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教育》杂志论文范文参考

　　1970年出生的王一梅，15岁时考入苏州幼儿师范学校，在校学习期间，她热爱文学创作，担任了学校的文学社社长和童话剧团团长。18岁毕业后担任幼儿园老师，一直在幼儿园工作了13年。1994年起开始发表童话作品，至今已经出版了《恐龙的宝藏》《鼹鼠的月亮河》《木偶的森林》等多部长篇童话和数百篇短篇童话，她的作品曾获得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第六界优秀儿童文学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第十三、十四届冰心图书奖等奖项。有评论家称王一梅的作品“可以用以标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所达到的一定的艺术高度”[1]，“王一梅是当前抒情派的一个探索者，一个认真、勤奋、执著的、有理想、有才华、有个性、有追求的探索者”，“她的思索与创作对童话界、对热爱阅读童话的孩子们有重要的贡献与意义”。[2]

　　文章认为，从少女时代便从寻常家庭走出来，并曾经长期生活在幼儿园的普通幼教工作者王一梅的内心深处一定深藏着丑小鸭情结，在童话创作中，她自觉不自觉地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努力张扬着“一个具有她的个性特征的情感主题――从平凡中崛起，通过不懈的努力去实现美好的理想”。因此，研究者得出一个结论：安徒生的《丑小鸭》对王一梅的童话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如月亮河的小鼹鼠米加、书本里的小蚂蚁、愿与寂寞的乌鸦作伴的第十二只枯叶蝶、住在雨街的黑猫阿洛等，和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是属于同一情感类型的。但是，王一梅并没有重复安徒生，她的丑小鸭情结，“明显地烙有她自己的情感体验的记印”：安徒生笔下的丑小鸭形象具有一种反社会的倾向，丑小鸭的个体生命与社会群体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王一梅笔下的童话形象具有不同凡俗的理想和品格，却没有远离普通人的社会群体。“安徒生笔下的那种势不两立的人际关系，那种阴冷、酸楚的情感氛围，在王一梅的童话里已荡然无存，即使有时也会涉及一些不怎么和谐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遗憾，也会有一些淡淡的感伤情调，但并不影响其作为‘温馨童话’的整体评价”。

　　王一梅的丑小鸭情结还表现在她对完美童话艺术的痴迷追求上。王一梅的童话“布局精巧别致，结构玲珑剔透”，同时又“散发着淡雅清香的诗意”。她“并不热心于编织故事”，相反“十分关注童话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命运，关注人际的情感关系，并对它们作出一种纯真而优雅的审美评价”，所以才创造出“构思精妙而又极富诗意的抒情佳构”。这种“诗性童话”“与上个世纪80年代冰波的童话有几分相似，但又不尽相同。冰波的童话更多一些诗的成分，更唯美些，更适合青年读者欣赏;而王一梅的童话则依然有较多的儿童立场”，“她毕竟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儿童中间，她在试图表现深层次情感主题的同时，总能设计一个儿童可以接受和感兴趣的故事”。

　　文章也指出王一梅童话的“洋味”“正在加浓”：“最明显的是女巫(雨女巫、阳光女巫、风女巫、雾女巫等等)开始多起来了，据说她还准备专门写几个关于女巫的童话，看来王一梅对女巫形象确实是情有独钟。那种骑着扫帚满天飞的长寿女巫，在西方童话里是家喻户晓的，但是在中国传统童话里却十分陌生。此外，有一些童话形象大都有一个非常洋气的名字，如鼹鼠米加，兔子萝里，大狼托克，雷特船长，雷莎太太等等。”“洋味”“读来总是让人不太舒服”。研究者希望“王一梅和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界的青年作者们”能够注意处理好西方童话与中国传统童话融合的问题。[3]

　　2007年，胡志远发表了《抒情童话的探索者――王一梅长篇童话的解读和思考》一文。文章指出，“浓郁的抒情风格是王一梅长篇童话的重要特点”，“在故事的情节细节中营造气氛，在童话细节链和童话情节链中进行抒情”是“王一梅抒情童话写作的特色之一”。王一梅的童话善于营造充满温馨的成长氛围，充满着诗情画意，传达着永恒的爱的主题，“蕴含着深刻的生命的思考”。关于王一梅的抒情童话观，研究者总结道：“王一梅认为的抒情童话是这样的：1.儿童文学是文学，童话中的抒情不是普遍的抒情，不仅要有意境，作品还要十分重视完整的结构，不能因为抒情，就忽略了故事情节结构。2.抒情不是用大段大段的文字来描述优美景物就足够了，抒情最主要的是要善于营造抒情的氛围，‘要有一种情感在里面，有一种能够扩大到空气当中的东西，慢慢在空气当中弥漫开来’。”因此，叙事在王一梅的抒情童话中仍占着重要地位，且故事中的人物是个性鲜明的，她“没有忽视儿童阅读的实际接受水平”。文章最后希望王一梅能够“循着抒情童话的道路，一点点摸索”，“追求一种博大、哲学气和艺术美的良好格局”，“创造更多的自己的特色，将艺术童话再向前推进”。[2]

　　2008年，彭波在其硕士论文中对王一梅的童话进行了综合研究。他指出，“王一梅是当代中国童话界极具代表性的作家”，她的童话“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作者在童话里表达了对当下自然生态的忧虑，用文学的话语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古老而又深刻的命题”。[4](P3)《木偶的森林》和《恐龙的宝藏》“表达了人类远离自然的忧虑和亲近自然的渴求，竭力寻找人的一种本真状态”。[4](P4)王一梅的童话还对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这一话题作出了属于自己的思考。《鼹鼠的月亮河》传达了人们“寻求认同的愿望”，鼹鼠米加的旅行经历，“既是个性寂寞的预言，也是个性从孤独，不被理解到确证自我，并最终被承认的现实投影”。《大狼托克打电话》则告诉我们：“一味的等待是消极的、被动的，主动出击才能找到生命中的爱，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同。”[4](P9)《兔子的胡萝卜》“成功探索了人与人之间相交相处的合理模式，将美好而理想的人物形象带到读者面前”，兔子、雪人、小鸟的故事演绎了一个真理：“只有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相互联系中才能获得生命的灵魂，生命才能释放出应有的价值。”[4](P10)王一梅的童话在三个方面实现了对古典童话的超越：用性格复杂的圆形巫婆形象颠覆了性格单一的扁平巫婆形象，如《米粒与糖巫婆》中的糖巫婆具有多种性格特征，善与恶并存，而传统巫婆是恶的集中体现;机智勇敢的新女孩形象代替了古典童话中的胆小怯弱的女孩形象;古典童话中魔法、宝物的威力得到消解，“拉近了与现实生活中人物形象的距离，凸显了人类思维的巨大前进”[4](P14)。　　文章认为王一梅童话的美学特征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深度写作意识;温馨、宁静、诗意的氛围;高超的幽默技巧。王一梅用浅显的故事表达深刻的哲理，能够拥有成人和儿童双重读者;她“使用散文化的笔法来传达自己的感情。舒缓的叙述、淡淡的忧伤营造出空灵的诗境。这种忧伤不那么强烈，但却悠远，充满悲悯情怀”[4](P25);王一梅的幽默中涌动着一种真实的感情，这样的幽默话语在她的童话中俯拾可见。[4](P29)

　　文章还探讨了王一梅的童话与她的生活环境、自身经历的关系，指出：“江南水乡、苏州园林的文化意蕴和内在品质深深地影响着王一梅的童话。”江南水的细腻和细润塑造了王一梅的审美品格和审美情趣，江南水的流动感、生命感和神秘感的品格弥漫在她的童话中。“苏州园林影响了王一梅的性格，王一梅也写就了‘苏州园林’式的精致童话。” [4](P31)最后，文章探讨了王一梅的童话观，认为，《走进童话》反映了作者的童话观的演变过程：第一阶段以作者为主体，第二阶段以儿童为主体，到了第三阶段，王一梅提出“以儿童为主体，作者为主导”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产生了成熟的童话观，这一演变过程与中国童话界走过的从训诫到交谈的道路是一致的。[4](P36)

　　最近，还有两篇文章分别阐释了《鼹鼠的月亮河》和《木偶的森林》的主题意蕴。马建美的《迷失与重构》认为《鼹鼠的月亮河》反映了儿童的自我认同过程：米加由最初的怀疑自己是不是好鼹鼠，到离家流浪，表演魔术，发明洗衣机，最终成为鼹鼠中的精灵。“作品实际上清晰地呈现了儿童成为主体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帮助阅读的孩子建立自我认同感”，“在儿童成长中，自我和他者之间尚未定型，童话就以一种故事的形态帮助儿童完成自我建构”。“王一梅的童话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对童年生命的人文观照。”[5]丁娟的《论王一梅童话的童年生态观照――以<木偶的森林>为个案》认为《木偶的森林》是“一部彰显其童年生态观照的长篇童话”。成年人应该为儿童创建“健全且自由的成长环境”，白黑黑的妈妈对白黑黑的外出闯荡并没有表现出失望和不满，这是“一个能对孩子的自主选择持理解与支持态度的成人形象”。《木偶的森林》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儿童健全生命成长的关注，而且传达了儿童间真诚相待、平等互爱以及亲近大自然的美好情感。“观照童年生态，不仅是对儿童一代的关怀，也是提升和保障人类美好精神世界的大事，唯有正视并守护它，未来才有明亮的光景。”[6]

　　从以上对王一梅童话创作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王一梅的童话创作已取得明显的成绩，但没有引起研究界的足够重视;第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大多围绕王一梅童话的代表作品进行主题阐释、艺术风格分析、童话观总结，以及生活环境、个人经历与作家创作关系的探讨，研究视野有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对王一梅童话创作作多角度、多层面的探讨;第三，在研究过程中，基本对王一梅创作持肯定和赞扬态度，而对其创作的不足缺乏必要的分析和研究。

　　注释：

　　[1]朱自强：《寻找家园――评王一梅的<木偶的森林>》，文学报，2005年9月1日。

　　[2]胡志远：《抒情童话的探索者――王一梅长篇童话的解读和思考》，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3期。

　　[3]黄云生：《丑小鸭情结及其它――评王一梅的童话》，中国儿童文学，2005年，第1期。

　　[4]彭波：《王一梅童话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