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期刊论文范文参考苏轼“活法”说之“行云流水”考论

　　摘要：胡宿首创的“活法”说，在其实践者苏轼手里，表现内容之一，即为“行云流水”的“辞达”。本文以苏轼“行云流水”无愧得中国“意识流文学”理论之名为考论中心，从苏轼诗、文、词的结构入手，论述其“意”的各种流向及各种文体的“意识流”手法特色。在研读基本文献的基础上，爬剔清理，将微观的文献解读、文字校勘和宏观的理论阐释、分析考论相结合，匡正了一些误识。

　　关键词：论文,活法说,行云流水,意识流,苏轼,文学作品

　　一、苏轼作品“意识流”成因考察

　　其《东坡志林》卷八云：“法而不智，则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患不立，患不活。以信合道，则道凝;以智先法，则法活。道凝而法活，虽度世可也。” [1]因此，从实质上说，他是宋代“活法”说发展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只是在文学史上有其用而无其名罢了。

　　苏轼之“行云流水”，主要表现于“意”和“文”的同步流行即同步运动。苏轼的哲学思想主“动”主“变”。他在《御试制科策》中说：

　　夫天以日运，故健;日月以日行，故明;水以日流，故不竭;人之四肢以日动，故无疾;器以日用，故不蠹。[2]

　　众所周知，天地万物及人事都是在运动和变化中生生不息的。苏轼以为，文学艺术也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

　　在苏轼看来，一切学问技巧，如诗、文、书、画等，也是有创始，有演进，再成熟，至顶峰的。这种变化发展不是在一蹴而就的“剧变”中完成，而是在“微之至，和之极”的“渐变”中实现的。苏轼云：

　　阳至于午，未穷也，而阴已生;阴至于子，未穷也，而阳已萌;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3]

　　这是说，由寒至冬到夏，中间应经过春的过渡才能完成。这种“渐变”的思想和《周易》的“待其穷而后变”(“穷则变”)是有不一致之处的。其对苏轼的政治立场和文艺观乃至一生的遭遇，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渐变”的思想使他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4]

　　基于此，他于变法，既反对王安石的剧变，又反对司马光的守旧，而“断之于中”，始终坚定地处于所谓“中间”派的立场。反对“过”和“不及”，主张“中庸”，使他的思想不走极端，从而提出“无思之思”[5]等命题。在文艺观方面也是如此。他既标“无意为文”[6]，又言要“有为而作”[7];既说“严诗律”[8]，又言 “诗无定律”[9];既说“雕琢损天和”[10]，又言“清诗要锻炼”[11];既说诗文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又言其“行”“止”当有“常”，等等。

　　苏轼的“行云流水”说，正是建立在这种万物“不断运动”的理念之上的。清叶燮论“云”之“行”，曾更细致具体地提及苏轼之“行云流水”说。其《原诗・内篇上》云：

　　天地之大文，风云雨雷是也。风云雨雷变化不测，不可端倪，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试以一端论：泰山之云，起于肤寸，不崇朝而遍天下。……亦可以与此相发明矣。

　　而“水之流”则与“云之行”相抗，即以流势而言，或顺或逆，或直或环……不一而足。但无论如何，“云之行”和“水之流”都要受自然“风”、“物”之影响。分而言之，则前者之“行”，要受“风”的“调遣”;后者之“流”，“在平地”则“滔滔汩汩，一日千里”，若遇“山石曲折”，则“随物赋形”。这两种 “物”之“行”、“流”运动，正好用来比喻文学创作的过程。故在苏轼这里，“风”、“物”喻客观事物，“云”、“水”喻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客观事物激发作者情怀之后的产物。文学创作的过程，也就是这种情怀――“作者要表达的心意”的自然“行”、“流”的过程。质言之，这也就是所谓“辞达”的过程。

　　这种把文学创作的所谓“辞达”视为“心意”行流过程的理论和后来西方的“意识流”理论相比，应有相似之处。有学者根据西方“意识流”理论家们的论述，给 “意识流文学”下了个定义：“意识流文学实际上是以表现人的非逻辑性、非理性、超时空或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文学”。[12]如这一定义可取的话，则苏轼之“行云流水”说，确实可当之无愧地得中国“意识流文学”理论之名了。因为：

　　(一)苏轼《自评文》说诗文之“意”，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而《答谢民师书》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其所谓“不择地而出”、“不可知”、“不能知”、“系风捕影”等，都有“非逻辑性、非理性、超时空、无意识”的一面。但这不是故作神秘，而只是说不能用逻辑思维的方法去推理、判断，一一落实而已。(二)苏轼强调的“无意为文”等，更与“意识流”文学的定义相通。(三)苏轼文艺创作是对“意识流”文学理论的具体实践。

　　下面拟从苏轼文艺作品的结构入手，论述其“意”的各种流向及各种文体“意识流”手法特色。

　　二、苏轼散文中的“意识流”手法特色

　　刘熙载云：“文贵于达，直达、曲达，皆达者也。就一篇中论之，要在各因其宜，不拘成见”。[13]苏轼文意之流向亦大体可分为直流和曲流两类。而直流又可分为：

　　(一)顺流

　　如《牡丹记叙》：

　　熙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从太守沈公观花于吉祥寺僧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