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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中国的小船》结构较简单，采用了框式结构，讲述了主人公“我”遇到的中国人老师、中国女孩和中国人图书推销员的故事，文中无处不流出对三个中国人的愧疚。小说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与第五章描写了“我”对中国及中国人朦胧的印象，其间的三个章节分别刻画了“我”所遇到的三个中国人。三个中国人形象性格迥异，充满自信、理想化的中国人老师，逃离现实艰难度日的中国女孩，像影子一样生活的中国人图书推销员。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的三个中国人形象在主人公脑海里不断变换，歪曲，消失。小说从第一句话“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呢？”开篇，那么“我”为什么要讲自己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呢？本文就“我”遇到三个中国人的感触进行分析。

　　摘要：《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春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我”在不同时期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充满了对三人的愧疚之情。村上春树通过这种愧疚感的描写，初次赋予了小说鲜明的社会意识的特点，并逐步发展成为他此后文学创作的主题。

　　关键词：村上春树,作品,社会意识,发端

　　一

　　村上春树被认为是日本文坛近二十年来最璀璨的明星，其作品已被翻译成三十几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广受好评。日本文学评论家川村凑合大杉重男在对谈《村上龙与村上春树》中认为，村上春树以其特有的社会视角挑起了日本当代文学的大梁。其作品中鲜明的社会意识、强烈的正义感是使读者、特别是以中国为主的东亚国家读者产生共鸣的主要原因之一。《去中国的小船》是村上春树于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稍后的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也采用这个名字，可见该短篇小说对作家具有特殊的意义。更意味深长的是，他还多次修改了该短篇小说。以此为开端，他其后的几乎每部作品中都有中国人登场，其中不少故事情节还发生在中国，流露出了作家对中国的特殊感情。二战及之前一段时期中日交恶，这种特殊感情或许也可理解为作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和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反映。本文以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为中心，分析村上春树作品社会责任意识的产生及与中国这一印记的关联。

　　二

　　第一次遇到中国人是在小学时代。“我”之所以要到位于港街的一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是因为“我”参加的一场考试的考场设在那里。出乎“我”朦胧的预想，“中国人小学外表上与我们小学不但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清爽得多。”监考老师出现了，一个看样子不过四十岁的男子。在考试开始前他自我介绍是一位中国人，他也就成了我遇到的第一个中国人。也许是因为自己面对的考生是日本孩子，他很认真地对大家谈论了自己理想化的看法。

　　“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设想星期一早上，大家走进这所小学，坐在座位上。结果怎么样呢？桌面到处乱写乱画满是伤痕——对此你们会有何感觉呢？”听了中国人监考老师这番听似严厉、似懂非懂的说辞，“小学生们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地盯视着桌上的试卷。”或许是因为这一说教来自于一位中国人老师，本来就紧张的我不由生出一丝恶意。

　　因我的考号最小坐在前面，他指着我问道：“例如你，会高兴吗？”大家的视线都汇聚到我身上。这种强加似的追问让“我”如坐针毡，对这种理想化说教难以苟同。我满脸通红，只是慌忙摇头。“明白了。”其余三十九个学生答道，只有我没有开口。这场考试过后，随着自己长大成人，孩子气般的恶意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人老师那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的形象。此后几年我不经意间对乱写乱画异常地在意，在那次考场上会不会有同学乱写乱画呢？那之后过去了六、七年的高三，“我”有了女友。在一次闲聊中无意间得知她也同一天同一考场参加了考试。我像终于抓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一再追问女友有没有在考场的课桌上乱写乱画。女友已不记得任何细节，追问无果而终。关于乱写乱画成为“我”小学时代难以忘却的两个记忆之一，对“我”极具意义。对中国人老师的恶意成为小学时代记忆的伤痛，作为救赎的愧疚与日俱增。这一歉意就如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中对人力车夫产生的歉意一样，“这事到了现在，还是时时记起。我因此也时时煞了苦痛……独有这一件小事，却总是浮在我眼前，有时反而更分明，叫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对中国人老师的歉意挥之不去，“我”遇到了第二个中国人，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国女孩。“我”和她同为十九岁，我们本应对生活充满憧憬。可“我”因为独自来到东京上学，对即将融入社会与人发生交往这一变化不知所措。而中国女孩比“我”更不能适应自己的处境。一般人工作就只是工作而已，工作以外的生活也许更能体现作为个体的特性。但对中国女孩来说，工作就是她的全部人生，因此她工作时的热心居然达到了一种压迫症的状态。女孩执著的信念吸引了“我”，“我”对她产生了好感。在一次约会后“我”送她回家，“我”明明与她同路却把她送上相反方向的电车。之后，我发现自己做了件更蠢的事，我竟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进了垃圾箱。我通过各种方式四处寻觅这个女孩，但那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她。

　　遇到第三个中国人是“我”在二十八的时候。他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迫于生计他走街串巷推销百科图书。“我”好歹想起来有这么一个同学的存在，但“依我的记忆，他并非干图书推销员的那个类型。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在女孩子里想来也有人缘。”然而他的一事无成让我倍感意外，没有固定工作。分手时我想对他说些什么，因我想恐怕很难见到他了。结果我连一句祝福或激励的话也没说出口，说的仅是普通的分手客套话。“我”对这个高中同学心存愧疚，这成为“我”对他情感的主基调。

　　三

　　那么村上春树在《去中国的小船》中写的“我”遇到的三个中国人的故事是不是纯属偶然呢？村上春树在2003年1月接受我国著名日本文学学者、翻译家林少华先生采访时谈道：“在美国的时候，我时常和韩国的、中国大陆的和台湾地区的留学生交谈，不过总的来说中国人还不多。……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在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候——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村上春树的这番解释可以说是中肯可信的，例如《去中国的小船》开篇引用的“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这首旧时歌谣，还有第三章的第一句“高中位于港街，于是我周围有了不少中国人”就是很好的佐证。村上春树曾回忆说，自己在很小的时候父亲有次讲到他在中国的经历，虽然已经忘了具体是什么，但应该是可怕的战争场面。日本社会政治学者石田雄在《记忆与忘却的政治学》一书中评论说：“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战争责任再度成为论文与学者关注的主题，天皇的两次出国访问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对采用否认侵略的教科书的抗议也激发了舆论对追究战争责任的关心。”《去中国的小船》恰好是在这一国际政治形势下创作的。对战争责任的声讨不仅反映了中国等受日本军国主义所害国家人民的愿望，而且引起了作家村上春树的关注，这或许也是村上春树作品中常有中国人出现的一个起因吧。

　　所以，无论是村上春树儿时的生活环境还是他后来的小说创作社会取向，都已与“中国”这一印记建立起了关联。我们不能武断地臆测“我”就是村上春树，但村上春树或多或少地怀有类似于“我”对中国人、中国的类似情结。特别是，村上春树明确表明这个短篇是根据小时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中隐约感受到村上春树对中国人怀有的、或者村上春树认为一些日本人应该对中国人怀有的愧疚之情。东京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藤井省三在其论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中甚至分析认为这种愧疚可以归结为村上春树对中国人的“原罪意识”。

　　四

　　村上春树以“100%的恋爱小说”《挪威的森林》走向世界，另一面，他又以《去中国的小船》为开端鲜明地展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且这种社会意识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主题。开端于《去中国的小船》的“愧疚感”、“原罪意识”成为这种创作的切入点，并在次后的作品中发展成为对“恶”与“暴力”的揭露，且经常伴有中国元素。2004年村上春树出版了长篇小说《天黑以后》，小说开篇于一个悲惨场景，一个叫白川的日本人施暴于一名被偷渡到日本的十九岁中国女孩。村上春树在小说中塑造的白川对自己的施暴丝毫没有作恶的意识，可以说是日本这个民族“恶”的典型。该作品最初由林少华先生译介至中国，他在后记中分析道：“这种恶，既不同于恐怖分子的恶和极权主义的恶，又不同于太平洋彼岸霸权主义的恶，更不同于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分子的恶，……因而是更应警惕的恶。”它让人痛心疾首又难以惩治，更为根深蒂固。

　　“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村上春树是个日本人，但是他却表现出对中国的难得友好和关心。《去中国的小船》及其后作品里的中国人形象和主人公对他们的特殊感情，赋予了其作品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这一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1]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2]川村凑大衫重男.村上龍と村上春樹[J].讲谈社，2000，7.

　　[3]村上春树.天黑以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石田雄.記憶と忘却の政治学[M].明石书店，2000.

　　[5]藤井省三.村上春樹のなかの中国[M].朝日新闻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