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论文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需求

所属栏目：城市管理论文
发布时间：2016-02-15 16:35:18 更新时间：2016-02-15 16:23:16

　　城镇化或城市化主要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的历史过程，表现为由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本文是一篇城市管理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需求。
　　摘要：城镇化进程中，农民更偏向于本地定居、本地就业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而非异地城镇化模式;农民对城镇化的需求尽管强烈，但是对于城镇户口的需求却并不突出，以变更户籍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或将面临困难;农民对于城镇公共服务特别是劳动就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的需求更为强烈;针对在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等不同身份特征群体，其对城镇化的需求呈现出差异性，这对国家的城镇化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

　　关键词：城镇化,农民需求,在村农民需求,进城农民工需求

　　当前我们对城镇化问题的认识已经相当深入，已有的研究均构成后续研究开展的基础和前提。但必须看到，无论是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抑或是发展动因，现有研究都具有较为明显的外部驱动特征，对于城镇化的真正主体――农民的内生需求的关注明显不足。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真正把握了农民的真实需求，中国的城镇化发展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也才能够最大程度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那么，在农民看来，他们在城镇化进城中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些需求是否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为了回答上述问题，课题组于2013年1月到2月间，依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百村观察”和“百居观察”平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需求”为主题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调查涉及全国30个省267个村(社区)，获得有效问卷7687份。为了分析和比较农民需求的内在差异，本研究将受访农民划分为在村农民和进城农民工两大类型，分别获得有效问卷4980份和2707份，所占比重分别为64.8%和35.2%。

　　一、在村农民的城镇化需求

　　在村农民是指仍然留在农村的农民，也是尚未城镇化的农村居民。对于这一农民群体而言，城镇化的需求主要体现为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收益预期。

　　(一)集中定居需求

　　城镇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向城镇的集中迁移和定居。调查表明，有高达63.6%的在村农民希望离开农村到社区或者城镇定居生活，只有36.4%的农民仍然希望留在农村。在具体的定居层次上，希望定居在农村成建制社区的农民比重最大，达到24.54%;其次是县(市)一级，占比为17.56%;希望定居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农民比重较低，分别只占7.29%、5.51%和1.31%(见表1)。总体上来看，在村农民对于定居城镇的需求非常强烈，其中尤以农村成建制社区最为突出。这从侧面说明，农村成建制社区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农民的内在需求的，农民更希望的城镇化方式是就地城镇化而非异地城镇化。

　　(二)户籍变更需求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基本形式是农业户口的非农转变。然而，与定居城镇化的高需求相比，在村农民户籍城镇化的需求却并不明显。当问及“您是否愿意转为非农户口”时，有高达56.67%的农民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持肯定态度的农民占比仅为27.05%，另有16.28%的农民态度模糊(见表2)。也就是说，真正希望转为非农户口的在村农民比重不足三成。可见，以户籍推动的城镇化并非当前农民最迫切的期望。

　　进一步从区域差异上分析，各地区农民对转为非农户口大多持否定态度，不愿意转的比重均较高，东、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49.73%、55.46%和64.77%。也就是说，随着区域的从东向西转移，在村农民保留农村户籍的态度愈加坚决。(见表3)总体上看，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村农民对转为非农户口的意愿强于中西部地区，经济状况落后的西部地区农民转为非农户口的意愿最弱。

　　(三)产业与就业需求

　　如果说定居问题关系到农民能否“住进来”，那么产业与就业则关系到农民能否“留得住”。调查显示，当问及“您预期最理想的就业地点是哪里”时，有32.25%的农民最希望留在农村就业，20.35%的农民希望在农村成建制社区就业，希望去县(县级市)就业的农民比重为18.48%，选择其他就业地点的农民比重相对较低(见表4)。总体来看，农村和农村成建制社区是农民最理想的就业地点，也表明农民更偏向于本地就业的就地城镇化模式。

　　在本地产业发展上，当问及“如果进行城镇化建设，您最希望发展什么产业”时，有38.32%的农民希望发展加工制造业，32.57%的农民希望发展现代农业，选择其他产业的农民比重普遍较低(见表5)。不难看出，城镇化建设中，就近转化为产业工人是农民的最大期盼。在村农民希望在农村及新型社区就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集约型现代农业，以此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岗位，实现其由农民向产业工人的就地转化。

　　(四)公共服务需求

　　推进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是改善当前农村的公共服务状况，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在这方面，农民的需求非常集中。当问及“您目前最不满意的公共服务是什么”时，有36.40%的农民选择公共教育服务，有24.54%的农民选择环境卫生服务，另有17.5%的农民选择社会养老保险，选择其他公共服务的农民比重普遍较低(见表6)。换而言之，农村教育、环境卫生和社会养老保险目前最为农民所诟病，也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内容。

　　从农民公共服务需求的紧迫性来看，农民的诉求也较为集中。当问及“您目前最需要的公共服务是什么”时，有30.21%的农民选择了劳动就业服务，远远高于其他公共服务项目;有16.98%的农民选择医疗卫生服务，另有13.83%的农民选择了生产服务，选择其他公共服务类型的农民比重普遍较低(见表7)。总体来看，当前在村农民对劳动就业服务的需求最为迫切。

　　二、进城农民工的城镇化需求　　农民工以工资性收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他们长期生活在城镇，但却没有完全融入城镇。从城镇化的过程来看，他们比在村农民的城镇化水平更高，但又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对于这样一类“半城镇化”的农民群体而言，他们的城镇化需求有着自身的特点：

　　(一)生活定居需求

　　农民工由于长期生活在城镇，其定居城镇的意愿也强烈的多。调查表明，有58.52%的农民工希望能够在建制镇及以上地区定居，这一比重占到总样本的近六成，15.26%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农村成建制社区，另有26.22%的农民工希望回到农村定居。在定居城镇的具体层级上，县(县级市)是农民定居意愿最强烈的地方，其次是农村成建制社区、地级市以及省会城市，占比分别为15.26%、14.77%以及14.02%(见表8)。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超过两成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县(县级市)，但是如果我们将成建制社区与普通农村合并考虑，那么将有41.48%的农民工并不愿意离开农村地区而迁居到城镇(不包括社区)。就此来看，就地城镇化的模式或许更适合农民工的定居意愿。

　　当然，尽管农民工对于定居城镇的需求强烈，但他们也深知定居城镇存在许多困难和阻碍。当问及“您认为定居城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有54.08%的农民工认为是房价太高，占到总样本数的一半以上;有17.19%的农民认为是生活成本太高，虽然远远低于房价的因素，但也接近总样本的两成(见表9)。总体而言，经济能力的限制是导致农民工定居城镇困难的主因。

　　(二)户籍变更需求

　　尽管多数的农民工希望到城镇定居，但真正希望转户口的农民工比重却并不高。在2701个有效样本中，只有34.28%的农民工表示愿意转户口，占比约为总样本的三分之一;不愿意转户口的农民工占比为47.54%，比愿意转户口的农民工多出13.26个百分点，另有18.18%的农民工态度不确定(见表10)。

　　从务工区域上看，在不同经济区域务工的农民工转户口的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区域经济越发达，农民工转为非农户口的意愿越强烈。具体而言，42.91%的东部农民工愿意转为非农户口，占比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不愿意转为非农户口的农民占比排序则刚好与之相反;中部农民工对变更户口持无所谓态度的占比最高，达20.33%，东部最低(见表11)。

　　进一步的调查表明，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是吸引农民工变更户口类型的重要动因。在926位希望获得非农户口的农民工当中，70.09%的农民工表示希望通过转户口享受城镇科、教、文、卫、体等优质的公共服务资源;66.74%的农民工表示希望享受到城市社会保险、救济、福利和优抚安置等社会保障待遇;44.28%的农民工希望能够通过转户口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另有33.05%的农民工希望通过转户口获得身份上的认同(见表12)。也就是说，农民工之所以转户口，主要是希望通过转户口获得更优质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非身份上的认同。

　　(三)社会保障需求

　　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尽管长期生活在城镇，但是却极少能够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对等的社会保障。将农民工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的范畴中来是推进农村城镇化的应有之义，也体现了农民工参与城镇化的现实需要。调查表明，受访农民工无论是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失业保险、还是生育保险，其参保率均不足一成，分别为7.4%、6.03%、5.85%和5.03%。也就是说，超过90%的农民工都被排斥在了城镇社会保障的范畴之外。只有一项工伤保险，农民工的参保水平达到了19.48%，但其总体占比仍不足两成。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已经参保的农民工而言，他们对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满意度普遍较低。在针对城镇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调查中，农民工的满意度分别只有29.69%、40.54%和22.88%，凸显了农民工对于改善和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平的迫切需求(见表13)。

　　(四)子女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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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广大的农民工群体而言，子女教育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他们迫切关心的问题。由于受到一系列体制因素的制约，农民工的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33.07%的农民工表示因为没时间照顾子女而未让子女跟随自己在务工地上学;上学费用高是子女未在父母务工地上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选择此项的农民工占比为27.69%。如果说以上属于农民工的自身因素的话，那么其他的一些体制性因素则致使农民工子女只能留在农村上学。调查表明，有15.07%的农民工表示受户口限制其子女不能在务工地上学，另有4.4%的农民工表示学校不接受其子女人学(见表14)。

　　从子女在务工地上学的农民工调查情况来看，有26.71%的农民工表示最大的困难是可选学校少;其次是入学手续复杂，占比达到25.01%;认为限制条件多和择校费用高的农民工占比也达到了19.52%和14.38%的较高水平(见表15)。总体来看，尽管农民工希望子女能够到城镇就学，但是由于农民工家庭以及社会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使得农民工子女上学异常困难。就此来看，未来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应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五)公共服务需求

　　由于受到许多体制性因素的阻碍，农民工长期以来被排斥在城镇公共服务的范畴之外。即使大量农民工生活在城镇，但是他们仍然只能获得极为有限的服务资源。当问及“您接受过何种城镇公共服务”时，农民工选择就业服务、住房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的比重分别只有37.51%、14.73%、53.02%以及11.71%，其中除了选择文化服务的比例超过半数以外，其他均在四成以下。特别是在住房服务和社会服务两个方面，有高达85.27%和88.29%的农民工表示未接受过相关服务(见表16)。从服务满意度情况来看，农民工对就业服务、住房服务、文化服务、社会服务的满意度均不高，其评分分别为3.38分、3.69分、3.05分、3.31分，即均处于“一般”和“比较满意”之间。　　三、横向比较与基本结论

　　(一)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

　　农村城镇化应当采取何种模式，一直以来是学界争论较多的问题。通过本研究可以看到，尽管向大中城市迁居的异地城镇化模式仍是农民的重要选择，但以本地农村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模式越来越受到农民的期待。首先，从定居层次上看，在村农民对于农村成建制社区和县(市)的热情较高，并且呈现出距离原居住地越近，农民的需求越加强烈的偏向(见表1)。其次，对于农民工而言，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但在城镇享受的社会保障水平太低，且子女在城镇接受教育的难度太大，因此仍有41.48%的农民工希望定居在农村或是农村成建制社区。再者，从农民的就业走向和产业发展来看，在村农民期望未来城镇化过程中可以发展加工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等有利于农民本地就业的行业产业(见表5)，从在村农民的预期就业地点来看，农民选择在本地农村和成建制社区就业的比重最高，远远高于其他就业地点(见表4)。总体上看，无论是在村农民还是进城农民工，都对就地城镇化给予了较高的期望，以农村社区集中居住为特征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或更符合农民的需求，也更具有内生的动力。

　　(二)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偏差

　　农业户籍人口的非农化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发现，尽管农民对于定居城镇(包括社区)、享受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需求强烈，但是对于变更户籍的非农化需求却并不突出。调查显示，在村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不愿意转户口(见表2)。与在村农民相比，进城农民工变更户口的需求相对更高，但仍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工不愿意变更户口(见表10)。而且，即使是愿意转户口的农民，他们更看重的也是通过转户口获取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而非取得身份上的认同(见表12)。这意味着，单纯以变更户籍来推动城镇化的方式或将难以得到农民的认可，农民更希望得到的是与城镇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三)教育与就业：公共服务诉求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城镇化顺利完成的重要标志，也是目前城镇化能否有效推进的关键。调查表明，农民整体上享有的公共服务资源极为有限，其中尤以公共教育服务和劳动就业服务最受农民关注。在公共教育方面，农民面临着城乡两个层面的共同困境：对于在村农民，公共教育服务被认为是最不满意的一项服务类型(见表6);而对于进城农民工，他们的子女教育也面临着可选学校少、费用高、约束条件多等限制(见表15)。在劳动就业服务方面，在村农民将劳动就业服务视为最需要的一项服务(见表7)。就此来看，就业和收入，仍然是当前农民最紧迫的内在需求，也是未来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基本结论：(1)农民对于本地定居、本地就业的就地城镇化模式有较高期望，当前以农村社区集中居住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或更符合农民的需求;(2)农民对城镇化的需求尽管强烈，但是对于城镇户口的需求却并不突出，以变更户籍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或将面临困难;(3)农民总体上享有的公共服务资源极为有限，尤以劳动就业服务和公共教育服务最为不足;(4)由于身份特征的不同，在村农民、进城农民工等不同农民群体的城镇化需求存在内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国家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并将各方需求纳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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