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论文范文金朝经济制度转型与政权兴衰

　　历史上各个朝代都会有一些战争，各个时期的文化和风俗也不相同，奴隶制是封建时期的一种社会体制。本文是一篇历史论文范文，主要论述了金朝经济制度转型与政权兴衰。
　　摘要：金朝在中原地区统治历经百年，其经济制度由奴隶制转型为封建制。一方面，经济转型有助于民族融合，对政权的巩固与兴盛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转型后统治阶层的迅速腐化，人口激增引发社会矛盾，加剧了金的衰落与灭亡。本文从金经济制度转型历程、局限性及作用予以阐述。

　　关键词：经济制度,金朝,经济史,政权兴衰

　　一、金经济制度转型历程

　　(一)金初奴隶制的发展

　　立国之初，以女真族为主体的金朝已经确立奴隶制，该制度在吞辽灭宋战争中迅速发展。太祖时期，女真族分化日益明显，已经出现了因负债不能偿还而卖妻为奴，因犯罪不能自赎而折身为奴，因贫困无以为生而依附贵族为奴等现象，形成了奴隶主与奴隶两大阶级。在对外战争中，女真族俘掠外族为奴，按军功分配奴隶，金朝奴隶制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对辽战争中，金太祖为了提升军队战斗力，曾颁布措施释放奴隶，“汝等同心尽力，有功者，奴婢部曲为良，庶人官之，先有官者叙进，轻重视功。”[1]太宗时期，金军攻破汴京，“掠致宋国男妇不下二十万”，加强女真奴隶主阶级的力量[2]。

　　奴隶制最鲜明的特点是牛头地制，纳税以牛具税为主。金朝对猛安谋克户口实行牛头地制度，“牛头税，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3]依照此标准，金国奴隶主所拥有财产是有上限的，可拥有牛一百二十头，人口一千人(包括奴隶)，土地一百六十亩。在规定范围内，奴隶主根据奴隶和牲畜的数量占据相应的土地，但是土地国有，禁止买卖和出租。随着奴隶数量的增加，女真贵族土地远远不够分配，故南下至中原地区掠夺土地。为此，金推行括地政策，将大量无主荒地辟其为官田，分配给猛安谋克。“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4]女真人获得土地甚是可观，由于中原战乱，人员凋敝，加之女真南迁人数有限，地多人少，女真与汉民土地纠纷相对较少。

　　太祖太宗在位期间，金朝处于版图急速扩张时期，女真统治者并不认同中原王朝的封建经济体制。反之，他们极力推行女真人同化汉人的政策，试图将奴隶制在汉民聚居区广泛推广。女真贵族的核心统治区域在辽国故地，虽然消灭北宋政权占领中原地区，却没有直接统治，而是建立张楚、刘齐等傀儡政权间接管辖。因此，金朝的奴隶制发展存在地域性特点，北部女真、契丹等民族聚居区奴隶制盛行，高度繁荣;南方汉民聚居区奴隶制虽有所渗透，但是发展缓慢。

　　(二)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阶段

　　熙宗、海陵时期，金国版图基本确定，统治重心南迁，直接管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大为加强。上文已经提及金南北两种经济制度并存的局面，但是这两种制度并不是平行发展，存在激烈的冲突。此时，统治者女真化汉人的政策彻底失败，逐步接受了封建的经济体制，女真开始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

　　熙宗皇统五年，金的土地政策进行改革，实行“计口授田。”[5]计口授田是指将以人丁为标准授田的一项制度，类似于北魏至隋唐时期的均田制。金有目的的将猛安谋克分散各地，对内迁的女真人按照人口数量分配官田，称之为“计口授田”。当女真人土地不足时，金朝以各种名义强夺汉人土地。计口授田标志着女真人由渔猎为主的奴隶经济向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过度。不过在当时，牛头地制仍然占据主流，计口授田在世宗时才成为土地分配的标准。海陵时期，统治者再一次大规模将猛安谋克南迁，总计42万人，使从女真人迁移到了汉族人口占大多数的中原地区[6]。猛安谋克依然凭借括地政策占据昔日汉人的土地，“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7]这些被分配的土地有的是无主荒地，有的是被女真掠夺的汉人土地，民族冲突不断。由于尚处中原恢复时期，人口稀疏有限，汉族与女真人虽纷争不断，矛盾并未激化。女真人经济制度转型是以严重损害汉人利益为前提，女真人不断的侵占汉人土地，雇佣并严重剥削压榨汉民，民族矛盾随着金经济制度转型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三)封建制发展时期

　　世宗时期，宋金隆兴议和，两国长达四十余年无战事。金国力达到巅峰，经济复苏，人口增长。猛安谋克户接受了土地租佃和买卖的封建经济关系[8]，基本实现了汉化。女真贵族不再耕作，只是收取地租，从奴隶主转变为地主。“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9]，“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10]部分女真人因为出卖土地、奴婢而日趋贫，世宗只能默许土地租佃与相互买卖，强调只有在“地有余而力不赡”时才可雇人耕地。租佃制和土地私有化标志着女真人封建制的确立与奴隶制的没落。

　　金中叶长期和平，人口激增，女真与汉人因土地争夺而矛盾凸显。女真人通过各自手段掠夺汉人土地，或藉口官地，或口称与汉人互换，而实系抢夺[11]，大批汉民沦为雇农，丧失土地。女真贵族不事耕作，贪图安逸，丧失了尚武精神，而广大汉民深受严酷剥削，地位虽有所提升，对金民族压迫政策大为不满，社会矛盾涌动。世章时期，金朝国力达到顶峰，但是充满歧视的民族政策却激化了民族矛盾，各自社会问题一触即发。章宗去世后，金国势急转直下。

　　(四)金朝的灭亡

　　章宗以降，金盛极而衰，国内各种矛盾暴露无遗。对外战争中，长期安逸的女真军队在蒙古铁骑面前不堪一击，屡战屡败，版图锐减。国内，领土缩减引发新一轮的土地争夺，汉民大规模起义，无疑使已经衰败的金国雪上加霜。宣宗时，金放弃黄河以北地区迁都汴梁，大批的女真军户南下侵吞汉人土地，为了解决女真人的生计，宣宗“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之田，二者孰便”[12]，要求农民交出粮食，否则剥夺土地交给南迁的军户。为此，大批的汉民揭竿而起，严重动摇了金的统治根基。各地农民对女真人进行报复性屠杀。“仇拔地之酷，睚眦种人，期必杀而后已……屠戮净尽，无复噍类”。早已孱弱不堪的金在内忧外患中灭亡。　　二、金朝经济转型的局限性

　　金经济制度由从奴隶制转为封建制，局限甚是明显。一是民族压迫性;二是奴隶制残余明显。

　　(一)民族压迫性

　　女真人经济转型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之上，也是疯狂掠夺汉民土地的过程。金统治者通过各种手段侵吞汉民土地，导致民族矛盾日益激烈。世宗时，“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为官田。此田百姓为业者不知几百年矣，所见如此，何不通之甚矣。”[13]汉人世代相传的田地被以金以各种名义巧取豪夺，汉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害，为日后的农民起义埋下伏笔。

　　(二)奴隶制度残余明显

　　女真人奴隶制残余明显，蓄奴、掠良为驱却长期保留了下来。宣宗时期，金军借镇压红袄军时，大肆掠夺百姓为奴，“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余路军人有掠本国人为驱者”[14]。蓄奴制的存在使广大底层民众及异族缺乏民族认同，大批汉民依然沦落为奴隶，民众反抗意识高涨。

　　三、封建化对金朝的积极作用

　　(一)巩固了对中原的统治

　　金人南下，汉民利益严重受损。留在北方的地主阶级，由于女真奴隶主的摧残，在经济上破产了[15]。他们成为最为坚决的抗金势力，有的组织私人武装，建立山寨，保护自己财产;多数人为了避免被人掠为奴，起义反抗女真的残暴统治，“山东海盗张清，乘海至辽东，破苏州，诈称宋师破蓟州，辽东士民及南宋被虏之人，多有相率起兵应清者，辽东打扰。”[16]金对中原的统治并不稳固。

　　统治者采取通过推行封建化的经济体制，一定程度缓和了民族矛盾，巩固了其对中原地区近百年的统治。太宗时期，金统治者曾归还汉人土地，“给还燕人田业”[17]，并且明确规定不得随意买卖汉人为奴，或掠良人之驱。世宗承认土地私有，放松了对奴隶的身份限制，奴婢放良也可获得“正户”户籍，“涞水人魏廷实祖任儿，旧为靳文昭家放良，天德三年，编籍正户，已三世矣。”[18]汉人可以成为佃农或是自耕农，成为奴隶者可以赎身，地位大为提升。金人推行一系列政策推进经济封建化，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汉民的压迫，巩固了统治。

　　(二)恢复了生产力

　　战乱后的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毁灭性打击，残破不堪。“自京师至黄河数百里间，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尸骸之属不可胜数。”[19]熙宗以降，金通过开发荒地与放松土地租佃，逐步恢复了生产力，耕地数量增加，人口增长。世章时期，全国屯田军占有大约1690380顷土地，这在金朝已耕种土地总数比重是相当高的[20]。中原人口迅速恢复，“大定初，天下户才三百余万，至二十七年天下户六百七十八万九千四百四十九。章宗太和七年，奏天下户七百六十八万四千四百四十八。”[21]仅在世宗时期，人户数量就翻了一倍。

　　女真贵族接受了更为先进封建经济体制，恢复了中原生产力。汉人由被杀戮被掠为奴的对象转为中原经济恢复的主要劳动力，这与金开发土地，允许租佃制密不可分，此举相对提高了汉民的地位，激发了劳动的积极性。

　　四、封建化对金朝的消极作用

　　(一)“括地”政策激化民族矛盾

　　随着猛安谋克户不断南迁，中原土地矛盾凸显，金朝统治者推行“女真为本”的民族政策，通过括地侵吞汉人土地，激化民族矛盾。金朝统治者借“拘籍官田”的名义，对汉族百姓的土地继续肆无忌惮的掠夺[22]。于是膏腴之地为女真贵族所有，贫瘠的土地为汉人农民所有。女真贵族的巧取豪夺，极大的损害汉族农民的利益。“汉人和女真之间，留下了深刻的仇恨”[23]，汉民不断发动起义，严重削弱了金的军事实力，金末年陷入内忧外患的绝境。

　　(二)女真贵族迅速腐化

　　金朝以二千五百人起兵，十二年内吞辽灭宋，依靠的是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剽悍无畏的民族性格。随着猛安谋克户的内迁，女真贵族由奴隶主变为封建地主，不事耕种，取租而已。“竟有一家百口，陇无一苗的”[24]，彪悍的民族特性荡然无存，沦为了国家的寄生虫，军事能力锐减。

　　世宗时期，女真贵族开始最求安逸，“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25]。随之而来的是女真人战斗力骤然下降，“舍戎狄鞍马之长，而从事中州浮靡之习”[26]。世宗时期，金人所擅长的骑射已不如汉人，朝廷从猛安谋克中遴选侍卫亲军，其中多不能弓矢。封建化彻底销蚀了其传统的尚武精神，女真人在蒙古铁骑下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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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人口激增下的人地矛盾

　　从太宗时期起，女真猛安谋克户开始南迁，历经数代迁居中原。根据乔幼梅推算，“大定二十三在中原的猛安谋克约有户39.4万，口396.9万”[27]。数百万的人口迁居内地，引起土地资源紧张。女真人从不讲究精耕细作，屯驻中原后，仍然粗放经营，土地肥力下降后，即弃置不耕[28]。人口的恶性增长和耕种效率的低下导致了社会矛盾尖锐，加之女真族政策的民族倾向性，导致金朝土地高度集中，部分女真贫民和绝大部分汉人极度贫困，社会矛盾激化。

　　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理论指出，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加，而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长的，人口增长速度快于生活资料增长速度。人口数量过度膨胀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经济衰退，抵消社会生产的成果。而金朝后期彻底掉进了马尔萨斯人口陷阱，人口的过度增加远远超过了土地承载力，故矛盾激化。

　　五、结论

　　金朝依靠武力占领中原地区，由于民族融合，其经济体制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变巩固了金政权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极大的恢复了当地生产了，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另一方面，金朝的经济体制转型建立在歧视的民族压迫之上，女真贵族从兵农一体的劳动者转变为不事耕作的劳动者，日趋腐朽;残酷的剥削激化了民族矛盾，金朝因而盛极而衰。

　　一以贯之，经济体制转型曾对金政权的巩固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转型期内的种种弊端也使其走向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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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论文发表期刊推荐《历史研究》是中共中央“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倡议创办的历史学专业刊物。毛泽东同志就创办《历史研究》提出以“百家争鸣”为方针研究历史。郭沫若先生是《历史研究》编委会的召集人，他撰写的发刊词论述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和世界历史的必要性，同时认为“认真能够实事求是的人，他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然会逐渐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接近而终于合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