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期刊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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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6-11 15:36:45 更新时间：2014-06-11 15:01:44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思想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关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提出的理论。葛兰西通过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长期观察与思考，认为所谓文化领导权就是指通过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掌控，以思想文化的定向和灌输，赢得大众对主导意识形态的积极赞同。

　　摘要：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葛兰西思想的一个核心内容，包含了对意识形态掌控、文化战略与政治战略的深刻思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下，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掀起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大讨论，最终形成了“完全党报”范式，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新闻理论的基础，进而对夺取中国革命的“文化领导权”的政治目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实现了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完美实践。从文化领导权的视角审视延安解放日报改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能够对我们国家新闻事业从渊源上进行梳理，从而对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改革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国内人力资源管理核心期刊,文化领导权,《解放日报》改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走转改”

　　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文化领导权，获得了维护、巩固政权的合法途径。文化领导权的掌控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此，革命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获得文化领导权。而这个过程的实质就是进行意识形态掌控的过程。

　　《解放日报》，创办于1941年5月16日的延安，是党在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在办报的初期，受到办报理念、办报思路、办报模式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脱离边区实际。解放日报并没有实现集中优势力量宣传、斗争的功能，在实际效果上时常偏离党和群众，未能满足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根据这些情况，1942年《解放日报》接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评及人民的意见进行改版。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的指导思想、报道方式和内容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标志着我党新闻事业的第一次改革，从“不完全党报”转变为“完全党报”，形成一套我党的党报新闻理论。

　　葛兰西认为，第二国际的失败在于工人阶级无力抗拒资产阶级的文化渗透。因此，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成了革命成功的保障。《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产物。事实上就是建立文化意识形态阵地，塑造意识形态共意的举措。无独有偶，在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也发现了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1]，“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2]。

　　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对马克思理论的继承，同时又是与中国革命发展实践相紧密联系的。因此以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视角来看《解放日报》改版这一历史事件，研究“完全党报”范式对我国党报理论的深入理解和当下新闻界“走转改”活动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改版的根源与动力：夺取文化领导权

　　《解放日报》的创刊与改版都和它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背景有着深厚的关系。在抗战时期的延安，面对内外交困的复杂局面，就必须团结一切力量，动员和发展全民族的抗战，就必须将那些游离于外的、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充分无产阶级化，就是要在党的方针政策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民群众和从城市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之间达成思想上的统一。

　　当时的延安，在党中央革命的领导权中还残留着王明代表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这股思想在党内，尤其是思想领域还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推崇。正如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解放日报的改版，是1942年党的整风运动的一部分。这次整风运动根本上是反对王明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确立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整顿全党的党风、学风、文风。”[3]王明由于得到苏联人米夫的支持，在党内以“共产国际”代言人自居，用路线斗争的名义打击了许多干部，用肃反的名义杀害干部，最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党在遵义会议前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片面教条地受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险些断送了革命。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在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作了妥协，一直到1942年整风，才开始从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上清算王明路线。那时候军权已经不在王明集团手中了，但是在思想工作、政治工作中，王明集团的重要成员，还有大权。他们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还没有觉悟，全党的同志，对于王明路线是否错误和错在哪里，没有清楚的认识。这样的党领导革命，就很危险。所以整风运动是极其必要。”[3]

　　整风运动背后，事实上是“毛泽东领导地位与王明领导地位”的斗争，即王明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斗争。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斗争，“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从根本上理清了党革命的路线和方针。《解放日报》从“不完全的党报”向“完全党报”的转变也就是这一指导思想下的必然结果。

　　就《解放日报》自身而言，当时的办报主力，主要是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从边区外所形成的资产阶级的办报理念在《解放日报》创办初期被直接移植，报纸的模式上也效仿了《大公报》等，从版面安排和内容上都与当时的革命根据地相游离。加之《解放日报》当时由具有留苏经历的博古负责，奉行的还是“国际派”教条主义办报理念。一版报道要闻和欧洲信息，二版远东新闻，三版是国统区新闻，四版是边区新闻和副刊。而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也决定了《解放日报》的读者队伍总体上文化水平低，整个报纸严重与革命实际脱离，思想领导并没有落到实处，对党的领导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这些都为《解放日报》的改版提供了内在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4]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发展了这一观点，他将国家分为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两部分，简单地说军队、法庭、警察、监狱等社会强制暴力机构的社会控制方式都属于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则指各种民间自治组织、协会、学校和大众传媒等社会组织和精神力量。他认为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和上层建筑领域运作的。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即：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5]。毛泽东“枪杆子”与“笔杆子”和权力的“软硬两手”与葛兰西思想都统一的认识到一个政权的凝聚力不在于暴力机器的武装控制，而在于人民是否自发地赞同政权的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一个政权能否存在，绝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政权的“合法性”，取决于人民对其执政地位和执政思想是否认同。文化“认同”是“重要的社会黏合剂，哪怕时局艰难，内讧纷起，它也能使政治团体保持自我集聚”[6]。夺取文化领导权，在人民群众中塑造对党的积极地认同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在近代中国新闻业以文人论政为主的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理念萌芽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诞生。《中国共产党关于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提出，党的“刊物必须由党组织管理并应由党员从事直接的办刊活动，且内容上不可与党的方针、政策相违背……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党的报刊必须由党掌管并且只能传达党的声音”[7]251。在党的政治组织构成中，意识形态宣传部门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宣传部门为党的政治、军事等一切革命实践提供着全套解释，为党的全部活动奠定学理和道德的基础。可以看出，党的无产阶级新闻理论是与党的性质密不可分的，我们党的性质就决定了党的新闻宣传理论最终应当是“喉舌”、“工具”的“完全党报”范式。在《解放日报》改版前的“不完全党报”是一种脱离了党的性质，背离了中国革命实践的形式。只有通过对报纸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报纸成为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毛泽东对党的报刊寄予了最大的关注。“办报是全党的一件大事，是人民大众的一件大事，是治国的本领之一。”[8]276《解放日报》的改版则又显得尤为重要。

　　二、改版的举措：掌控“阵地”与改造

　　“有机知识分子”

　　对于意识形态的掌控，葛兰西认为要取得和维护文化领导权就得依靠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文化领导权的作用，效果的实施，正是由知识分子传播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整合其他阶级的人们，达成各种组织与群众间对统治集团的统治和政策的共意，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其中知识分子与传媒就在这之中起着**作用。关于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手段，葛兰西提出了一个阵地战的策略。他认为“运动战是指敌对双方的正面交锋，用坦克、大炮、机枪去直接夺取政权；在战术上，运动战能迅速快捷地达到目的。而阵地战是指一种长期斗争的策略，它的目标不是对国家政权的正面进攻，而是向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机构提出挑战，对敌人思想阵地不断入侵，以最后取得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的领导权，从而达到“领导权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9]。

　　《解放日报》的改版正是根据这一理论依据所发展的。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发布文件《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解放日报》改版拉开了序幕。通知详细阐述了解放日报改版所应遵循的办报原则，“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不过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的宣传员而己。”“必须加强编辑部的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连成一气。”“党报要成为战斗性的党报。”[10]改版中原则依据就是要紧紧抓住以《解放日报》为主的舆论宣传阵地，改造这个阵地，使之能够和党保持一致进行战斗；用党的新闻理论改造知识分子，使之成为党的“有机知识分子”，以此为**，宣传、教育和组织人民，夺取“文化领导权”，造就取得革命胜利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对党报的改版高度重视，早在1942年2月11日政治局发言中指出：“报纸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表现出一种党性……《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生活，充实下层消息。因此提议根本改变现在的办报方针，使之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7]254改版后，增强了“党报”观念，以唯实为核心。根据中国国情，根据实际需要和斗争的发展，根据人民生活的状况决定新闻的主次。第一版主要是反映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要闻版，第二版是陕甘宁边区版，第三版是国际版，第四版是副刊和各种专论。改革后的版面，把抗日民主根据地新闻报道提到了首位。特别是改版当日，第一版将陕甘宁边区当时最关心的大事《边参会减轻公粮公草决议》用黑体字标题编排的头条消息。充分体现《解放日报》把贯彻党的政策、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放在首位。实质上，这是党报编辑意识的确立，实现了将广大人民群众思想和革命斗争实践统一结合。

　　《解放日报》改版，是“不完全党报”向“完全党报”模式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指导下的探索。整个整风运动中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新闻的文件、社论和署名文章，最终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党报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基本上都是从改造报纸的舆论阵地和改造报人知识分子两个方面展开的。其中《为改造党报的通知》、《致读者》、《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党与党报》、《政治与技术》、《本报创刊一千期》、《提高一步》、《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等文章，对一些重大的新闻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批判了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其中的核心就是对党报阵地要进行“全党办报”。“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由于实行了这个方针，报纸的脉搏就能与党的脉搏呼吸相关了，报纸就起了集体宣传和集体组织的作用。”[11]对于知识分子要确立“人民公仆”的思想。“对于各种实际工作中的同志，不可以自以为是，做‘无冕之王’，应该去做‘公仆’，应该要有恭谨勤劳的态度，同时党的一切工作部门，都有责任使党报充分地反映党的该部门的工作情形，利用报纸，给该项工作以正确的指导，并且尊重报馆的要求与意见。”[12]

　　总的来说就是党和群众的统一，报刊阵地要尊重事实，坚持“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对于报人而言，要坚持党性原则和群众性原则，深入群众，引导群众。将党的思想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融合到一起，就奠定了我们的党报理论基础。“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有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而且在改版过程中，党还提出了要将党员和人民群众纳入新闻的生产过程之中。这种报纸，不但有自己的专业记者，而且，更重要的（再说一遍：更重要的）是它有广大的与人民血肉相联的非专业的记者。[8]270

　　在改版的过程中，《解放日报》在不断地改造自身的同时，事实上已经践行着“完全党报”的思想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关于新闻学的观点都出自《解放日报》。在整个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已经成为了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和党的指导机关和工作方式的延伸。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对改造报纸，改造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最深刻的观点：“我们的革命新闻工作者，既然有唯物的社会观，就一定承认每个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就是把事实与其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8]267“毛主席说过，党对于群众运动的领导就是‘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或者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3]“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要求我们深入群众，熟悉群众，与群众心心相印，看出并重视群众的创造的萌芽，加以发扬光大，使它条理化，系统化，并散播到群众中去。”[14]在此基础上，《解放日报》无论从性质上的党的事业的组成部分，还是操作上的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原则，都实现了新闻学原理在中国革命实践的统一，形成了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体制，四性一统（党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统一在党性之下）的理论框架和“完全党报”范式。

　　三、“完全党报”范式的启示：国家的教育者

　　在葛兰西的理论中，国家这一概念的内涵已经扩大。国家不只是阶级统治的暴力机器，同时也是个“教育者”。他说“事实上，必须把国家看作是教育者，如果它真的想创造一种新型的或新水平的文明的话”。而“教育的目的始终是创造一种新型的和更加高级的文明，使广大群众的文化和道德能够符合不断发展的经济的生产结构的需要”[9]。这一观点正好同党在整风运动中对记者角色的要求异曲同工。“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而党报，就是党的教科书。党报的每一个写作者、编辑者、校订者都是党和人民聘请的教师。……党必须集中最有才能最有信仰的宣传力量在自己的报纸上，并使它发表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有它存在的理由。”[15]261-262这一论断实际上就道出了“完全党报”理论的科学内涵，就是党性和群众性，“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统一。可以说党的报刊和新闻工作者要以具有政治素养的事实作为新闻的根本。这是我们新闻工作的出发点，要把党的方针、政策、理念传达给人民群众。同时，群众是新闻工作的归宿。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中认为，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堑壕体系一样，在经济危机和危机所带来的政治反应之间横亘着数目庞大的“减震器”，它们是统治阶级“有组织的后备军”。而这个市民社会，实质上就是我们说的群众。要得到群众自觉的愉悦的认同，才能掌握文化领导权，才能使革命或政权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正如胡乔木所言：“没有什么比人民的要求更为神圣的标准了，我们不但大胆改造，更重要的是大胆的创造。我们依靠着人民的生活的海洋，我们的富源是不愁枯竭的，问题只在我们应该每天去捞些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光会写文章是不顶事的，光有一套“新闻学常识”也不够，一定要熟悉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心，要熟悉党的方向，政策和工作的具体过程，要跟党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要绝对忠实于党的意图和党的指挥。”[15]263在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上，既要做公仆又要做先生。我们的报纸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说，是对人民负了责任的。它的责任之一，是以新闻事实来教育人民。[16]总而言之，这二者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

　　当我们因社会转型面临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相统一理论的适用性。在当下，更是要把握文化领导权，取得人民群众的思想理念上积极赞同。这种理念是人民、国家、政党相融合的理念，就是将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相结合。只有这样，文化领导权才能得到真正的确立，文化才有真正的凝聚力。这就是我们所要坚持的，尤其在新闻工作中要长期坚持，化为一种职业素养。

　　目前，新闻界开展的“走转改”活动，就是要达到这种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重商主义的浪潮也同时袭来。大众传媒在商业化中不断追逐商业利益，迎合商业利益，在媒体话语上造成了群众角色的缺失。在市场自由竞争下，媒介的消费主义中塑造着商业社会的幻象。自发盲目的媒介组织逐渐失去了自我，在利益的拼抢中无形地损害着群众的利益。传媒的神圣使命和社会功能被经济利益所蒙蔽，这使得群众与党和国家形成“共意”的渠道被抢占，人民群众利益难以表达，情绪难以宣泄。媒体也远离了“为人民群众服务，对人民负责”的生存合法性主旨。

　　此外，对于现在的新闻从业者而言，大多生长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中，思想观念也受之影响。尤其是80后、90后逐渐成为媒体的主力军，从学校到岗位的过程中，缺乏对于人民群众的了解，如何承担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在新媒体时代，海量信息包裹着各种情绪化的、不真实的内容，随新媒体散布。如何引导群众，把握文化领导权，对于加强文化凝聚力和党的执政能力尤为重要。要让“走转改”活动落到实处，就要抓住党性和群众性，在走转改的过程中深入群众，关注民生。就要“抢占思想制高点”，用先进的理念武装群众，用一种大局观念，站在高处给群众一个视角。就是要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反映人民群众的问题与需求，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回答和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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