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发表论文刊物范文黄庭坚叶县诗意蕴探微

　　摘要：叶县尉是黄庭坚仕途的起点，他创作了一百多首诗歌，展现了早期思想的流动。在作品中包蕴对百姓苦乐的关注，也敢于大胆陈述自我见解。同时初入仕途的他吐露了为宦的辛劳，但面对家贫的客观现实，他甘愿承受折腰之苦，这份舍己为家的亲情令人感动。黄庭坚在为国为家，心力疲惫，促使隐逸思想的滋生，在对自由逍遥图画的描摹中实现心灵的净化。此刻黄庭坚没有党争的纷扰与修《神宗实录》的贬斥，远离诗坛的中心领域，在相对封闭的时空里，其作品具有情真的特点。

　　关键词：云南省发表论文刊物, 黄庭坚,叶县,诗歌,折腰,隐逸

　　黄庭坚是宋代杰出的诗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春二十三岁的黄庭坚登第，调汝州叶县尉。据北宋王存等编的《元丰九域志》卷一记载：京辅之地汝州，县有五：梁县、襄城、叶县、郏城、鲁山。黄庭坚从神宗熙宁元年九月到汝州，直到熙宁四年冬离任，以叶县尉之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熙宁五年(1072)，他以文章优等除大名府国子监教授，才结束了叶县尉的生涯。对于叶县诗目前学者在谈到黄庭坚诗歌分期时，往往以纵向宏观的视角将其纳入黄庭坚早期诗歌，也都认同叶县诗属于创作的探索期。叶县尉是他仕途生涯的起点，而且在叶县迎来第一个创作高峰。据统计，在叶县尉期间创作了一百多首诗作。对其叶县诗歌进行横向深入探究，更有利于廓清黄庭坚早期的思想流动，更能全面认识黄庭坚其人。

　　一、不念赤子，今我何怙

　　北宋有识之士欧阳修、范仲淹等在尊韩孟的基础上复兴儒学，彻底根除在五代之时顿入功名利禄追求而名节不顾的境况，让儒学回归健康正常的轨道，重塑士人的高尚杰出的人格。经世致用的思潮加强了宋代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回避社会矛盾的创作倾向得以改变，文风与政治相切合而不疏离。在保存文学独特审美特质的前提下让它成为政治服务的支撑，因此重视社会现实的批评性得以强化，黄庭坚关注百姓的诗作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黄庭坚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主要集中在为叶县尉和吉州太和县令时创作的。莫砺峰言早期“作品的数量还是反映现实的深度，黄诗都毫不逊色于王安石、苏轼”[1]。黄庭坚任叶县尉时以地方官吏的身份主动关怀百姓。《虎号南山》作于熙宁元年赴叶县尉的之前。在诗原题下注：“民怨吏也”。“相彼暴政，几何不虎……伊彼大吏，易我鳏寡。矧彼小吏，取桎梏以舞”。诗人承袭孔子“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下》)的传统论点为始，批判了苛政实施者的官吏、君王，道出了统治者应该具有体恤百姓的仁心。

　　又如熙宁元年秋冬之季，河朔地区发生地震，幸存者纷纷逃往河南。《宋史》卷十四《神宗实录》记载熙宁元年“(七月)壬午，以恩、冀河决，赐水死家缗钱及下户粟。甲申，京师地震。乙酉，又震，大雨。辛卯，以河朔地大震，命沿边安抚司及雄州刺史候辽人动息以闻。赐压死者缗钱。京师地再震”。“(八月)壬寅，诏京东、西路存恤河北流民”。熙宁二年(1068)春，在叶县的黄庭坚目睹乱离之景，创作了实录性质的《流民叹》。《山谷外集诗注卷第一》云：“此诗言河北灾伤，流民至襄、叶间，可见在叶县作。”诗作首先展现了强烈地震及洪水带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迩来后土中夜震，有似巨鳌复戴三山游。倾墙摧栋压老弱，冤声未定随洪流”。“稍闻澶渊渡河日数万，河北不知虚几州。累累襁负襄叶间，问舍无所耕无牛。初来犹自得旷土，嗟尔后至将何怙”。死者已矣，但人数众多的逃难者也不容易安置而活命。其次在此诗中渗透着他对这次天灾的思考。强调朝廷一方面杜绝“市上三言或成虎”的流言，驳斥灾祸无法预测而听之任之的论调。另一方面用扁鹊给齐桓侯治病的故事强调朝廷要防患于未然，“桓侯之疾初无证，扁鹊入秦始治病”。最后指出朝廷应该集中群众的智慧，开拓思路，找到救灾济民的好方法。可以说此诗“是一首思想性、艺术性很强的大胆干预现实的叙事诗。在作者的诗集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

　　黄庭坚任叶县尉期间，正逢王安石变法推行。熙宁二年国家颁布农田水利法，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建立堤坊，修筑圩埠，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同时对修水利有成绩的官吏，按功绩大小给予升官奖励。熙宁四年(1071)春，黄庭坚与僚友一起去马鞍山推行这一政策。诗人创作《按田并序》，在序中云：“近者朝言多在民事，欲化西北之麦陇，皆为东南之稻田……夫土性者，自先王所不能齐，而一切不问，薅夫故苗，灌为新田，茫茫水陂，丘垄平尽。其君子威以法刑，其小人毒以鞭朴。有举斯有功，有功斯有赏……夺民之故习而强以所未尝，其利安在?兴利者受实赏，有田者受实弊;郡县行空文，朝廷妆虚名;名为利民，其实害之。议者谓之有意于民乎?吾不知也。以为有功于民乎?今既若是矣。”农田水利法忽略地域气候水利等差异，统一设置麦田改稻田的单一框架，最终损害百姓利益。诗中以百姓戏谑口吻道出百姓对改麦为稻作法的否定：“掉头笑应侬，吾麦自不恶。麦苗不为稻，诚恐非民瘼。不知肉食者，何必苦改作。”可见，“叶县任上，黄庭坚创作的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数量不多，但他展示了诗人早期创作和思想的一个重要侧面，说明黄庭坚早期创作保持了‘唯歌生民病’的优秀传统，说明他十分重视诗歌的讽喻性和社会功能”[3]。

　　可以说黄庭坚早期关注民生的诗篇明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一味地附和官方主流意识，而敢于斥责朝廷政策失误或不足，或提出合理建议，因此具有鲜明的自我主体意识，其根本立足点是以百姓的祸福为核心的。刚入仕途的黄庭坚位卑名小，与党争绝缘，因此黄庭坚的“一切见解和努力的方向都是独立的”，“正由于他出自士大夫阶级，他有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也正由于他在政治上不入于党派之中，他能客观地正确地批判当时政局得失” [4]。

　　关注民生也受到父亲黄庶的深刻影响。黄庶，字亚夫(或作亚父)，有《伐檀集》名世。黄庭坚十四岁时父亲才去世，黄庶儒家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影响了他。黄庶《伐檀集・自序》中言：“心之所存。可以效于君，可以补于国，可以资于民者，曾未有一事可以自见。”虽然充溢着因壮志高远与未酬形成巨大落差而催生的悲哀，但是拳拳的赤诚效忠国家之心日月可鉴。另外，黄庭坚受到杜甫的影响，杜甫是黄庭坚尤为尊崇的人之一。黄庭坚早年对《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之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