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成本及出口效率测算分析

所属栏目：国际贸易论文
发布时间：2018-09-12 10:20:31 更新时间：2018-09-12 10:20:31

　　摘要:面对中国经济新常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已成为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通过测算中国与40个贸易伙伴国别层面的服务贸易成本以及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可以发现:在整体层面上，我国服务贸易成本呈现明显下降的动态演变趋势，年均关税等价值为108.60%;在国别层面上，我国同各贸易伙伴间的成本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其中，与世界其余地区的服务贸易成本最小，与墨西哥的服务贸易成本最大;在出口效率上，我国与各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均值为39.395%，其中出口效率最高与最低的贸易伙伴分别是荷兰与墨西哥。

　　关键词:服务贸易成本;服务贸易出口效率;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一、引言

　　随着服务经济时代的到来，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已逐渐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源动力。为此，2011年年末，我国商务部、发改委等多个部门联合发布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强调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实现向贸易强国的跨越;201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快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均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贸易便利化，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例。但是我国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较慢、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国际竞争力低下是不争的事实[1]，因此，扩大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空间、寻找逆转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突破口、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成为当务之急。

　　服务贸易不同于货物贸易，它具有无形性、非储存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以及部分服务的非贸易性等特点，因此，如何促进其发展就成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从贸易成本角度展开研究是服务贸易领域的新突破[2]。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与创新，贸易成本早已成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内容，在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及新—新贸易理论中大放异彩，是正确理解企业区位选择、经济空间集聚及企业异质性的关键。正如Hummels所说，贸易成本在国际专业化和贸易模型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任何相关的经验评估最终都需要面临贸易成本的考量[3]。

　　现有的国内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且主要围绕货物贸易展开，而服务贸易领域的研究则相对稀缺。例如，马凌远先后测算了1999～2007年间中国与18个OECD国家以及与G7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认为中国总体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近期，他又基于2000～2011年间中日两国双边服务贸易内部8个行业进行了成本测算，发现不同服务行业之间贸易成本存在较大差别[4][5][6]。与此类似，学者邵学言和刘洪铎也从服务贸易角度测算了中国与24个OECD国家2000～2008年间的服务贸易成本，认为总体上呈平缓下降的过程[7]。另外，学者胡宗彪测算了中国1995～2009年间商品贸易以及服务贸易共7大行业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服务贸易成本显著高于商品贸易[8]。近期，涂远芬也测算了中国与10个OECD国家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9]。然而，上述文献缺乏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成本一脉相承的系统性研究，未能涵盖更多的国家与时间研究样本，并且缺乏基于贸易成本的服务贸易效率研究，但是这些前期文献均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及实证的有益参考。

　　那么，当前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成本究竟有多大，与各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成本又是多少，其服务贸易的出口效率如何，未来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还有多大的发展空间，上述这些都是本文试图解答的问题。为此，本文将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大样本数据，采用Novy成本测算公式及构建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深入剖析我国服务贸易成本的演变趋势及贸易效率。

　　二、中国服务贸易成本的动态演变情况

　　Novy(2013)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从多边一般均衡模型出发，推导出具有微观理论基础的贸易成本表达式，并利用“引力剩余”的概念及非对称的双边贸易成本思想，采用双边贸易成本的几何平均值，提出了从价等值条件(从价税衡量)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10]。目前，该方法已被学界广泛使用[11]。本文将利用Novy(2013)的贸易成本测算方法，对中国1995～2011年间的服务贸易整体层面及国别层面的成本进行测算。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涵盖了1995～2011年间41个经济体①的19个服务行业的相关数据②。

　　(一)中国整体服务贸易成本的动态演变趋势

　　在研究期间，中国整体的服务贸易成本具有显著降低的特点，尤其是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服务贸易成本呈现加剧下降的趋势，2009年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除外，这也为近年来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呈现爆炸式增长提供了一定的解释。具体来说，以从价税衡量的中国整体服务贸易成本的年均关税等价值为108.60%。其中，服务贸易成本值从1995年的121.494%下降到2011年的93.505%，下降了27.989个百分点，降幅达29.933%。另外，随着中国成功加入WTO，服务贸易成本一路下滑，至2005年，服务贸易保护过渡期结束，服务领域的贸易承诺全面兑现，我国服务贸易成本首次破百，降低到98.539%，这对于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中国与40个贸易伙伴间双边服务贸易成本的变化特征

　　首先，在贸易伙伴层面，由测算结果可知，研究期间，我国与各个贸易伙伴(包括39个具体经济体与一个世界其余地区)的年均服务贸易成本的算数平均值为234.64%，各贸易伙伴间的标准差为82.74，成本最大值为459.78%，成本最小值为116.94%，可见中国与各贸易伙伴的服务贸易成本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其次，具体到各个贸易伙伴，1995～2011年间，与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年均值最大的6个经济体依次为墨西哥(459.78%)、拉脱维亚(392.69%)、土耳其(391.34%)、巴西(337.31%)、保加利亚(332.93%)及斯洛文尼亚(310.04%)，它们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成本均值大于300%;与此相对应，研究期间，与我国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均值最小的7个贸易伙伴包括世界其余地区(116.94%)、荷兰(123.97%)、韩国(125.84%)、澳大利亚(146.99%)、卢森堡(165.17%)、比利时(165.24)及美国(161.71%)。因此，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政策选择上就应继续保持与荷兰、韩国、澳大利亚等双边服务贸易成本较低国家的贸易交往，同时争取降低与墨西哥、拉脱维亚及土耳其等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以扩大与这些国家的服务贸易规模。

　　最后，在服务贸易成本的动态演变特征上，中国与绝大多数贸易伙伴间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呈下降趋势，这恰好与中国整体的服务贸易成本变动趋势一致。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7个国家分别是土耳其(50.79%)、波兰(46.93%)、匈牙利(44.67%)、瑞典(43.59)、美国(37.60%)、巴西(37.45%)及爱尔兰(36.66%);同样，也有7个国家与中国的双边服务贸易成本不降反升，相比于1995年，其2011年服务贸易成本的下降幅度依次为-43.23%(西班牙)、-24.55%(葡萄牙)、-13.25%(印度尼西亚)、-6.31%(卢森堡)、-5.69%(罗马尼亚)、-5.31%(日本)及-2.30%(拉脱维亚)。

　　三、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测算

　　(一)随机前沿方法介绍及模型设定

　　目前，在研究贸易效率及潜力时，较为常用的方法是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且已被学者广泛使用[12][13]。在该模型中，一个地区的贸易潜力被认为是在无贸易摩擦情况下达到的最大可能贸易量，贸易效率则反映实际贸易值与最优贸易值的差异程度，具体可表示为lnexportijt=lnf(Xijtβ)+vijt-uijt，其中vijt～N(0，σ2v)，uijt～N+(mu，σ2u)。这里，exportijt为i国对j国在t期的出口贸易量，Xijt是传统引力模型中的影响因素，如经济规模、地理距离等。现实中诸如信息不对称或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等会阻碍贸易，从而导致出口贸易产生非效率部分，uijt用于衡量随机前沿模型中的非效率项，定义其非负是为了使实际贸易值小于或等于最优贸易值，假定其服从设定较为灵活的截断型半正态分布。vijt是传统意义上的随机误差项，代表着随机冲击或测量误差的存在，服从iid的正态分布，它与非效率项是相互独立的。

　　借鉴叶德珠等学者的思想，基于传统引力模型的常用变量及研究目的，本文将采用3个计量方程全方位地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来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14]。具体地，在方程(1)中，解释变量除我国的服务业提供量supply以及贸易伙伴国的服务业需求量demand之外，只加入影响成本的几个变量，包括地理距离distwces、是否接壤contig、是否同语comlang_off、时区差异diftime、服务贸易限制OECDstri，以及区域服务贸易协定rta;在方程(2)中，解释变量仅引入supply、demand及对外综合服务贸易成本cost;在方程(3)中，解释变量包括以上所有的解释变量[15]。样本观测值包括1995～2011年间我国与39个贸易伙伴国所形成的39个国家对①。

　　其中，被解释变量exportcjt表示t年中国对贸易伙伴j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在解释变量中，变量supplyct和demandjt分别表示t年中国的服务业供给量以及贸易伙伴j国在t年的服务业需求量②，提供量为中国服务行业的产出总和，需求量为贸易伙伴j国的服务行业国内消费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和，数据来源于WIOD数据库;变量costcjt为中国与贸易伙伴j国之间的综合服务贸易成本;变量distwcescj是中国与贸易伙伴j国主要城市人口与距离的加权地理距离，用于反映传统的运输成本，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变量contigcj是中国与贸易伙伴j国是否存在边界接壤的虚拟变量，衡量了地理联系，相连的取1，反之取0，数据来源于世界地图;变量comlang_offcj是中国与贸易伙伴j国官方语言是否相同的虚拟变量，相同则取1，反之取0，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变量diftimecj是中国与贸易伙伴j国所处时区差异的绝对值，数据来自世界时刻表;变量OECDstrij是用于衡量贸易伙伴j国人为设立服务壁垒大小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代表了各国在服务贸易承诺中的保留空间，数据来源于OECD数据库;变量rtacjt是在t年时贸易伙伴j国是否与中国签订有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虚拟变量，协议生效后取1，反之取0，这里仅涉及《亚太贸易协定》和《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二)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估计结果

　　根据方程设定，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对1995～2011年间中国与39个贸易伙伴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出口流量数据进行回归，相应的估计结果见表1。对于各个解释变量而言，其经济学解释如下。

　　首先，在估计结果(1)至(3)中，衡量中国服务业供给水平的变量supply以及衡量进口国服务业需求水平的变量demand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进程中，不仅国内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生产能力对服务贸易出口有促进作用，而且国外服务业的消费规模也对服务贸易出口有着积极的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回归中，贸易伙伴国的服务需求回归系数更大，这表明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更多地表现出需求拉动型特征，同时也从侧面预警了中国的服务贸易可能会受到国外服务需求下降的冲击。因此，我国需要尽早做好扩大国内服务需求的准备，从而有利于服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在估计结果(1)中，地理距离变量distwces、地理接壤虚拟变量contig的回归系数均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中，互联网和全球通讯的普及、便利与创新的确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使得中国与其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以及边界联系的影响受到大幅弱化[15]。而对于共同语言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而言，变量comlang_off、变量rta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与中国拥有相同语系和优惠服务贸易协议的伙伴国更易于开展与中国的服务贸易。由此可见，中国近年来积极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大力拓展区域贸易协定，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另外，鉴于服务贸易具有无形性、服务产品的非转移性，以及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等特点，中国同贸易伙伴国间的时区差异、贸易进口国所设置的服务贸易壁垒，对两国间开展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尤其是人为设立的服务贸易屏障。因此，今后中国须提高与贸易伙伴国的谈判协调能力，力求降低双边服务贸易壁垒。

　　最后，在估计结果(2)中，针对中国样本的综合服务贸易成本cost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也显著为负。这表明，若综合服务贸易成本每下降1%，则中国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流量增加约0.7142%，这对于服务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觑。另外，估计结果(3)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其余影响因素变量，此时综合服务贸易成本变量cost的回归系数绝对值虽有所减小，但仍显著为负。这表明，综合服务贸易成本对于贸易出口流量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对于新加入的变量而言，仅时区差异变量diftime具有显著性外，其余变量不仅数值大小有所减小，并且显著性也不存在。上述情形表明，这些变量的信息已被综合服务贸易成本所涵盖，这可进一步验证前文对于服务贸易成本测算的准确性。

　　(三)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分析

　　通过对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回归，可以得到中国与39个贸易伙伴国的最大贸易量，从而测算出中国对于各个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effect，即出口效率effectijt=exp(xijtβ-uijt)exp(xijtβ)=exp(-uijt)。从具体的测算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整体上，我国与39个贸易伙伴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的均值为39.395%，排名位于40个经济体的第22位，处于中等水平，同样存在较大程度的效率损失。这说明，在研究期间，由于多种形式的服务贸易壁垒的设立、优惠贸易协定的缺失、服务贸易技术的落后等原因，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仍较弱，出口贸易效率有待提高。但是，从积极层面来看，未来我国尚存60.605%的服务贸易出口潜力①，可见今后我国仍有巨大的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在服务贸易促进政策上也存在较大的操作空间。

　　第二，从具体的国别数据来看，我国与各个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首先，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最高的国家是荷兰，与其服务贸易的出口效率高达88.909%。但以2011年为例，中国对该国的服务贸易出口额仅占该年中国总出口额的4.265%，因此，为提高我国整体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稳定服务贸易的出口规模，可大力发展我国与荷兰的服务贸易。其次，出口贸易效率排在荷兰之后的两个国家依次是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中国与两国年均服务贸易的出口效率值分别达到87.886%和79.740%。2011年，我国向这两个国家出口的服务贸易额之和占服务贸易总额的11.713%。因此，未来对这些国家的服务出口将有助于我国服务贸易的稳定增长。最后，与此相反，同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最低的三个国家依次为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和西班牙，其相应的年均出口效率值仅有7.230%、14.616%和17.123%，这三个国家2011年从我国进口的服务贸易额之和仅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0.181%，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未来我国对这些地区将具有较大的服务贸易增长潜力。

　　四、结论

　　在成本测算上，1995～2011年间中国整体的服务贸易成本具有明显下降的动态演变特征，其年均关税等价值为108.60%，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更是加速下降，其中，与1995年相比，2011年服务贸易成本降幅达29.93%，表明随着加入WTO以及加入WTO承诺的全面兑现，中国整体服务贸易成本朝着良好的态势发展。在国家层面上，研究期间，我国与40个贸易伙伴的年均服务贸易成本均值为234.56%，其中与世界其余国家及地区的服务贸易成本最小，年均值仅为116.94%，而与墨西哥的服务贸易成本最大，年均值高达459.78%。另外，中国与绝大多数贸易伙伴间服务贸易成本表现出下降的动态演变趋势，尤其是与土耳其、波兰等国，但也存在与7个国家的贸易成本不降反升的现象，表现出一定的国别差异性。

　　在效率测算上，我国与39个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均值为39.395%，处于中等位置，这既说明当前我国服务贸易效率亟待提高，又预示着未来我国尚有巨大的服务贸易潜力等待挖掘，并且中国对各贸易伙伴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与波动性。其中，与荷兰的出口贸易效率最高，达到了88.909%，而与墨西哥的出口贸易效率最低，仅为7.23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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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邵学言，刘洪铎.中国与OECD国家服务贸易成本动态演变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1(11).

　　[8]胡宗彪.企业异质性、贸易成本与服务业生产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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