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发表期刊范文读《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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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米德对萨摩亚研究及弗里曼对米德萨摩亚研究的批判这一事件中，笔者作为对米德与弗里曼研究之争的旁观者，以第三者的视角分析他(她)们两个研究的价值取向，并得出在人文社科研究中研究者无法做到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

　　【关键词】萨摩亚,价值中立,人文学科

　　人类学家弗里曼的佳作《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尖锐地批判和质疑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成名作《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结论乃至其研究方法。两位人类学家在同一调查地对萨摩亚人分别进行深入的调查，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由此引发了一场人类学界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涉及萨摩亚的真实情况是什么，还涉及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问题，即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在人文学科有无可以评定正确与否的科学的标准尺度?

　　一、米德对萨摩亚人青春期研究的价值取向

　　上世纪2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根据她的老师弗朗兹・博厄斯教授的旨意到南太平洋岛上的萨摩亚进行实地考察，并写出了一本在当时人类学以及人类学与生物学的争论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一书。米德的这篇文化决定论的宣言，一时轰动了全美及世界学界和青年，乃至这本书的结论一时成为人类研究定律。甚至很多人把它当作永恒的真理。然而，怀疑是科学的精神。米德的人类学神化要不了几十年，受到了多方的批评和反否。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弗里曼教授及其《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弗里曼的文章尖锐地批评和反驳了米德研究方法及其得出的结论，以至于米德的“科学定律”一时间成为了“伪科学”或学术上的“谬论”了。这个过程确实很像弗里曼的《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的副标题――《人类学神化的形成与破灭》。

　　米德按照博厄斯的旨意到萨摩亚地区进行萨摩亚人的研究。她到萨摩亚先后去了几次，并且呆的时间都不算短，在那里进行了比较完善的实地调查和亲身体验的调查。如，“米德在萨摩亚调查的时间是1925年8月31日至1926年6月初，三个月在图图伊拉，大约六个月在马努阿。”米德后来在塔乌也住了一段，“米德一到塔乌就成了霍尔特家庭的一员。她住在后廊上的一间小屋里。”她就在那里对当地的青春期女孩进行了研究。“她从塔乌岛两端的3个村落鲁玛、西乌法加贺法莱阿萨奥德88个8至20岁的女孩中选出50名进行研究，… …”

　　米德在萨摩亚研究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上是否存在其他问题暂且不谈。就笔者看来，米德在研究当中存在两个明显的价值取向问题，即带有强烈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和对萨摩亚的“乌托邦”的感觉。从科学的精神来看，怀疑是其精神，科学与信仰是不相容和的，也即科学不让你信。但是米德在研究中带着以下两个方面的价值取向：

　　其一，她在研究中带着强烈的“文化决定论”的信念以及肩负着人类学在与生物学之争中能够胜利的重要的使命来进行研究的。“艾伯特・爱因斯坦曾经说，在科学方面，‘深信是一种良好的主要动力，但它又是一个蹩脚的调节器。’米德对萨摩亚的调查这一事例充分证明，正是由于米德对文化决定论学说的绝对性深信不疑，决心全力维护这一学说，从而导致她提出的有关萨摩亚的描述完全是出于要证实这一学说正确性的需要。”这样做，实属“先判再审”，在已经得出结论的情况下证实。从表面上看类似于假设检验，但实际上有差别。米德的萨摩亚研究是带着“文化决定”的“信念”去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带着这种价值倾向的结果是，其研究目的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原定的主观价值”。

　　其二，米德在研究中带有较强的对萨摩亚地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和印象。就如同弗里曼所说：“年轻的米德为何会如此曲解萨摩亚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人种史呢?她信奉文化决定论的热情和她把南太平洋地区看成是一个地上天堂的倾向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他这样做的原因。”就因为她始终把萨摩亚地区的人和社会想象成是和谐、淳朴、浪漫、自由和人性化的代名词，使得对她的研究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她在萨摩亚更多的关注萨摩亚的美好的一面，忽视萨摩亚的另一面。

　　二、弗里曼批判意见的价值取向

　　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米德对萨摩亚青春期的研究相当全面，但是弗里曼等后来者看来米德研究的方法上存有很多漏洞和不可取之处，并导致了错误的或偏激的结论。在弗里曼看来，米德的萨摩亚研究在其价值取向和具体实施的方法，观察的角度等存在明显的不可取之处，因而其结论也是不可信的。正如弗里曼在其书中这样评价米德的结论：“米德在萨摩亚研究的描述中被当作反面实例的这些内容以及许多其他内容在根本上都是错误的，而她提出的有关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以及有关‘与先天因素相比，后天因素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的论点恰恰又是以那些错误的描述为依据的。所以她提出的反面实例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她的那些结论也显然站不住脚的。”诚然，弗里曼看来米德对萨摩亚的研究从方法到结论，错误不断，漏洞百出，但他批判的核心还是米德萨摩亚研究中的价值取向――文化决定论(后天因素占据绝对的支配地位)。

　　从方法论讲，米德对萨摩亚青春期的研究带有很明显的价值倾向和强烈的个人主观感觉，因而其调查所得到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当一个研究者在研究当中带有较强的主观判断而得出的结论，从价值多元论的角度看，不能说其结论是错误的或谬论，就好比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一样，当一个热恋中的男人认为自己情人是最漂亮的时，有人否认他的观点，这种批判是根本就站不住脚，也无益于真理的发现和问题的解决。

　　为什么同一种文化现象，不同学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米德带着强烈的信念去研究社会现象之时，她的理解一定会受自身价值倾向的影响。这如同在印度人眼里吃牛肉是很恶心的，但是在中国吃牛肉是很正常的。显然，同一个现象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价值取向的人的理解和解读的方式大相径庭，天囊之别。而弗里曼对米德萨摩亚研究的批判的价值取向看，他在批判当中价值取向很明显，在先入为主的情况下检验或批判米德的结论。正如他在序言里所说：“卡尔・波普曾经证明，科学支持的进步主要在于通过有意识地采用‘批判的方法消除谬误’这也即是说，在科学领域内一切学术观点和理论都要经受系统的批驳的检验，… …米德的萨摩亚反例是否能够成立，显然取决于产生这一结论的萨摩亚文化是否能够充分说明这个结论，其有关的经验主义的证据应都可经受检验。”可见，弗里曼批判的价值取向是以检验的名义证伪米德的结论。

　　如果米德在萨摩亚研究中带有明确的价值倾向来进行证实的话，同样弗里曼在批判中也带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来证伪米德的研究。对弗里曼来讲，他的批判略带有怀疑的精神，因为批判的前提是怀疑，但是他在研究中带有同样明显的价值取向，即他基于“米德的研究存在问题”这一假设为命题，然后进行论证和批判。如果抛开一切繁杂的内容，探究其逻辑机制，却不难发现米德对萨摩亚人的研究和弗里曼对米德的批判均陷入了逻辑死胡同。当弗里曼尖锐地批判米德研究带有强烈的价值色彩的同时弗里曼的批判性研究也已带有先入为主的强烈主观价值色彩，以致于他自身也从先天和后天的价值选择和印象中无法自拔。由此可见，米德与弗里曼的有关萨摩亚的研究，不仅对人文社会科学有无正确与否的统一的科学标准问题作出有力回答，同时对深刻研究中研究者能否“价值无涉”的方法论问题也作出了最科学的解答。

　　参考文献

　　[1] 孔德.实证哲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 弗里曼.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M].李传家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