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论文后福岛时代核电的公众接受度分析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国务院紧急出台“国四条”进行全面整顿，随着《核电安全规划（2011～2020年）》和《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的颁布，我国核电“重启”之路正式启程。曾任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代表的中国核学会秘书长傅满昌认为：“只有公众了解核能、支持核能，中国的核能事业的发展才能真正畅通无阻。”

　　摘要：核电一度被誉为最具可行性的低碳能源，然而日本的福岛核事故，让全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核恐慌。由于公众接受度的下降，直接减缓了全世界核电发展的步伐。由此可见核电的公众接受度对核电发展至关重要，文章首先综述国内外研究成果，诊断影响因素，最后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关键词：核电,公众,接受度

　　一、基于理论层面的公众接受度研究

　　公众接受度即公众认同的程度，核电的公众接受度就是指公众对发展核电所持的态度以及对核电的认同程度。公众风险评价对公众接受度影响很大，也是公众接受度的主要内容之一，美国CarnegieMellon大学的社会学教授BaruchFischhoff通过将美国近20年公众风险沟通进行归纳总结，认为伴随着公众参与积极性的提高，风险沟通由单向的说服教育发展为情感交流和双向沟通，并最终把公众当成技术发展的合作伙伴。可见技术发展与公众接受是一个相辅相成，相互适应的过程。

　　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观点：社会的发展需要技术的支撑，技术的发展受到特定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可见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影响到公众接受度。核电公众接受度变化过程就是核电技术与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一方面核电的运行实践对公众接受度产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公众接受度又反过来影响核电的发展。

　　世界观理论于1982年提出，经过美国社会学家M.Douglas、A.Wildavsky的完善，认知论告诉大家：人们往往根据经验来评价新事物，而世界观是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维习惯特征，因此会直接影响到公众对核电的评价，世界观理论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统计分析，世界观对公众接受度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E.Peters和P.Slovic在全美范围内，对各个种族、不同性别的1200人做了一次调查，统计显示不同世界观对公众接受性影响很大。继世界观理论之后，学者深入研究提出多因素观点理论，例如Alhakami等专家对财富、权力、年龄、印象、性别等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朱文斌工程师认为核电的特殊性、可控制性、信息获取途径、信任度、透明程度对公众接受度影响很大，同时公众的自身情况如：学历、收入、价值观、背景、性别、职业等因素也不同程度的影响着公众对核电的态度。学者们广泛研究各种影响因素，认为其中四点最为重要：熟悉性、可参与性、可控制性和信任度。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影响到公众接受度，但这些因素基本上可用“四因素理论”展开解释。

　　其次是原因分析，Johnr.parkins调查发现公众很欢迎核电的低碳性，核电接受度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是由于公众获取信息不完全和不理性所致，公众的“谈核色变”与核电的致命性、未知性、控制性有关。最后是改进措施，A.adamantiades通过对各国的核电公众接受度进行研究分析，提出要想提高公众的接受度，除了核电能够解决CO2排发和确保能源供应以外，必须解决四大问题，即：安全性、扩散性、废弃物处理、成本。周涛、段军强调核电发展一定要增加其透明性，筹建政府与企业协调的宣传机制，使核电发展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切实做到惠利于民。强调核电教育要从娃娃做起，科普宣传要深入社会，才可以增加公众接受度。此外，陈钊、孔吉宏两位学者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公众态度分为：认知态度、情感因素和意图因素三方面，在此基础上展开研究。Adamcorner对公众的“接受状态”进行深度研究，认为公众对核电的接受程度相差很大，通过广泛调研和理论分析，将“接受状态”化分为三个层面：无条件接受状态、有条件的接受状态、勉强接受状态。

　　二、基于实践层面的公众接受度研究

　　国内外专家学者通过对公众、核电企业进行调研，从而对公众接受度展开研究。陆玮结合大亚湾核电站、岭澳核电站长期以来在公众接受性方面的实践，发现公众对核电关注度高、公众评价主观性和非理性、核电事故率低而影响大，并对影响核电公众接受性因素进行了诊断分析，发现熟悉性、可参与性、可控制度、信任度这四点至关重要，倡议核电发展一定要树立主动公关意识、多渠道广泛宣传，同时加强自身形象建设，建立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陈钊、孔吉宏对广东省核电接受度展开研究，以深圳市为调研基地，通过问卷调查法和典型访问法进行实地调研，运用社会学的观点和自然辨证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公众对核电认知程度非常低。余宁乐、李宁宁用问卷分析法对核电站周围公众的认知度进行调研，发现居民对核电的关注度曲线与其距离呈正置的“U”型关系，存在夸大核电危害和无视核电危害的二种倾向，可见普及核电相关知识对提高核电的公众接受度至关重要。VivianneH.M.visschers将社会信任度、情感因素、风险认知、效益观念四个因素设置为影响因素，构建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模型。通过对样本公众进行电话采访获取数据，数据分析显示：公众接受度受温室效应和风险认知的影响，但公众更关注核电解决能源短缺问题。情感影响、社会信任度对公众接受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综合国内外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对核电公众接受度展开研究，并辅以实证分析，全面分析影响因素，挖掘原因，并对其提出改进措施，但主要是定性研究，从宏观层面着手，许多方面深度不够，缺乏相应的说服力。

　　三、影响因素研究

　　（一）社会信任度

　　公众接受度不高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核电了解不够，加上核电信息的不透明性，因此不可能像专家那样对核电的安全性、高效性有深入的了解，在此情况下社会信任度就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公众对核电企业公布的信息，对核电专家的言论，对媒体的报道所持的态度与社会信任度有直接关联，公众往往在“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风险判断。如果公众能与核电政策制定者、监管者、实际操作者等建立了一种信任关系，公众就不会认为核电那么可怕，接受度将大大提高。反之，当信任度被侵蚀时，公众对核电的风险认知就会急剧升高，表现出强烈的不信任。（二）公平性

　　公众在未知事物所带来的利益和风险面前常常关心“公平性”问题。核电当然也不例外，核电有事故风险，那么在风险面前是否人人平等？还是让一部分弱势群体独自承担风险？同时核电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社会效益，在效益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会不会出现大部分人直面风险，而少部分人独享好处的局面。公平性不仅包括当代人，还要考虑下一代人，我们不可以只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不顾及后来人的福祉。

　　（三）核事故

　　核事故对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很大，因为核电专家一直宣称技术是如何的先进，核电企业也一直说自己恪尽职守，可这一切在残酷的核事故面前却是无力的。公众更倾向于相信真实发生的事情，以美国公众为例，由于政府的宣传和企业的安全生产，公众对核电日渐好感，可在三里岛事件和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公众接受度跌倒了冰点。

　　（四）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或媒体的言论对公众影响很大，例如反核组织在反对核电建设上一直是不遗余力的，他们大肆夸张核电的危险性，利用组织影响力，举行集会、游行等活动，媒体的失实报道更是雪上加霜，这极大的误导了公众的核电认知，甚至对核电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德国的反核运动上升为民权运动，并为绿党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绿党正是德国逐步淘汰核能的主倡者之一，在反核组织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公众认为“只有尽早全部关闭核电，才感到安全”。

　　四、展望

　　后福岛时代，公众接受度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总的来说，理论层面研究较多，实践层面较少；定性研究较多，定量较少，在以后的研究中，应立足于实践层面，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尝试用前沿的研究方法对其展开研究，从而推动我国核电又好又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时振刚，张作义，薛澜.核电的公众接受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0（08）.

　　[2]朱文斌，张明，刘松华.影响公众对核电接受度的因素分析[J].能源技术经济，2010（04）.

　　[3]JohnR.Parkins，RandolphHaluza-DeLay.SocialandthicalconsiderationsofnuclearPowerdevelopment[J].StaffPaper，2011.

　　[4]A.Adamantiades，I.Kessides.Nuclearpower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currentsatusandfutureprospect[J].EnergyPolicy2009（37）.

　　[5]周涛，段军，邹文重等.福岛核事故后增强中国公众对核电心理认知度的对策刍议[J].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1（03）.

　　[6]陈钊，孔吉宏，耿明奎.广东省核电公众接受性的研究[J].中国电力研究，2009（s1）.

　　[7]AdamCorner，DanVenables.Nuclearpower，climatechangeandenergysecurity：exploingbritishpublicattidude[J].EnergyPolicy，2011（39）.

　　[8]陆玮，唐炎钊，杨维志等.核电的公众接受性诊断及对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02）.

　　[9]余宁乐，李宁宁，杨广泽.核电厂周围人群核电认知研究[J].中国辐射卫生，20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