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杂志网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探析

所属栏目：统计论文
发布时间：2014-10-30 15:16:45 更新时间：2014-10-30 15:21:44

　　三波民主化浪潮构成了百余年来最令人瞩目的政治景观。势不可挡的民主化潮流凸显出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优势。而这种合法性的获得，既源自于民主政治的内在价值，也有赖于民主政制的治理绩效，从人类理性的角度看，则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共同成就。

　　摘要：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和功能应合并指向民主化的双重追求。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民主的中心，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价值理念建构功能、动力供给功能和超越批判功能，而工具理性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的首位，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条件勘定功能、制度安排功能、技术设计功能和程序设置功能。价值理性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二者协同作用才能使其发挥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

　　关键词：期刊杂志投稿网,价值理性,工具理性,民主化

　　价值理性赋予民主政治以符合人文关怀的价值目的，而工具理性则赋予民主政治以行之有效的操作手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既是民主政治的两层不同的追求，同时又在民主化进程中各自起着不可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探讨分析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取向、功能区别及其协同效应，以期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有所助益。

　　一、民主政治视角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内涵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成为一种理论事实并承担着重要的解释和载体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研究。在韦伯那里，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代表着两种不同取向的社会行为，即“价值合理性行为”和“目的合理性行为”。前者是指绝对地不计后果地遵从某些价值准则而行事的行为，后者是指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实现目的的行为。就其合理性来说，前者在于价值和意义的创设，即某一行为是否合理，要看它是否符合行为者自觉的价值标准，看它是否服膺于行为者信守的价值体系和终极立场，而后者在于手段的运用，即某一行为是否合理，要看它是否有益于既定目标的实现。由于“价值合理性行为”把行为本身的绝对的无条件的价值及其追求作为考量重心.“目的合理性行为”把实现目的的工具及其效用作为关注焦点，因而后人把二者称为价值理性行为和工具理性行为。

　　在哲学论域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再是指两种社会行为，而是指理性的两种存在形式。价值理性是人类对价值及其追求的一种自觉意识。作为一种自觉意识，价值理性首先表征为一种价值诉求，是主体从自身意志和文化积淀出发，对主体及其活动的内容、理想和目的的应然设定，是一种超前意识;其次体现为一种价值原则，它根据人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认知，确定一些无条件的、绝对的具有终极意义的规则，是主体活动的价值根据和正当性评判标准。工具理性是实现既定目的的实践手段和行为方式。工具理性首先表现为活动手段及其效用，它计算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注重现有资源和条件的适用性，考虑手段对达到特定目的的可能性和实效性，追求工具的效率和手段方法的效果;其次，表现为一种操作规程，是主体在实然状态下所设计、选择和制定的达致目的的技术、程序、制度和机制。

　　民主是人类理性的伟大成就。2500多年以来，民主既是人类理性构建并孜孜以求的美好价值目标，同时也是人类理性苦苦探索并创设的管理体制或统治方式。作为价值目标的民主体现为价值理性，作为治理方式的民主则体现为工具理性。民主的价值理性把民主视为目的，关注民主的价值诉求和实质内容，追求民主的应然状态和理想形式，而民主的工具理性把民主视为手段，关心民主的实现形式和工具系统及其效能，考量民主的现实基础和可能性条件，关注民主政治运作的规则体系和制度样式，注重民主的实践程式和操作技术。价值理性从“应是”出发，致力于民主政治的价值选择、意义建构、目标预设、理念型构、原则确立和内容界定，工具理性则从“实是”出发，致力于民主政治运作的条件创设、资源利用、工具选择、程序设计和制度安排。因此，民主的价值理性往往体现为民主的主体、本质、目标、价值、理念和原则等实质性规定，呈现出主观性、理想性、人格化、超越性、价值性、终极性等特征，而民主的工具理性往往表现为实现民主的方式、方法、技术、途径、制度、机制等程序性规定，呈现出客观性、现实性、非人格化、条件性、工具性、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价值理性是民主的理想诉求和观念形态，位于抽象无形的“道”的层面，而工具理性是民主的运作规程和实践形态，处于具体有形的“器”的层面。

　　二、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功能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在内容取向、逻辑理路、结构要素、基本属性和表现形式上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在民主化进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

　　(一)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的功能

　　1.价值理念建构功能。价值理念是蕴含于政治制度之中的价值规范和理想信念，是决定政治制度性质和价值的底层代码。一百多年来，民主制度风靡全球的原因不在于制度本身，而在于制度所体现的民主的价值理念。仅就制度来说，民主制度同所有的制度一样，是一种统治方式或管理体制，而且，从统治或管理的效能来看也并不是最好的，至少它不如神权制更有威力，不如君主制更有效率，不如威权制更有统合力。民主制度之所以广受赞誉，说到底是因为价值理性赋予了它一种确切而独特的价值理念。价值理性从形而上的层面把人民主权作为制度的核心原则，把保障人权作为制度的基本信条，把自由作为制度的实质目的，把平等视为制度的至上美德。价值理性给制度注入了民主的精髓。使得制度把尊重人的权利、地位、尊严、价值确立为自己的基本信念，把实现人权、平等、自由、自治、正义奉为自己的价值理想。价值理性以对人类命运和人类福祉的终极关怀确定制度的价值选择和目标定位，为制度建构了民主的价值理念。正是民主的价值理念构成了民主制度的道义基础和内在灵魂。它赋予制度以良心，赋予权力以责任，赋予政治以德性，从而使民主制度获得了价值合理性和制度正义性。　　2.动力供给功能。一种文明要想让人们对它抱有信心并成为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首先在于它自身具有明确的能满足人类内心渴望的本质规定。人类在追求民主政治文明的征程上虽历经坎坷仍矢志不移，就是因为民主政治文明满足了人们内心的期盼，具有直指人心的感召力。价值理性的最大功绩就在于，它赋予民主以实质性内涵。它认为，民主的实质要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民主就是人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的生活，能够参与管理与自己有关的公共事务。因此，就其本真形态而言，“民主即自主”，即个人的自主和社会的自主，“个人支配自己的生活及社会管理自己的事务”。因此，人们对民主的追求实际上就是对私域内个人自主权和公域内政治参与权的追求，是对个人的自主性和人民的主体地位的追求。然而，长期以来，人们不是受制于神权政治的束缚。就是屈从于君权专制的压制。因此，挣脱外在异己力量的支配.摆脱强权势力的操纵，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希望。而民主正是“对深深期望得到体面对待的人的回应。民主是人类出自天然本性的期望，期望人人对他们各自的命运都有发言权。”所以，民主发展的真正动力来自于人们要求主宰自己命运的愿望，来自于实现人类社会本身自我管理的理想。正是这种无形的力量，激发了人们的勇气和热情，推动着人们百折不挠地追求民主。

　　3.超越批判功能。任何社会的民主发展。都是基于理想与现实的双向互动而展开的，而这种展开过程具体表现为理想对现实的超越和批判。现实中的民主需要民主的理想来激励和改造。而价值理性的本性就在于永远不以现实为满足，总是通过对现实境况的检视和拷问而指向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理想是价值理性的惯常存在形态。在民主化进程中，理想就是价值理性对民主 “应其所是”的理论，表征为对民主应然状态的观念建构，它为民主预设目标、确立原则、选择价值、建构意义、指引方向，以此来牵引现实民主的发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萨托利认为，民主现实是“价值铸成的事实”。而民主价值理想之所以能够引导并铸就民主现实，其根源在于价值理性内蕴着超越性和批判性的特质。价值理性不是以“物的尺度”为基准去如实地反映现实民主的本来面目，而是以“人的尺度”为出发点来解释、评判民主现实并预设理想民主。在价值理性看来，民主是一个不断超越过去、突破现在、趋向未来的“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的未竞事业。而价值理性内在超越性的“可视化”表现形态就是具有坐标意义的民主理想，正是超越性驱使着民主理想不断地挑战现实、高于现实，始终与民主现实保持着距离，引领现实、指导现实。与此同时，民主理想又构成了批判性维度上的标准。正是有了民主理想的目标性参照，人们才生发出对民主现实的不满、挑剔和怀疑，才会有对民主现实的分析、审视、衡量和批判。因此，价值理性能够以其理想性存在形态和超越性、批判性实质，前瞻性地批判当前，建构式地解读未来，在对现实民主的超越、批判中提升现实、改善现实，促进民主化进程。

　　(二)民主化进程中工具理性的功能

　　1.民主条件勘定功能。民主制度的兴起、建立、发展和巩固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的转型过程，需要多种要素和条件。因此，勘定和分析民主政治存在的资源、条件和现实基础，是构建民主制度及其运作机制的前提性工作。工具理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以“物我相分”的对象性认知方式.把民主政治的兴起、巩固和发展及其条件作为客体对象进行研究。对象性认知方式的显著特征是计算性，它偏向于用“脑”而不是用“心”，其研究过程和结果冷静、实证、客观和精确。对于民主自身因素、民主形成条件及其相互关系，工具理性往往会将其化约为毫无感情色彩的数字，并准确统计、精细权衡、透彻把握其中的数量关系。一方面，它常常把民主自身及其兴起当作因变量，对于民主的构成要素、民主化、民主的巩固、民主的质量、民主的程度等进行定量分析，并确立指称民主和度量民主的指标和指数。另一方面，它把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高质量民主形成的条件当作自变量，并对关键自变量如经济发展、文化传统、政治变迁、阶级结构、市民社会、政治文化和国家能力等进行实证研究，采用观察、实验、问卷、计量等方法来收集民主发生、发展和巩固的数据资料并进行数量计算和经验描述。工具理性通过这两方面的勘察工作，如实客观地揭示民主化的多元社会基础，了解民主形成的现实条件，为制定民主建设的战略任务和实施步骤奠定基础。

　　2.民主制度安排功能。民主制度是规范民主政治活动和民主主体行为的规则体系，民主制度安排即是对这套规则的设定和创制。规范是目的，规则是内容，因此，民主制度规范化程度的高低和规范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规则的抽象普遍性。假如规则带有偶然性、散在性、特殊性、随意性和人格化的特点，那么其规范效能和规范化水平自然低下：相反，如果规则逻辑清晰、结构严密、明确稳定，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特征，自然会有高度的规范绩效。在民主社会，这种制度规则的权威性载体就是法律典则。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而这样的法律被韦伯称为理性化的法律。韦伯指出，这种法律规则的形成和制定是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品格在社会政治中的突出展现。从本质上来说，工具理性是一种逻辑严谨、精确明晰、简洁缜密而又高度抽象的数学化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可以完全摆脱特殊事例，甚至可以摆脱任何一类特殊的实有”，而只关注其纯形式的抽象性、普遍性、标准化和符号化属性。因此，按照工具理性思维取向所营构的法律规则，能够与任何特定的具体目的脱钩，而展现为某种一般意义的“抽象秩序”，“能够平等地和没有例外地适用于所有的社会成员”，而法律体系的形式运作则会“变得像机械化工艺流程那样具有标准规范和可计算性特征”，从而使制度规则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3.民主技术设计功能。民主技术是人们在民主实践中所开发、创造和使用的工具、装置、方法、手段和技巧的总称。从逻辑的视角来看，民主技术与工具理性存在着无法剥离的天然关联，而这种关联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和理性内在本然联系的自然延伸。从本性上来讲，技术和理性存在着先天的一致性，二者赖以确立的前提同为主一客体的两极结构。这一两极结构不仅构成了二者共同的对象性认知框架，而且也成为二者掌握、控制客体对象的唯一手段。而这种掌控性特征塑造了技术和理性共有的征服性格，培养了它们勘天役物的文化旨趣。民主技术与工具理性作为技术和理性的特殊形式，反映并确证着这种同构性和同质性特征。工具理性以其逻辑分析思维、超前预测功能和权衡利弊的理智选择能力来把握民主实践任务、政治责任、民主权力、各方力量和利益等因素，为民主提供具体可行的设计方案，而民主技术则以其手段的创造性、方法的适用性和工具的可操作性来协调、组合、规划、配置政治体系各要素，来驾驭民主过程，实现民主目标。事实上，工具理性和民主技术是在合谋、合作、合力解决民主的操作问题。而从当今的民主实践来看，工具理性以其自身的科学素养和技术立场，径情直遂地把信息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计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和通讯、网络、媒体等科技发明大量运用于民主政治领域。此外，工具理性还以其精确、规范、实用、高效的品性，把民主实践中的具体目标还原为技术问题，并对其进行专门设计和精心安排，使之能以标准、规范的程序和可操作的方法予以合理解决，由此产生了诸多颇为有效的民主技术，如利益表达技术、谈判沟通技术、民主决策技术、权力监督技术、政治协商技术、民主选举技术等，从而提高了民主运行的科学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增强了民主实效。　　4.民主程序设置功能。民主程序是以法定时间、空间为基本要素而构成的行为秩序，是事先确定的进行某项民主活动的次序和范围，是民主政治运作的规制性管道。而这种管道的设置必须依照工具理性的逻辑方式来进行。因为，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是工具理性的基本逻辑，这种逻辑偏好通用性、符号化、标准化、可预测性等特性。因此，在工具理性制导下，民主政治过程就被设计安排为输出共识、控制权力、过滤民意的程序装置。首先，民主程序被设置为 “中立性价值生产装置”。工具理性坚持“价值无涉”立场，它能够排除价值偏好、政治目的、道德情愫、宗教信仰等不可计量、不可测度因素的影响，营造一种特定的时空环境和氛围，保证价值和利益各异的程序参加者根据自我意志和预定规则进行交涉活动，最后导出某种大家均可接受的结果。其次，民主程序被设置为权力结构的内控装置。工具理性擅长抽象还原、规范通约，它能够依据科学化的技术指标把权力还原化约为可计量、可置换的职能，根据职能赋予权力主体不同的程序角色并界定其相应的程序性权利和义务，使其各司其职、各尽其能，整个权力系统根据职位的非人格指令进行程式化运作。它能够以程序角色抑制个人的感情用事和主观随意，避免权力运行的随机性和随意性，实现权力运行的可控性和可预见性。第三，民主程序被设置为筛选民意的过滤装置。工具理性推崇精确化计算、分解式把握、标准化控制的行事方式，它习惯于把决策过程分解为不同的环节，并对其次序、时限和范围进行合理调度，这样决策过程就被细分为一个个特定的步骤并被纳入到规范化的流程和轨道内，而决策的出台就是在规程化操作下产品的输出。这种决策方式典型表现为代议机关的议事程序。代议机关经过提案、审议、讨论、辩论、表决、通过等程序，对民意进行过滤、筛选、归并、简约，从而平衡利益分歧，抑制极端化情绪冲动，消解乌托邦理想狂热，克服民意中的非理性成分，防止民主失控而堕落为多数人的暴政。

　　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同作用推动民主化进程

　　在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功能各异，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不同的结构内容和功能效用，恰好指向民主化的两个不同层面。一般来讲，民主化是指非民主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演化和转变，也指业已建立的民主制度变得更民主的过程。大体而言，这一过程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理念层面的民主化，其二是器物层面的民主化。民主化意味着人们从心理上、思想上、观念上对人的存在、价值及意义的关怀，对自主、平等和自由等人性、人权的尊重，对人民主体地位的承认，对人民主权原则的肯定等，它意味着对一切“民主性”的价值、理念和理想的珍视、共识和追求;同时，民主化也意味着民主的制度体制的构建、程序机制的设立和技术方法的开拓，它意味着对一切具有“实效性”的工具、手段、方式、方法、途径的重视和运用。价值理性把目的设定和价值关怀作为推进民主化的中心，从原则性和终极性问题出发构建民主政治的价值理念，确立民主的永恒价值，制定民主的理想目标，坚定人们的民主信念，激发人们追求民主的热情，是民主政治的灵魂和民主化的推动力量，而工具理性则把手段的适用性和有效性置于民主化的首位，关注手段对达到民主目的的可能性和实效性，具体考量民主政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和资源条件，构建并完善民主运作的制度程序，设计并采用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手段，是民主政治规范、有序、高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不同作用正契合了民主化的两层不同的追求，凸显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对民主化双重目标的功能性指向：价值理性从“道”的层面解决民主的可欲性和可信性问题.工具理性从“器”的层面解决民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问题。对于民主化来说，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必须道器相济、功能互补。

　　事实上，民主化的推进、民主政治合法性优势的获得正是建立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同作用的基础之上的。民主发展历史表明，民主政治的合法化必须具备两个基础：一是民主的价值性，民主政治应该由人民作主并以维护和实现人民的公共利益为终极价值关怀，即保持民主性;二是民主的程序性，民主政治能够有一套合理的程序，确保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即保持有效性。从人类理性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价值理性范畴，后者属于工具理性范畴，二者共同构成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民主政治既需要从理念上、道义上解决“由谁作主”的问题，也需要从操作上、建制上解决“如何作主”的问题。前者为民主政治提供道德依托和价值根基，以保持民主的性质，而后者为民主政治提供实现通道和技术支撑，以保持民主政治的实效。二者缺一不可，“一旦缺乏民主性，就会导致其合法性危机，但一旦丧失了有效性，也同样会招致合法性危机。”价值理性以其对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主权原则的信守来坚持政治的民主主旨和民主性质，从而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归属感，达成对民主政治的规范认同，而工具理性以其对工具效率的崇尚和行为效果的追求来保障民主政治有序、高效运行，使人们获得一种经验上的满足感，对民主政治产生经验认同。只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协同作用，才能使人们自觉认可、自愿服从民主政治秩序，主动支持民主政治发展，从而形成民主化的滚滚洪流。

　　相反，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离、二者功能作用的单一发挥，其结果不是走向民主化，而是走向去民主化，甚至会导致民主的灾难。仅有工具理性而缺乏价值理性的导航，民主将会迷失方向，沦为一种纯粹的工具和方法，无论是民主制度的运行，还是民主程序、技术的操作，都将成为某些人或集团手中的政治游戏，而游戏的结果不是民主而是反民主――独裁、专制和暴政。同样，仅有价值理性而缺乏工具理性的支撑和规制，民主的美好理想和目标只能成为虚无飘渺的乌托邦，或者成为“以地狱面目出现的天堂”。

　　可见，在民主化进程中，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要发挥出有效的正能量，形成民主化的真正推力，必须相生共长、均衡交融、体用合一。而对于近百年来不屈不挠、顽强执着地追求民主的中国人民来说，应大力推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协调均衡发展，在信守民主的价值理性，高扬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的同时，着重推进工具理性层面上的民主建设，构建并完善我国民主运作的制度程序，设计并采用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手段，以有效推动我国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