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考察戊戌运动

所属栏目：历史论文
发布时间：2011-02-26 10:08:40  更新时间：2021-03-12 11:03:35

　　[摘要]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重要的社会改良运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政治发展和思想启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一次重要的政治社会化运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的发生，维新派在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和方式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运用报纸、社会组织和政治团体进行有效的宣传，拓展了这次运动的影响范围，促进了了先进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在民众中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政治社会化

　　百年维新，世纪沧桑。发生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突破了物质和精神分割的“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势，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传播，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闸门。今天，当我们在新的历史时代和文化境遇下来审视这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时，发现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虽然以先败而告终，却给19世纪末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震动，给中国人传统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挑战，促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政治社会化运动。本文试从政治社会化的角度对以戊戌变法为代表的维新运动进行研究，考察其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政治社会化是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一个独特视角。20世纪50年代，西方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中最早使用了这一概念，用来指称人们学习政治价值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参照现代政治学家对政治社会化的不同解释，可以把它定义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政治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能力的过程。政治社会化是传递政治文化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方式。它所担负的最主要的任务，莫过于对政治文化的承载和传递。政治文化是政治关系的心理和精神的反映，是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的对于政治的感受和认识以及道德、习俗、规范的复杂综合。1作为一种观念性的存在，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社会群体及个体的政治行为，并进而对社会政治发展过程起作用。尤其是在重大社会政治体系(或制度)的变革中，必然要伴随一定政治文化的嬗变和新旧政治文化间的斗争。

　　一、政治社会化运动的影响因素

　　政治社会化是一个复杂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政治知识、政治价值、政治信念及政治行为模式的获得和改变会受到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这些因素主要包括：利益因素、政治权力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因素、政治事件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瓜分和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传统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政治结构关系，中国社会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在救亡图存的首要任务下，无论是社会集团政治利益的获取或是政治权利的实现，还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失去了本应具有的重大影响力，难以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战争是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主要方式;也是近代中国不断受到挑战，并一步步陷入政治社会危机的重要标志。因此，以战争为内容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就成为促发和影响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是影响这次政治社会化运动的两个重要战争事件。

　　1840年6月——1842年8月历时两年多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古老的中华帝国百年屈辱奋争的历史的开端。这样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本可以成为中国传统政治权威自觉开始变革、进行政策创新的起点，成为由统治阶层自觉向西方学习、发动政治社会化运动以求自救的契机。但是,传统文化中封闭的自我中心的思维定势和“内夏外夷”的文化信念，限制了人们接受新物象的心理和行为。中国传统官学化的价值体系的封闭性，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形成过于迟钝的“综合反应能力”。鸦片战争的失败与《南京条约》的签订并没有使他们意识到这场政治事件所带来的中西冲突对中国未来的严重意义，中国社会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士绅民众，除少数先知先觉者外，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从这场战败中领悟到新的信息，反思出变革的理由。1840年的鸦片战争，无疑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史的历史起点;然而，这却是一个没有被清朝统治者与士绅官僚阶级充分重视和利用的起点，他们依然固守封建的官僚政治体制和传统的政治思想文化，这种沉寂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895年甲午战争的爆发。

　　梁启超曾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势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包括一些西方社会的国际问题专家普遍认为，无论是从综合国力的对比，还是从两国军队的实力来看，中国注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结果，双方一交兵，中国却一败再败。更为严重的是，甲午战败使得西方人更加看不起东方的中国，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贪欲。《易》曰：“穷则变”。中国人从甲午战争头破血流的失败中认识到中国的“军事贫穷”、“经济贫穷”、“政治文化贫穷”。最初的痛楚过去之后，虽然很多人还没能从奸臣误国的古老怪圈中走出来，但更多的人已经开始思索并终于意识到：中国从败给西人到败给东人，其根本原因绝非个别将帅的作战不力或者是朝臣卖国所致。

　　甲午战败的民族性灾难，引发了民族的猛醒，中国人在倍感羞愧的同时，随之而生的是对民族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深切反思。这种情绪不仅弥漫了整个士林，而且也正渐渐感染一般民众和百姓。猛醒所引发的反思，使社会有识之士的思想得以解放，开始以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为武器，发起了一场针对传统政治思想和文化的思想变革运动。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文化思想和政治价值观念的层面出现了新与旧、激进与保守、国粹与西化、民主与专制等多种思潮的对峙和冲突。伴随这一冲突同时出现的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逐步嬗变的过程，即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广泛的、比较系统的政治社会化运动。

　　“甲午”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刻度。从教科书上讲，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由商品输出深化为资本输出。从政治社会化的影响因素角度考察，甲午战败乃是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维新派抓住这一机遇，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而且应首先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因此，甲午战争改变了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内容和政治发展的取向，从反面创造了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一个转机，为维新派发起广泛的政治社会化运动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和突破口，成为政治社会化运动的一剂催化剂。

　　二、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和方式

　　政治文化是通过一定的媒介传递的，因此政治社会化也需要通过这些媒介实现。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特定的社会组织、机构和团体都有可能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为被影响的个体或人群提供政治信息，传递政治文化，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价值取向。

　　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目标是要把全体公民纳入主流政治秩序的轨道。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在内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传播媒介。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就是信息”。信息学专家丹尼尔杰•切德罗姆则指出：“每一种传媒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映以及文化内容的渊源”。因此，大众传媒数量上的规模化和结构方式的合理性就成为政治社会化的一个先决条件。

　　关于政治社会化的方式，西方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鲍威尔把它区分为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直接方式即明示的政治社会化，包括公开交流有关政治对象的信息、价值观或感情等;间接方式即暗示的政治社会化，指影响人们对政治体系相应角色和对象的看法的非政治态度的传递。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以封建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的政治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个人的道德完善，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前提，而社会的政治成功，则是道德完善的结果。治国安邦的根本途径，在于统治者引导和教化百姓弃恶从善，提高精神境界，最终实现“无诉而治”的社会理想。用现代政治学的理论考察，中国封建社会采取的是一种典型的间接政治社会化方式。同时，封建社会政治社会化的媒介也是极其有限的。封建社会的政治社会化是封建地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主要手段，它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为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以塑造适合封建等级制的奴性政治人格为目的。因此，统治阶层禁止结党结社，严格限制了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只允许保留受官方控制的民间团体和私塾、学堂，作为传递封建政治文化的媒介。

　　按照信息学中有关信息传递的标准考察，晚清社会基本上属于一种“前信息社会”，语义信息的流转速度较慢，信息识别的能力较低。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社会化的制约因素。同时，间接的政治社会化传播方式和有限的传播媒介，进一步限制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引入和传播，导致西方政治思想文化在进入古老中国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战争的突然爆发和民族危机的出现，冲击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政治模式，打破了传统中国社会的坚硬壁垒，为西方政治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契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迅速捕捉到了这一信号，在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和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尝试，促进了新式政治文化的传播和深入。

　　报纸和各种社会组织是戊戌时期维新人士政治社会化的两种主要媒介。维新派充分有效地运用了这两种主要媒介传播了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有力地冲击了以儒家理论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同时，维新派创办报纸和学会的活动，还分别对中国市民社会公众舆论的形成和现代性社团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这次广泛的政治社会化运动所独有的一个重大意义。

　　1.报纸

　　首先，维新派选取了创办报刊的形式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介。1895年是近代民间媒体兴起的开端，严格地说，媒介规模化的进程是也从戊戌时期开始的。在戊戌运动中，维新派积极地创办报纸杂志，促进了晚清社会以报纸为主要形式的大众传媒的规模化进程，为政治社会化在戊戌时期获得显著发展以及在后继历史阶段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基础。

　　《万国公报》是维新派最先创办的报纸。以西方报业的标准看，它只能算作是幼稚的练习，但却是中国士大夫首次创办的政论性报纸，因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强学会”问世后，《万国公报》更名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实际上的会刊，报纸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社论之外，又增添了阁抄、译路透电、选择西报、摘录各省报及世界各国情况论介等五个栏目。《中外纪闻》宣传了西学特别是西方政治学说，开风气之先，引发了近代社会的一个办报热潮。

　　其中，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影响最为巨大。《时务报》共出刊69期，每旬一期，绝大多数载有梁启超的政论与时评。这些政论和时评抨击现实、介绍西学、呼吁变法，“笔端常带感情”，读者无不为之倾倒，在政治启蒙与思想文化宣传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大大促进了政治社会化的发展。连梁启超直接师法的老师李提摩太对《时务报》的功业也表示震惊，称赞它的出现“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3

　　《时务报》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介，宣传了西方的政治思想文化，扩大了西学的政治影响，同时还吸引了许多地方实力派的注意力。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等封疆大吏都表示过对《时务报》的好感，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下属拨款订购;“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千人人日手一编。”由此不难发现，维新派采取报纸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是富有成效的，它不但扩大了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范围，而且为后来的具体政治操作积聚了来自地方的政治资源。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进程中，报纸是一种重要又颇具社会影响力的传播媒介。维新派创办的报纸，以宣传介绍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文化为主要内容，其所加载的内容和形式都已经开始脱离封建统治阶级所设定的轨道。从塑造中国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角度考察，政治社会化进程中报纸内容和形式上出现的这一转变，逐步体现了一种相对独立、贴近下层市民社会的公共品格和“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的主流意识，并初步构建了中国市民社会的舆论框架，促成了中国社会一种自主、抗争和独立的公共舆论的形成，对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社会组织和政治团体

　　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团体，也是戊戌时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媒介。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有些传统社团已经开始体现出向现代性社团转变的倾向，也出现了在华外人组建的现代性社团。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具有比较完整的现代性质的社团，则是在戊戌时期广泛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中逐渐兴起的。

　　与办报相比，康有为更加重视创办学会，还特意将学会的地点选在京师，作为影响政局的重要途径，认为“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4

　　强学会是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成立之初，声势浩大，有力地促进了政治社会化的发展。虽然中途夭折，但是经由上海强学会的暂短过渡，维新时期的办会潮也接踵而至。据外国学者统计，从1895年至1898年期间，有报道记录的共76个学会，大约2/3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其中25个在内地，51个在沿海地区。这些众多的学会，除了一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之外;其余都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宣传了西学，推动了政治文化的传递，其中30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15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缠足，提倡妇女教育，反对吸鸦片等);23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5这些学会吸收和接纳了大批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并组织会员在日常生活中了解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学习有关政治技能，培养政治信仰，促进了学员个体的政治发育。其中许多学员成为介绍和传播新学的宣传骨干，推动了近现代政治社会化的发展。

　　在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团体中，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康有为认为，在中国进行政治变革，必须有“群”的力量给予支持。他先后亲自组建了强学会和保国会;在他的影响和策动下，维新派陆续在国内外成立学会103个，这些学会都是影影绰绰地比照着西方的政党而创办的。虽然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和维新派自身的不成熟，这些建设西式政党的尝试均以失败而告终。但是这种尝试是政治社会化运动中外部灌输和自觉认识结合的又一典型范例，是将渊源于西方的政党文化移植于东方古国的首次试验，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后来的政治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政党——中国同盟会就是在类似保国会、强学会等政治团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可以说，维新派创办学会的政治实践，是对中国传统政治观念中“党禁”思想的猛烈冲击，是推进政治社会化的首次重要尝试;并通过建设西式政党的初次实验，勾勒出中国政治未来发展的趋势和轮廓。

　　这次以戊戌变法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化运动，开创了近代中国人自建现代社团的先河。这不仅表现为维新派以政治社团和社会组织为媒介传承政治思想文化的具体活动，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维新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称之为“群学”的理论。维新派的“群学”理论涉及团体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虽然尚不完整，但已显示出现代团体学说的基本原理;它以阐释包括国家、议院、公司和团体等在内的各种人群的特性和功用为主体内容，其核心思想是以“群”作为推进中国政治变革的重要力量。维新人士所传播的群学理论及以此为指导的组建团体的活动，冲破了封建势力对民众结社活动的禁锢，促进了现代政治思想文化的传播，而且使中国民众的现代团体意识由此萌生和发展起来，并朝着结社自由的方向努力，为此后中国现代性团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诚如梁启超所言：“先生(康有为)曰，吾所以办此会(强学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世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上缩写途径也。后府如其言，……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

　　维新派的群学思想，是在接受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上经过融会贯通形成的，体现了外部灌输和自觉认识的统一。从这一理论出发，维新人士认识到，以学会为媒介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可以培养和联结广大维新人才，为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服务，也就是发现了政治社会化的重大意义。同时，群学理论强化了团体意识，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使数以百计的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进一步扩大了政治社会化的范围和影响。

　　三、对戊戌时期政治社会化的评价

　　政治社会化是现代政治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往往会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政治学界普遍接受的一种观点是：政治社会化可以区分为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两方面。从宏观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的代传方式，是政治文化维持和变迁的过程。6宏观层次上政治社会化的施予者是政治共同体;一个政治共同体采用种种手段，将自己的主导性政治文化向全社会扩散和传播，从而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政治信念、政治行为方式等进行定向的培养和塑造，即形成了所谓的“整体的政治社会化”。7如果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化是指塑造社会成员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8微观层次上政治社会化的承担者是个人，个人通过连续不断地主动学习或被动学习，逐步掌握有关的政治信息，获得某种政治情感，产生特定政治信仰，最终具备相对成熟的政治人格，即可称为“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是一个长期复杂，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政治社会化中同时包含了整体的政治社会化和个人的政治社会化两个层面上的内容，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紧密联系，戊戌运动期间出现的这场重大的政治社会化运动也是如此。

　　1.宏观层次

　　从宏观来看，戊戌时期的政治社会化是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变迁封建政治文化的过程。

　　思想是革命的先声，政治文化的嬗变往往会成为蕴育革命的摇篮，因此每次政治变革必然伴随一定规模的政治社会化运动。洋务运动，戊戌运动和清末新政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是在民族危机、清朝统治危机十分严重的形势下相继发生的政治变革。政治社会化传承政治文化的过程是过程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戊戌变法上承洋务运动，下启清末新政，这一时期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突出地体现在对西方文化学习的程度上，即政治社会化的深度和广度。

　　“西学”是一个包含多维子集的复杂集合。概括起来，它应当包括器物、制度及心理三个层面的内容。洋务运动是中国对外部现代性挑战的最初回应，对西方的学习主要停留在坚船利炮、科技器物的层面，很少宣传西方政治领域的知识。但是，洋务运动蕴育了戊戌变法，为戊戌时期的广泛的政治社会化作了物质和思想理论的准备。

　　洋务运动以“制器”为核心，“制器”需要引进“制器之器”，制造“制器之器”又需要“制器之人”。由此而衍生出三方面活动，即(一)：“延请洋匠，教习制造”;(二)“开馆教习”，“创办新式学校”，“授以机器工程上之理论与实验，以期中国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9(三)，选派留学生出洋，“远适肆业，集思广益”，使西人擅长之计，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10这三项措施从不同角度启开了中国人的眼界，造就了一批学到了新本领、新思想的新型知识群体。他们在学会科学技术的同时，也接触了大量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知识，逐步确立了新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成为戊戌时期开展政治社会化的主力。

　　洋务变器活动的意义不仅在于开始破坏传统文化体系的整体性，造成文化连续变革开放的契机，还在于通过新型物质层面和技术系统的建树，将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与初具规模的现代化工业体系引入中国，为戊戌时期的政治变迁和政治社会化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创立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1这种社会关系当然也包括各种政治关系。洋务派在国防近代化道路上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中，“西用”的范围日益扩大，“中体”的内涵不断紧缩，为维新变法立下了“筚路开山”之功。

　　戊戌时期对西方的文化学习，在洋务运动和“甲午”战败共同作用的背景条件下，发生了必然的改变。学习西方，大致经历科技——政治——文化心理三个层次的逐级递进。但这三者这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彼此渗透、因缘共生的。维新派主要是从制度层面学习和借鉴西方，传播西方政治思想文化。作为其中过渡的一环，戊戌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运动，既是对洋务运动期间政治社会化实践欠缺的补充和发展，又为后来变革运动中的政治社会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2.微观层次

　　这场政治社会化运动，不仅包括整体的政治社会化，即政治文化变迁方式，还包括塑造社会成员政治人格的个体的政治社会化，使西方政治文化思想的传播具有比较深入的社会接受度。

　　从微观层次的政治社会化角度分析，由于封建思想文化长期禁锢了人们的头脑，麻痹了人们的思想，导致了个体的政治社会化没有获得显著发展。但是维新人士对个人进行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性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从严复提出鼓励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以及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思想，都强调要更新和提高国民素质，向民众传习政治文化;否则，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都很难实现。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就以“抱集群开民智”作为维新的本原所在，充分肯定了个体政治社会化对于政治文化的传承和政治变革的发生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他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

　　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就在于个体的政治发育或政治入伍过程。12维新人士不但从理论上阐释了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含义和价值，而且还采取了具体的实施方法。他们建立了各种学会，开办新式学校，改革旧有学校的教育内容，向广大会员传习西方政治知识，有力地推动了个体政治社会化的发展。

　　戊戌维新作为一场政治变革，最终失败了，其教训惨痛;然而，作为一场政治社会运动，它又是基本较为成功的。这场政治社会化运动，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进行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报纸和社会团体作为传播的媒介，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各自走上了良性的发展道路。它开创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的政治社会化浪潮，引起了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为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从思想文化角度提供了暗示。戊戌时期，维新派在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同时，直接传播了西方政治思想文化。

　　参考文献

　　[1]王浦劬.政治学基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一卷，第一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3]《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0页

　　[4]《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戊戌变法(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2-133页

　　[5][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第375页

　　[6]王仲田主编.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33页

　　[7]严强、张凤阳、温晋锋.宏观政治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8]王仲田主编.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

　　[9]容宏.西学东渐记.长沙:岳麓书社1981年版.第85页;

　　[10]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第30卷).北京：世界书局.“奏稿”拟选聪颖弟子出洋习艺疏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8页

　　[12]严强、张凤阳、温晋锋.宏观政治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