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对策：全球化对大都市空间的消极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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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1-02-26 13:18:51  更新时间：2023-10-25 11:37:15

　　　摘要：本文分析了全球化给大都市空间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对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所提出的挑战，从竞争方式转变、民主和合作、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三方面对危机的解除对策进行了探索。
　　Abstract:Thearticleanalyzetheimpactofglobalizationontheurbanspace,andthechallengetocitymanagementandurbanplanning.Itexploresthecountermeasuresofthecrisis,includingthechangeofcompetitionmanner,democracyandco-operation,theroleofurbanplanner.
　　关键词：全球化;消极影响;竞争方式转变;民主与合作
　　Keywords:globalization;negativeimpact;thechangeofcompetitionmanner;democracyandco-operation
　　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后进程逐渐加快，并迅速波及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这是一个正负影响兼具的过程，正面效果显而易见，例如国际分工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市之间联系紧密，交流沟通方便快捷。但是在那些全球性的大城市中许多急迫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城市。相反，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使这些问题更加严峻，例如不断增加的城市空间分异、住房贫困和城市文化特色消失。
　　本文要说明的不仅是全球化给大都市带来的消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因果关系，如何消除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如果只注意表面症状而忽视其根本原因，就会在城市管理和规划中误导行动。
　　1．全球化下的大都市空间面临的挑战
　　1.1城市空间破碎与隔离
　　全球化打破了城市均质紧密的空间结构，促使城市功能组织与空间布局激烈重构。虽然城市空间原本存有繁荣和衰败、富裕和贫穷之分，但经济全球化无疑加速和强化了这一空间分异。涌入城市的全球组织能够产生高收入的劳动力，他们的薪金水平和生活水平通过全球比较而形成。另一方面，为这些人提供清洁、食品供给或日常办公服务的人员通常工资收入较低。经济的不平等在空间上清楚地显示出来，比如说住房、娱乐消费场所等的分异。在有些城市穷人不仅不能进入富人的领域，甚至必须位于富人看不到的地方。以巴西圣保罗为例，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贫穷之中，但城市隔离得却如此彻底，以至于有钱人永远不必见到穷人。全球化下人口的流动和联系虽然比以前频繁，但仅仅限于同一社会阶级的人群之间，例如富人们彼此可以通过直升飞机进行远程联系，而与周边距离较近的贫民区却隔离严密。财富将空间进行有形无形的划分，一方面是满足世界各地精英消费的空间——大型购物中心、品牌连锁店、超级市场和星级酒店，他们的住所——有防卫的高档社区；另一方面可能是假货充斥的日常品市场，公共设施缺乏的贫民窟、“城中村”。
　　除了社会极化和隔离造成的城市空间破碎以外，信息与通讯科技的可持续发展、生产与文化加工上的非实体化、国际资金流动的加速对城市空间进行了重新定义，发展到高度明确的土地功能分区，例如代表全球化的实体空间——城市高新科技和金融区、奥运村和世博园区。至于城市功能分区与Jacobs提倡的城市功能混合孰优孰劣，现在还不能很清楚的区分，但前者无疑会加剧城市交通拥堵，以及下班后在这些办公区、商业区里的死气沉沉。
　　1.2贫困人口的住房困难
　　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欠发达国家，都存在着大批住房权利不能得以实现的群体。这些非常贫穷的、被排斥的、从未就业的和永久失业的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大多生活在被遗弃的城区。他们被政府正式的管理所遗弃，公共服务设施一概不纳入政府的考虑范畴。在老牌的工业化国家，被遗弃的城区仅有破旧不堪的基础设施和日渐破败的住房。街头剥削、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对妇女的性骚扰主宰了这一城区每天的生活。穷人在这些地区的空间集中通常因为公共政策的实施而被强化。例如，公共住房越来越倾向于提供给穷人中最穷的那部分，等于将最贫穷的人集中到一起。在一些国家，公共住房是最差的居所，条件较好的公共住房往往被人钻法律、政策的空子，私有化了。这里充斥着毒品和犯罪，却看不到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影子。在欠发达的国家里，那些被城市社会保障排斥的人们住在城市边缘地带，住房不正规，缺乏最基本的基础设施，而且还没有合法的使用权的保障。例如中国大都市中的“城中村”，容纳了大部分低收入外来人口，但他们因土地产权纠纷一直处于政府、开发商、村民的博弈之下，不仅居住条件恶劣，更有因“城中村”改造而被驱逐的危险。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住房的市场化和政府的调控失衡，但不能不承认这种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演变而形式更为严峻。全球化的“吸纳”和“排斥”表现得十分彻底，吸纳那些为资本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城市中大量吸收为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工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外来人口，却又想将他们从城市生活中排斥出去。
　　全球化带来的富裕并不排除——而实际上，更容易掩藏——贫困人口住房难的问题。纳入全球化体系的大都市，空间和土地作为重要资本在市场内流动。参与土地利益追逐的除了区域内的开发商外，多了资本更为雄厚、操作能力更强的国际资本——城市中的许多大型公共建筑和标志性建筑，往往有跨国金融的支持，当地资本可能无法承担得起——它们所支付的庞大资金及其它正面意义（如城市形象塑造）使政府在公平和城市经济发展中往往选择后者，贫困人口的住房需求被最后考虑。
　　1.3城市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平
　　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的是效率，而对于公平则考虑得很少。稀缺的公共资源（如土地、基础服务设施等）分配给一些庞大的国际建设项目，这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但大规模形象工程无疑会加重这一地区的噪声污染和交通拥挤，导致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重要的是，城市的重要区位有限切不可复制，如果供给了这些几乎无益于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项目后，将丧失供给其他用途的机会。这些项目所诞生的可能只是被贫穷包围的有活力的孤岛，这种现象称为“泡沫效应”（AndrewThornley，2001）。
　　1.4城市文化环境衰落
　　城市文化环境的衰落有双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的主动迎合，向大众方向同化带来特征
　　的消失；二是跨国机构连锁商业体系的设置。
　　城市特殊的历史角色经常淹没在对国际形象和国际间商业行为直接和明显的追寻中。在对城市形象的追求中，许多城市推平了自己的地区特征，争相建造标志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和后工业城市景观，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在创造统一的建筑风格，本想这样可能符合国际城市的标准，但盲目模仿和矫揉造作却失去了艺术价值。
　　全球化应该根植于本土化。在交通和信息如此发展的今天，距离已不成为影响大多数全球活动的专业人士的障碍因素，地区特征成为了城市与众不同的地方。但这种认识却导致了另一种误区，地区特征变成了一种装饰，被设计用来协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公共关系方面的人工制品。历史的真实被挤压、缩水、定位并展示以用于吸引游客，而不是用来保持传统的连续性和保护其历史创造者的历史面貌，上海的新天地正是以这样一种姿态出现。
　　2．全球化与消极影响的因果关系
　　要想知道全球化为何会对城市空间产生这样那样的消极影响，就必须弄清楚全球化与这些影响之间的因果关系，其中的两个重要原因是空间经济和全球资本介入。
　　2.1空间经济——选择性——社会分异
　　 空间的经济性是根本原因。从区位经济理论可知，空间的经济价值是不平均的，因此才有选择性出现。对于城市空间，强势的一方选择面广，弱势群体只能被动接受。由于城市空间管理和投资的选择性，出现了社会分异。在分异过程中，仅有一些社会群体组合在一起（如政府进行权力寻租），大多数弱势群体（如低收入人口、美国的有色人种、中国的外来农村人口等）因为严重缺少物质手段和经济途径，很难享受到全球化带来的信息共享，彼此缺乏合作。全球资本的介入强化了这种空间选择性，经济实力的强大使其具有更广泛的选择权。
　　2.2全球资本介入城市空间演化
　　全球资本是城市空间组织演化的重要动力，国际资金的流入对土地市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外资的集聚和外资企业的集中分布，对于单个城市来说会引起自身空间形态的变化，出现块状型、轴线扩展型、中卫型、双子型等城市空间形态。新的金融商务中心（一般有跨国金融的支持，使用者也多是跨国集团和公司）的建立可能会引发城市中心的转移；为了吸引全球活动中的专业人士，大量豪华住宅、就餐娱乐设施建设起来，也会引发新的空间集聚。在全球经济中，旅游业，不管是商务旅游还是娱乐、休闲旅游，也成了主要的经济增长部门。所以，新近的许多城市项目中都包括了贸易中心、会议中心、宾馆、娱乐场、城市主题公园和体育综合设施。
　　在拉美国家，另一个让人忧虑的全球化消极影响就是通过世界毒品交易的现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使之“合法化”。例如哥伦比亚的麦德林，上世纪80年代晚期毒品资金的快速涌入使建筑业异常繁荣，在六个月内提高地方就业率28个百分点，导致了建材市场中严重的通货膨涨。毒品交易额甚至形成了一个与金融活动并列的系统，使金融抵押量和新的建设量大不一致。在墨西哥城，毒品资金与边界上的大量高层建筑项目关系密切，瓜达拉哈拉等城市地价增长奇快。城市的低收入家庭获得土地的能力因这种活动变得更脆弱。
　　3．避免的方法解决的措施
　　这些消极影响虽然是在全球化过程中产生或得以加剧的，但并不是说它们是全球化的必然后果，可以通过作用过程中的某些因素转变或改良来避免。
　　3.1转变城市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
　　新的全球经济从地域术语上来说是围绕着城市网络（thenetworksofcities）接合起来的（sassen,1994）。城市为何要参与全球竞争，因为其市民的福利依赖这种竞争。然而，对于城市竞争力的机制和目标有一种简单化而终将导致自我毁灭的观点：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吸引投资者，如采用减低税收与控制，并实行较低的工资与较低程度的社会保障等手段。当那样的政策变成规范时，会造成生活条件持续下降，并且终将使所有都市社区萧条和贫困化，从而损害了公司利益（GlaucoBienensteir,2001）。这种外生模式显然不利于城市本身的可持续发展，如果不加以转变，城市最终将被全球资本抛弃。Friedmann（2002）提出一个城市发展的内生模式，他认为城市可以与外部其他城市形成协作型的网络关系，这种协作使得每一座城市得到的利益不是建立在其他区域必须付出成本的基础上；而Brotchie等（1995）提出正确理解新的信息化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其关键并不是减低成本，而是增加生产力，而那样的生产力基本上依赖于三个要素：连通性（connectivity），创新（innovation）和制度弹性（institutionalflexibility）。
　　在这种内生模式的引导下，城市想要在全球竞争中吸引资本，并不非要主动迎合、受全球资本的任意摆布，而是基于城市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运作。例如目前地方培育的民间资本合作，小额信贷业务的发展，创意产业的兴起，正在小范围地探索城市竞争模式的转变。
　　3.2打破精英规划，实现决策民主
　　在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城市发展中，城市决策者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之间为吸引全球自由流动的投资而展开竞争，因此需要在城市政策中给城市化以特殊优待。城市决策者的这种反应导致空间规划权力集中在少数城市精英手中。这些由政府官员、城市规划专家、商业机构代言人等组成精英联盟，共同构成城市的增长机器（GrowthMachine）。但缺陷显而易见，即地方民主的缺失。没有大多数人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地方社会将是一盘散沙。每个大都市区都需要有技术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弹性的地方管理系统的结合。如果不能整合和架构地方社会、形成坚实的市民基础，城市将受控于经济和信息不稳定的全球流动中，不能驾驭全球流动的回路（GlaucoBienensteir,2001）。这样的城市管理权不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应该放归广大市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种族、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共同决策。对于中国的大都市，城市也应赋予外来人口发言权。目前在一般的城市，农民务工者和其它流动人口占城市户籍人口的比例在20%到30%左右，在发达地区这部分人口可能是城市户籍人口的3至4倍（牛文元，2007）。多数外来人口收入较低，缺乏社会保障，居住环境恶劣。城市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对他们的空间需求置之不理，否则像意识到廉租房重要性的时候，城市内部早已没有可供廉租房建设的土地了。
　　但我们应看到，全球化一方面强调了精英规划，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决策的民主。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和传媒的推广，使市民跨越了地域限制、收入差异和文化层次差异，较以往更方便快捷地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发言。例如关于中国旧城改造中出现的“钉子户”事件，经统计，使用报刊和网络搜索引擎过滤出的2000年07月至2007年3月与城市规划相关联的2660539条信息，其中报纸372条、期刊167条、网络2660000条（程遥，2007）。并且由于网络的隐匿性，许多人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可见，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深度都有了新的变化。
　　市民意识的觉醒，参与城市规划管理的手段和途径的丰富，使决策的民主不断进步，更加可行。
　　3.3城市规划者的角色转变
　　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城市规划者不可避免地卷入进来。全球化使城市规划不再局限在一个明确的范围内，可能更缺乏系统化。城市规划不是一项专业技术工具，可以理性地推导出结论，而是一个充满大量判断的政治选择过程（GoodmanRobert）。它更具有创新性，也具有更强的参与性。规划专家除了被国家，同时也被团体部门和市民社会选择。规划者通过协商和调停，在竞争性的利益者中寻求一致意见。规划不再仅仅作为城市政府中关于“公众利益”的一套特权知识。引起争论的不再是城市规划本身，而是其目标：是应该主要指向效率，加强财富和权力的现有分配；还是应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帮助建立城市最低空间标准（例如居住标准）？
　　4．结语
　　全球化不仅加剧了竞争，也加速了破碎化，给城市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要想有效率地参与竞争，必须发现这些消极作用产生的原因，消除不利因素，改良错误环节。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城市建设的导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高效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宜居和谐的生活环境，反过来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到重要调节作用，并能指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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