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藏族文学的奇葩

　　藏族谚语，藏语称为“丹慧”，“丹”即“言论”、“言语”，“慧”即“楷模”、“比喻”，合起来有“语言的楷模”、“比喻的语言”之意。藏族谚语是藏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口头创作出的一种短小生动、通俗易懂、富有哲理的语言艺术。藏族谚语产生的年代较早，有人曾在敦煌古藏文资料中也发现了早期藏族谚语，可以推知其产生的时代和卜辞基本相同。可以说，藏族谚语是藏族语言的精华，极大地丰富了藏族口头文学;是藏民族世世代代集体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正如英国思想家培根所说:“一个民族的天才、机智和精神，都可以从这个民族的谚语中找到”。[1]

　　因谚语内容丰富、思想性强，而且形式短小、艺术性高，文人学士们著书立作多引用民间谚语。远自《诗经》、诸子百家、《史记》、《汉书》，近到现在的许多著作，从中都可找到大量的民间谚语。文学作品若用好一句谚语往往能起到画龙点睛、深入浅出作用。藏族书面文学也不例外，在藏族古老的的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不少民间谚语。如《吐蕃赞普传记》中就有：“人不见则顺足迹寻找，水不见则沿水沟找寻”，“马不可骑人，草不割镰刀”，特别是在其第十节中记载当时大论相噶尔•钦陵和唐朝大臣王尚书相互辩论时熟练运用民间谚语如：“小鸟虽众可为一鹰所食，小鱼虽群可为一獭所食。”“松木生长百年，一斧足以伐倒;江河纵然宽阔，小舟可以渡过。”等来说明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兵力的多寡，而是取决于精锐善战。十一世纪以后的诸多藏族著作中也大量使用民间谚语，如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仓央嘉措情歌》《萨迦格言》《米拉日巴传》《猴鸟的故事》《喻法宝聚》《水树格言》等作品中谚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作品使谚语能代代相传，同时也体现出藏族谚语对藏族书面文学的巨大影响。

　　高尔基说：“各国伟大诗人的优秀作品都是从民间集体创作的宝藏中吸取滋养，自古以来这宝藏曾提供了一切诗的概括，一切有名的形象和典型。”[2]藏族民间谚语对藏族书面文学的影响也如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语言形式方面

　　谚语语言凝练、句式短小、通俗易懂、便于记忆和传播，一般多是口头话，形式近于诗歌、精炼概括，人们即便不识字，听了也会心领神会。因此，在藏族的语言表达中，用谚语进行修辞成为一种习惯。从美学的角度看，这是藏族传统审美经验在语言表达层次上的一个凝聚点。后世的作家、民间说唱家，在创作和说唱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谚语。

　　《萨迦格言》中“圣贤若被安排做大官，知道如何做的很罕见;虽然有看别人的眼睛，观察自己却还要明镜。”与民间谚语“虽有说人的口，却需照己的镜”是同一内容和手法;再有“要尽量隐藏自己的行为，如果显露出来就要倒霉;猴子如果不翻腾跳跃，脖颈上怎会拴上绳套?”是由民谚“猴子把戏多，乞丐手中落”加工改变而来的。

　　如藏谚所说“岭国人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一样，在藏族人民居住的地方到处都流传着“格萨尔”的故事。藏族文学史上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从一定角度来说，无疑是得益于谚语等民间文学的引入。当时的藏区文化落后，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格萨尔”的故事得以广泛流传开来更多地是靠说唱艺人的口耳相传。这些艺人中大多目不识丁，凭借其惊人的记忆力、高昂的激情和简炼优美的语言将故事说得绘声绘色，才促成了藏族伟大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的问世。

　　《喻法宝聚》中也用浅显的民间谚语来譬喻内容深奥难懂的佛教经典，使之形象生动，通俗易懂。

　　《米拉日巴道歌》最突出的特点是通俗易懂、生动精炼。在此基础上还大量运用了民间谚语、比喻等，如：

　　命尽虫到蚁穴门,

　　我到姑母家门口,

　　放出恶狗当使者

　　…

　　凶言恶语来诅咒

　　…

　　这些文学作品大量引用谚语，思想内容、语言风格等十分接近群众生活，所以深受群众喜爱。

　　二、内容方面

　　高尔基说：“最伟大的智慧在语言的朴素中，谚语和歌谣总是简短的，然而在它们里面包涵着可以写出整部书的思想感情。”劳动人民从长期的生活感受中，领悟了一套对待人生的哲理经验，以谚语的形式总结流传下来，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健康的生活情趣，高尚的道德品质，积极正确的处世态度。藏族谚语内容包罗万象，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表达反对战争、反对外来侵略，渴望和平的，如：

　　人类不需要战争，树木不需要疖巴;

　　身体不需要病痛，心灵不需要痛苦。(《猴鸟的故事》)

　　这一谚语表达了众多藏族人民的心声，所以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解放后，藏区的很多大专院校也将之收入教材之中。

　　有关于“待人处世，要与人为善”的，如：

　　善言相待，是和睦的根本，

　　恶语相伤，是魔鬼的入门。(《松巴谚语》)

　　还有概括生活经验的，如：

　　多嘴多舌是惹祸之源，

　　沉默寡言是免灾之本。(《萨迦格言》)

　　文学作品再现现实生活，表现的内容也是丰富多样的。如《格萨尔王传》，表现阶级社会中，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处世哲学。如：

　　“渴死不喝沟渠水，那是兜牛的高贵品格;饿死不吃泥塘草，那是野马的高贵品格;痛苦至死不掉泪，那是大丈夫的英雄品椒。”赞扬人们不畏艰难、忠贞刚强、宁死不屈的高尚美德;“不要与强梁并髻，不要与恶魔聚赌，不要与盗贼同住。”教育人们要光明磊落，要有高尚的情操，即使诬蔑和诽谤，也绝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公心虽如上弦新月，但它会逐渐园满;私心虽如十五园月，但它会逐渐亏缺。”启发人们，公心要发展，私心要消亡，要树立公心，克服私心;“田中若不种庄稼，哪有糌粑来充饥;不救弟兄于贫困，自己贫困无人济。”教育人们在遇到困难时，要讲友情，讲互助，做到互通有无，一同舟共济;“不经陡峻的石崖，难到平坦的草地;不经艰难困苦事，难得喜欢的所需。”则是鼓励人们要刻苦学习，艰苦奋斗，否则，将一事不成，一无所获。

　　此外，《格萨尔王传》的一大特色便是关于战争描写的，“它的内容，虽然复杂，实际简单，就是战争，就是为民除害。”[3]所以，作品还运用了大量有关军事斗争方面的谚语来说理。如文中引用谚语：“大江河面虽宽阔，有了船只不难过，大树枝梢虽繁多，有了快斧不难剁。”指出战争中不仅要知己知彼，还要重视创造有利的作战条件，落实具体措施，才可能在“兵马众多”的敌人面前夺取胜利。

　　三、句式特点方面

　　整齐和谐是藏族谚语的又一突出特点。藏族谚语句式整齐、词句精炼、音韵铿锵、易于记诵，除少数单句或多句外，大都由两句组成，给人以愉快的音乐美感。如“绸缎虽旧花纹不褪，英雄虽死美名不衰。”“漫漫人生三苦三乐，长长春日三冷三暖。”等对仗都很工整，极具节奏美和音乐感。谚语的引用大大增强了文学作品的音乐美和节奏感。

　　《松巴谚语》从形式和语言结构上来看，大都是四句二段一则，少数是两句一则或三句一则。每句音节可少到两三个，多到十个，以五、六、七个音节的为最多，其次是四、八个音节的。在四句一则的谚语中，有的四句音节完全相等;有的上下两段音节相等，其中一、三两句音节相等，二、四两句音节相等，形成对称;有的各句音节都不相等，比较随意自由，具有整齐而灵活的特点。

　　《格萨尔王传》是说唱体文学，大量的谚语被编入诗文，和诗句交融一体。每句不是二、二、三三顿，就是三、二、三三顿[4]，加上对偶、对照、回环颠倒，排比、重叠、复句等句式，编著者还运用藏语在语音语调上“平衍与升降，舒徐与疾促”的特征，达到音律和谐。

　　四、表现手法方面

　　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就是采、文饰，也就是讲求语言的艺术性。民间谚语不仅容量大、内涵广，艺术表达形式也丰富多彩。谚语中比喻、对比、拟人等修辞手法的灵活恰当运用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艺术和表现手法。“以物状人，形象鲜明，活泼多姿;以物喻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达到了形与神的统一，意与境的统一，情与景的统一，个别与一般的统一。运用形象思维表达理性知识，从而获得高度的艺术效果。”[5]不少藏族文学作品就是借助谚语中丰富、生动形象、引人入胜的比喻、对比、夸张等修辞手法来表达主题，使广大群众更易于接受那些枯燥乏味、艰涩难懂的道理。如：

　　巧嘴鹦鹉被关进木笼，

　　笨嘴的小鸟却自由飞翔。

　　(《萨迦格言》)

　　只要树不干枯，花朵自会枝头露。

　　(《水树格言》)

　　人类不需要战争，树木不需要疖巴;

　　身体不需要病痛，心灵不需要痛苦。

　　(《猴鸟的故事》)

　　口说若水泡，实践似真金。

　　(《猴鸟的故事》)

　　善言相待，是和睦的根本，

　　恶语相伤，是魔鬼的入门。

　　(《松巴谚语》)

　　吃的猪狗食，干的毛驴活。

　　(《米拉日巴传》)

　　五、思想内容方面

　　“谚语是语言中的盐。”说明它是高度浓缩的语言，概括性强、耐人寻味。谚语是一种加工锤炼的语言艺术，哲理性很强。尽管只有一两句话，却能准确表达一种闪光的思想，是形象性和哲理性的统一，它往往深入浅出，具有很高的艺术技巧。藏族民众在交谈时，把运用谚语叙谈作为衡量一个人有无才能的标准。好的谚语往往被人们当作是哲理小诗。

　　夏三月里乌云浓，不见太阳升天空;

　　冬三月里冰封冻，不见雪原花儿红。(《米拉日巴传》)

　　庸人聚集成堆，也难干成大事;

　　芳草栓缚成捆，也难挑起大梁。(《萨迦格言》)

　　蜜蜂辛勤采集花蜜，却成他人盘中饮食。

　　大凡偷次抢劫之徒，总是显得衣冠楚楚。(《格丹格言》)

　　一棵挺立的松树，能形成无边的森林;

　　一眼小小的碧泉，是汪洋大海的精华。(《松巴谚语》)

　　甘蔗味甜常被刀砍，狐狸皮暖常遭枪箭。(《水树格言》)

　　这些富有哲理的谚语，增强了作品的阅读性、形象性和知识性，体现了人们的智慧。

　　总之，藏族谚语以它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包罗万象的内容从多方面对藏族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使很多文学作品深爱喜爱而被广泛流传。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