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学会运用辩证观点看待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高增长低发展或有增长无发展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不会使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不能只求速度。针对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资源危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上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就提出《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在报告中描绘出“世界末日模型”，认为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耗竭五种因素，通过连锁的反馈回路(恶性循环)决定了世界体系中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极限。虽然这一论断有其片面性，但它对经济增长存在极限的有关警示告诉我们：只追求经济的发展速度只会把我们推向增长极限的边缘，再推向毁灭。这并非耸人听闻，例如上世纪前苏联在50年代，以年平均增长10%、60年代7%的高速度增长而闻名于世。但由于这种高速度增长是靠传统的单一速度增长和牺牲人民生活的改善为代价，是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而实现的，如“九五”至“十一五”计划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由7.2%降到3.1%，从而导致人民的基本生活无法保证，最终酿成无法挽回的局面。(《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6年124期第12页)。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在上世纪有过几次“跃进”式的高速度发展的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如1958年的“大跃进”，基本建设投资比1957年增长97%，工农业发展速度很快达到32.2%。但由于这种高速度是为赶超英美，集中了当时全国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大炼钢铁来实现的，结果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当时的情况是：1959年比1958年，重工业的产值比重由35.2%上升到43.8%，农业却由原来的34.3%下降到25.1%;1960年比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5.9%，粮食下降到12.6%。不仅在实质上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增长无法维持，接下来就是1960--1962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期。在1978年的“洋跃进”中，虽然1978年比1977年的社会总产值增长13.1%，国民收入增长12.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7%，但却使经济结构出现严重失衡。如1978年重工业投资比重是55.7%，轻工业只有5.7%;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为36.5%;1977年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77年增加31.6%，而建成投产的大中型项目却减少了18.2%，国民经济不得不又进入调整阶段，使刚刚从十年动乱中得到恢复的经济陷入停顿之中。上述事实都告诉我们：那些不注重各产业的结构均衡发展、只注重投资而忽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或只重视经济的增长数量，而忽视经济质量的虚拟的增长、虚假的繁荣，最终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中的木桶理论也告诉我们，木桶的蓄水量取决于最短那块木板的承载力，经济发展也是如此，其发展速度会受到最弱项的制约。所以要使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要控制其发展速度。但由于市场本身存在的某些缺陷和外部条件的某些限制，要单纯地运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经济发展速度又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也难以完全避免市场失灵的问题，这就需要由国家通过宏观经济调控来控制好经济的发展速度。

　　其次，控制经济的发展速度不等于不要速度。

　　不要速度的经济只会是一潭死水，因为没有速度的经济发展就没有腾飞的希望，就会被时代所淘汰，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大发展的今天，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说已成为世界各国生存的一个必要条件。考察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可知，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必须使经济保持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它从一个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就是最好的说明。目前，我国经济要腾飞，也必须要保持一定速度的稳定增长，这毋庸置疑。但是如何发展却一直是个没搞清的问题。过去我们理解的经济发展只停留在GDP指标上，认为只要每年的GDP在增长，经济就在发展，甚至出现了“GDP政府”的说法，各地都在盲目崇拜“GDP”。为了经济的高增长，许多地方不惜浪费资源、不惜牺牲环境、更不惜牺牲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党中央、国务院吸取了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并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科学的发展理念将成为我们今后经济发展及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指导思想。根据这一科学发展理念，今后的经济发展，必须在注重其发展速度的同时，更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将是一种持续的健康的经济发展。

　　最后，做到经济既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同时又要实现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这就需要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实现。宏观控制就是我国政府为使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最终达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的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有计划的调节、管理和控制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五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时间段分别是：1979年一1981年、1985年一1986年、1989年一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一2004年。就拿这次的宏观调控来说，就是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了对住宅、汽车和城镇基础设施需求的迅速增长，引起对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的较大需求;同时，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企业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银行贷款增速偏高，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煤电油运供应紧张，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粮食产量连续4年下降，部分地区市场粮价上涨。这些问题虽然是局部性的，但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形成全局性的问题，导致通货膨胀和经济的大起大落。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在2003年下半年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的政策措施。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逐步落实，现在粮食生产出现了重大转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了初步遏制，货币贷款增势减缓，可以说国民经济运行正在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加强宏观调控不是要限制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及时消除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促进国民经济既快又好地持续发展。在市场经济大发展今天，国家的宏观调控更多的是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利益诱导的方式来引导微观经济主体向经济健康方向发展。在宏观调控中，最常用的经济手段有价格、税收、工资、利率、汇率等。如现在我国为了鼓励高科技的发展，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手段促其发展，而是通过在价格上的倾斜，或税收上的减免或贷款利息上的优惠来扶持和鼓励其发展，从而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

　　可见，宏观调控可以调控经济的发展速度。那么，怎样的调控才能使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呢?首先，要对经济形势有个较准确把握和恰当的判断，抓住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因为在当今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并不是万能的，它更像一把双刃剑，只有抓住了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并根据现实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控。又由于在宏观调控的各项具体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和矛盾，要消除或避免这种目标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就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加以调节。在经济过热时要实行“紧”的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缓时就要实行“松”的政策。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发展极不平衡，更应在调控中把握适时适度的原则。脱离经济发展现实，不根据经济发展实际盲目“一刀切”的调控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中，还应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由于有些问题在此一地为主要矛盾而在彼一地不一定就是主要矛盾，因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要求国家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加强各种经济政策的配套与协调工作，应该以辩证的思维来指导宏观调控，在纷繁复杂的市场经济中抓住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在注重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更要注意经济发展的质量，这样才能在宏观调控中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