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论文发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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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4-08-16 14:28:51 更新时间：2014-08-16 14:27:50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摘要：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影响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因素主要有收入差距的扩大、多元文化的负效应、政府公信力的下降等，导致部分民众马克思主义信仰动摇。基于这些影响因素，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原则主要包括理论的科学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结合、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政府诚信与公众信任相统一，进而从提升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大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论述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思想政治论文发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影响因素,实现路径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举措。没有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那么，在约占全国国土面积2/3、人口约1亿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

　　一、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制约因素

　　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地区随着经济结构的多元化，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信仰等都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再加之民族地区政府领导能力相对不强和公信力有所下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影响了少数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同度。

　　1. 收入差距拉大削弱了少数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同度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1 ] (82)利益的分化，将促使社会阶层分化和重新组合，这必然导致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发生相应的变化。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问题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之后，资源通过市场来配置，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和地区由于“马太效应”越来越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地处西部，交通不便，环境恶劣，越来越穷。就全国总体而言，先富实现了，共富却没有实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东、中、西部三大地带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1985年东、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比率为1.15：0.88：1，到1995年这一比率扩大到1.42：0.97∶1。2000年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5.39倍，而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比1990年扩大了6.07倍。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0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之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008年达到 0.47，而目前正向0.5靠近 [2 ]。中国成为世界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

　　“思想是利益的派生物，利益是思想的决定者和产生的根源” [3 ] (205)。收入差距的拉大，必然影响到少数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认同度。群众对一种理论的认同程度取决于这种理论能否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思想只有正确反映利益的水平、要求，思想才是符合历史的思想”，“群众关怀的主要不是目的如何伟大、高远，而在于这种目的是否反映了群众的实际利益，反映了群众的利益的目的，那么就可唤起群众的热情。一种历史的活动不反映或者损害了群众的利益，这种‘活动’就不会激发群众的热情，这种活动就是不成功的和不可能获得‘实际成效’的” [3 ] (69)。总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了人民群众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直接影响到少数民族人群社会心态的平和程度，从而影响到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度与接受度，从而制约民族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2. 多元文化的负效应冲击着少数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仰度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 [4 ] (66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结构逐步由一元化趋向多元化，政治体制也从传统的高度集权迈向现代的民主法治。与此相适应，文化领域也呈现出多元化格局。也就是说，当前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一元(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与多种文化的并存。多元文化格局在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人们人生观、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影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

　　一方面，对政治文化普遍冷漠、疏远，由此加剧了主流文化的思想贫血和精神萎缩，弱化了其教化导向功能。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1 ] (9)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人们大都只重视物质利益的追求，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化功能，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导致非主流文化(如：商业文化、消费文化、庸俗文化等)不断挑战着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形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难以转换为社会运行机制的内在律令，内化为少数民族的价值观。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的价值观、人生观也都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盲目崇拜，鼓吹自由主义;二是理想倾斜，提倡实用主义。一些涉世不深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或意志薄弱者对西方价值观念盲目崇拜，他们甚至怀疑、否定、背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动摇了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出现了新的信仰危机。

　　3. 政府公信力的下降影响到少数民族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任度　　政府公信力是指社会组织和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的形象和所产生的信誉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心理反映，即民众对政府整体形象的认识、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期望和信念等 [5 ]。一句话，政府公信力就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

　　毛泽东曾说过：“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一个革命政党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 [6 ] (1286)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政策不能随便改变，改变了群众就不信任”，“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7 ] (371)他还多次重申，我们的政策是长期的、坚定的、不会动摇的。江泽民同志也曾指出：“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他还说，在所有的社会信用中，政府公信力的地位与作用最为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地区政府的整体形象虽然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在实际行政过程中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冲突、社会利益分化、价值多元化的导向以及外来文化冲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与公民的价值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如，近年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发生的陕西“华南虎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等热点公共事件，由于政府的不透明性，一些不合理不恰当不规范的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无不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并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任度，以至有部分民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误认为，“是党执政的庇护伞，甚至不排除有个别人将其与古代社会麻痹老百姓、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腐朽思想画上等号。” [8 ]

　　二、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原则

　　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与特点，结合当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制约因素，在民族地区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普及活动，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键是要坚持三个原则。

　　1. 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结合的原则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属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拥有最广泛的大众性，能够实现真正的大众化，其根本前提在于它具有理论的科学性，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一是大众化的实现离不开对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要实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务必要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因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大众又复归于大众，要善于把人民大众的实践经验与利益诉求加以认真的概括和总结，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容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进而用新的理论解决人民大众的现实问题，这是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原则。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9 ] (84)。这就是说，一种理论能否大众化，关键在于这种理论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这个理论能够科学地给大众带来实惠和利益，因势利导地做好理论宣传工作，人们就相信这个理论，这种理论就会更好地征服群众，推动大众化。

　　二是大众化的实现离不开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一种理论，离开人民大众，则失去生命。因此，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理解，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大众化的可能性。而一个理论能否征服大众，关键还在于其本身的科学性，在于其能否始终如一地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在于其能否始终如一地解决事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 [10 ] (817)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百多年来的社会实践中证明了它是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过去在历史观和政治观方面占支配地位的那种混乱和随意性被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 [11 ] (68)

　　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应切实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少数民族在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过程中，接受、认可马克思主义，进而使马克思主义内化为少数民族群众真正的思想和信仰。

　　2. 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相结合的原则

　　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的关系，就思想内容与价值取向来说，是“一元与多元”的关系。从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华民族整体的根本利益上看，我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必须是也只能是一元的，不能是多元的;但从国内和国际的现实看，由于有多元的经济和政治主体(种族、民族、阶级、阶层、宗教、不同层次的利益群体和个体等)存在，社会文化实际上是多元的，并不是一元的 [12 ]。这就是说，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是必须坚持主流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因为，在一个主流文化模糊、缺乏的国度里，人们会失去方向感、迷失价值观，整个民族会日渐丧失内聚力。马克思曾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13 ] (406)。也就是说，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一定的主流文化价值观，这种主流文化价值观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趋势，使主流文化逐渐丧失其原有的文化价值的统摄核心地位。因此，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加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与普及活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给整个社会以正确的导向，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从而团结不同阶层、不同认识水平的人们共同前进” [14 ]。

　　二是主流文化发展应以尊重多元文化为原则。允许非主流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表现特征。我们知道，非主流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并不都是消极的，在很多时候和很大程度上，非主流文化为主流文化提供着丰富的营养基因。我们甚至可以说，多元文化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否成熟的标志。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除了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还不能忽视少数民族原有文化的价值功能。如果一味追求主流文化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而忽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功能作用，那么，主流文化是很难内化为少数民族价值观的。因此，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取多元文化(包含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则。　　3. 政府诚信与民众信任相统一的原则

　　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代理与权力委托的互动关系。在公共权力配置的博弈中，民众对政府的心理预期和绩效评价发生变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15 ]。如果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下降，政府的信任度就会随之降低，就难以产生高效的领导力。因此，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正确处理好政府诚信与民众信任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是必须建立诚信政府。邓小平指出：“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 [7 ] (347)“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7 ] (324)。这就是说，政府诚信决定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统治的认可程度。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构建与公众之间的诚信关系，那么公众对政府及其行政行为的怀疑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就可能冲破社会规范，造成政府合法性危机。近年来，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及其对公众利益的漠视，造成政府形象受损，公众信任度降低，影响了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因此，要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地方政府就必须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治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不断提升自身的公信力，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

　　二是在民众间建立起普遍的信任原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构建政府诚信原则，更需要树立起民众的普遍信任原则。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齐美尔曾指出，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的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几乎没有一种关系是完全建立在对他人的确切了解之上的。如果信任不能像理性证据或亲自观察一样，或更为强有力，几乎一切关系都不能持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指出： “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 [16 ]这也说明了，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处理好政府诚信与民众信任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提升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加大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的宣传力度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是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路径。

　　1.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升民族地区的经济实力

　　如前所述，当前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因为，在西部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普及程度，取决于少数民族群体对这个理论的需要程度，取决于这个理论能否指导少数民族群体不断提高自身的物质生活水平。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0 ] (1079)这就是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党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党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党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党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党。” [17 ] (136)毛泽东的以上论述进一步说明了，能否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将成为我们党能否在西部民族地区顺利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因素。

　　对此，笔者认为，在西部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必须有一个高的视点，统揽全局的思想，就是必须用先进生产力代替落后的生产力，用先进生产方式代替落后的生产方式，不断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因为只有做到这一点，少数民族群众才会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中不断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具有的深刻现实性，而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少数民族群众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实物质基础。

　　2. 加大主流文化的宣传，增强主流文化的社会导向功能

　　所谓“主流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所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作用的文化，是在文化竞争中形成的，具有高度的融合力、较强的传播力和广泛认同的文化形式，是能够在诸多文化中起到主导地位，并具整合和引领作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18 ] (292)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文化领域的多元文化冲击，笔者认为，民族地区应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大力宣传主流文化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牢牢抓住文化建设的制高点，这是民族地区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路径之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能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就必须提升主流文化的社会导向功能。

　　因此，在西部民族地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不断提升其在民族地区的社会导向功能。

　　3. 建立服务型政府，不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我们党第一次把政府职能归结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个方面。这就为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大还把“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和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落脚点。这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政府公信力的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在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建立服务型政府，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是推进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证。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政府角度讲，建立服务型政府，不断提升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的一种能力，反映了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认为，“一个政府要保证稳健运行并让公众满意，取得公众信任至关重要”。二是从社会公众角度看，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这种信任依赖于政府所拥有的信用资源。政府在这两个方面表现得如何，都直接影响政府公信力，影响到民众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信任度，也影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度。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陶红岩.难以缩短的贫富差距[EB/OL].中思网，2011- 03-23.

　　[3] 谭培文.马克思主义的利益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唐铁汉.提高政府公信力建设信用政府[J].中国行政管理，2005，(3)：8-10.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吕学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质探微[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1-5.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