17 16:32:21

　　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1]。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这引起国外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2-4]。国内相关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5]，研究领域涉及城市化的形成历程[6]、速度和质量辨析[7][8]、现状特征[9]、空间差异[10，11]、驱动机理[12-14]、路径选择[15]等方面，研究方法也由过去的定性描述为主转变到当前的空间分析、数理模型模拟等多种分析方法的综合应用[16-18]。

　　摘要：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时空差异演化特征。研究发现：我国城市化进程与政府经济行为密切相关。时间轴上，政府经济行为由强制控制到市场与政府协调控制的转化带来了城市化进程由缓慢停滞向加速推进的转变；空间上，政府的不平衡发展战略导致了区域城市化由南北差异转向东西差异，东中西等不同地带间城市化水平分化严重，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加速发展，区域差异开始趋于缓和。

　　关键词：城市化,政府经济行为,时空演化,中国

　　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城市化理论，指导和推动全国的城市化进程。而中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化一直是城市化的重要研究课题。顾朝林[19]、陈洋[20]和薛俊菲[21]等分别以建国以来、改革开放以来和2000年以来为时间轴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马晓东[22]和刘辉[23]则分别以湖北省和兰州—西宁地区为实证区域研究了其城市化空间演化规律。这些成果都不乏对城市化驱动机制的定性和定量分析，政府经济行为主导城市化进程是我国特殊国情下异于西方国家的特色，自然也得到了更多关注。宁越敏[24]、崔功豪[25]、谷荣[26]等学者深入研究了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关键性作用。周加来、朱芬华借助定量模型分析了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行为的博弈关系[27]，景春梅[28]、黄小晶[29]则是系统研究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并作了阶段性解读。基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政府经济行为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站在政府经济行为的视角研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时空差异，对于判断过去政府经济行为的效果和制定新时期城市发展政策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机理

　　政府经济行为主要指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和相关制度、政策安排。政府经济行为和市场调节机制作为驱动城市化进程的两大引擎，二者辩证统一，博弈推进。市场作为一个自组织系统，没有集中的决策，不能解决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问题，无力阻止垄断行为，更无法解决经济波动问题，而且市场调节还存在短期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政府作为城市战略的规划者、城市绩效的考核者和制度方针的提供者，可以通过强制性政策、指导性政策和颁布法规等方式来设计、引导和规范城市化进程。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经济行为仍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其能够及时纠正市场机制的偏差，维系城市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政府经济行为主要是通过制度和政策两个维度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和调控区域空间差异（图1）。在城市化进程方面，政府通过创新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等规范和设计城市化的环境和方向，通过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开放政策和转移支付等诱导和刺激城市化的发展和加速。在城市化区域差异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化区域差异情况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制度和政策调控区域发展：当政府注重效率优先时，将会刺激条件优越的地区快速发展，但也导致区域差异的持续扩大；当政府注重公平优先时，将推动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追赶，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但又会浪费部分地区的优势条件，抑制其城市化进程。

　　2中国城市化的时间演变特征

　　2.1总体阶段划分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49年的10.6%提升至2011年的51.3%，城市化进程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动荡停滞、稳定发展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30]。从图2看，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实质性稳定发展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8～2011年间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1.01个百分点，是1949-1978年的四倍多，尤其是1996年至今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长高达1.39个百分点，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城市化中期的前半阶段进程（30%～50%）。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都受到政府经济行为的深刻影响和控制，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显著体现着不同时期政府的行为特征，本文把我国政府经济行为的作用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表1）。

　　2.2改革开放之前的政府经济行为与城市化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市发展完全是受政府强制控制和包办，是国家和政府意识形态的体现。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城市化进程比较曲折缓慢，近30年时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政府的作用又分为有效控制和不合理控制两个阶段。1949-1957年我国政府先后完成了“三大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重工业得到催化发展，在工业化推动下城市化进程发展明显。但是这一时期出台的人民公社制度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抑制着城市化的健康发展。1957-1978年政府先后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城市化进程的停滞甚至倒退。期间出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和“三线建设”等政策让本就落后的城市建设雪上加霜。

　　2.3改革开发之后的政府经济行为与城市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化进程也步入正轨，经过三十余年的磨合和探索，逐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市场诱导协调控制城市化进程的驱动机制。1978-1992年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0.68个百分点，实现平稳而高效发展，这主要归功于该时期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制定了正确有效的城乡改革和发展政策，保障了城市化的恢复和稳定增长。首先，通过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其次，通过推行城市规划法等，促动了城市数量的快速增长，我国设市城市由1980年的223个迅速增加到1992年底的517个；再次，通过设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等区域差别发展政策，实现东南沿海快速城市化。自1992年我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在城市发展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被激发出来，加上政府有效地引导和调控，造就了近二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飞跃式发展。政府引导下实施的以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的开发区建设是该时期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助力和闪光点。目前，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指导下制定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和东北振兴规划正深刻影响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使得区域城市化水平趋于平衡。3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演化特征

　　考虑到城市化数据的可得性和人口普查数据的科学性，本文选取1982、1990、2000和2010四个特征年份的面板数据，借助ArcGIS软件绘制了全国31个省区与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城市化水平空间分布图（图3），并据此剖析我国城市化空间演化特征。虽然城市化区域差异及演化是自然、区位、政治、经济、历史等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我国城市化区域差异带有显著的政府导向性，本文主要从政府经济行为角度分析其差异演化原因。

　　3.1总体上由南北差异转变为东西差异

　　从图3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总体上由过去的南北差异转变为现在的东西差异。受改革开放前平衡发展战略和文革期间的破坏影响，到1982年我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0.83%，空间格局上表现出明显的北高南低，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这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重视东北重工业发展和“三线建设”政策，使得黄河以北的东三省、内蒙古和新疆等省份城市化水平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先后设立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四个经济特区，并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东南沿海的城市化进程，尤其是广东省的城市化率由1982年的18.49%增长到1990年的41.81%，但到1990年时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并没有改变。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化，我国先后开辟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沿海经济开放区，设立海南经济特区、浦东经济区，并制定了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这些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东部沿海的城市化进程，其中浙江、江苏和山东三个省份在1990-2000年间城市水平分别提高了17.09%、16.02%和15.46%，是这一时期全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省份，并以京津唐、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密集区为核心形成了东部沿海经济隆起带，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逐步形成。新世纪以来，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也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并形成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中西部的城市化高地，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部差距的继续扩大，但东部沿海地区仍保持城市化迅猛势头，东强西弱、弱中有强的空间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

　　3.2各省区城市化道路类型不同

　　1990-2011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最快的二十年，城市化水平由26.41%增加到51.3%，但具体到每个省份，其城市化所处阶段和发展进程差别巨大，根据这期间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速可划分为两大类型：快速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

　　①快速增长型。江苏和重庆是近二十年城市化进程最快速的两个地区，这期间两地城市化水平分别增长了35.13%和34.59%，年均增长接近1.8个百分点。两地区虽然城市化进程相似，但其地域类型、发展条件和驱动因素不尽相同：江苏是东部沿海快速城市化地区的典型代表，对外开放政策对其拉动作用明显，加上靠近区域中心上海，大城市带动作用强；重庆市为长江中上游港口城市，其快速城市化主要得益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被设立为直辖市，国家政策扶持力度骤增。

　　②缓慢增长型。根据城市化水平又可以把缓慢增长型细分为高级、中级和低级三个层次。高级缓慢增长的有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它们均进入了城市化成熟阶段，城市化进程放慢是其自然规律。中级缓慢增长的主要包括以吉林为代表的东三省和以新疆为代表的西、西南边疆地区，主要特点是城市化水平正处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但城市化进程却很缓慢，比如吉林近二十年城市化水平由43.62%增长到53.36%，提高不到十个百分点，新疆更是只提高了8.2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低级缓慢增长的典型代表是西藏，目前西藏的城市化水平仍不到30%，年均增长不足0.4个百分点，是我国唯一尚处在城市化初级阶段的地区，城市化发展任重道远。

　　3.3东中西地带性差异显著

　　1986年我国政府根据区域特点提出东中西三地带划分，并据此制定了差别发展政策，造成中国城市化带有显著的地带性差异。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都取得较快发展（表2）。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由1982年25.11%提高到2010年59.97%，28年间增长34.86个百分点，中、西部地区也分别提高了25.22和24.23个百分点，2010年分别达到45.87%和40.28%。但不平衡发展是东中西三地带城市化进程的最重要特征，即东部区域城市化的速度快于中、西部地区。针对这一问题国家早在上世纪末就提出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但直到“十一五”计划末期区域差异才趋于缓解。从图5看，三地带城市化水平差异趋势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两阶段特征。第一阶段（1982-2005年）：区域城市化差距不断扩大时期。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这一时期提高了28.22%，明显高于中部地区的18.88%和西部地区的16.64%。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差异由1982年的9.06%扩大到2005年的20.64%，年均扩大约0.5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差距由4.46%增加到13.8%，分化现象也较显著。第二阶段（2005-2010年）：区域城市化趋于平衡时期。2005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为53.33%，已过城市化速度拐点，转向稳速发展，再加上国家宏观政策调节作用，这一时期东中西部差距呈缩小趋势。五年间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了6.64%，落后于西部地区的7.59%，东西部差距由2005年的20.64%转而降为19.69%。三大区域城市化差值的总和从1982年的18.12%增长到2005年的41.28%，到2010年下降为39.38%，近一步印证了中国区域城市化发展阶段性特征。

　　4结论

　　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一直受到政府经济行为的强力干预和调控。建国以来我国政府经济行为对城市化进程的调控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改革开放前是政府的强制控制时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进程。改革开放后是政府和市场共同驱动时期，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城市化驱动机制由市场配合下的政府主导阶段转变成目前的政府引导下的市场主导阶段。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平衡增长-不平衡增长-平衡增长”三个阶段变化。在建国初期，全国城市化水平整体较低，空间差异上表现出明显的北高南低，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递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沿海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城市化差异由过去的南北差异转变为现在的东西差异，沿东中西三大地带递减，地带间呈现不平衡增长、差异显著。近年来，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等战略部署作用下，地带间区域城市化差异趋于缓和，并有缩小趋势。在全国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各省份城市化所处阶段和发展进程差别巨大，各省市的城市化进程和政府经济行为的干预显著相关，根据这期间各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速可划分为快速增长型和缓慢增长型两大类型。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伴随我国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完善，城市化进程的市场驱动力必然会继续增强，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失灵和退出，相反更需要政府合理地规划、诱导和调控。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应是此消彼长、互不相容，而应该是取长补短、双赢共进，共同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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