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马克思主义视角看城市更新的价值取向变化

　　【摘要】随着二战之后西方社会大规模的城市重建和社会变化活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诞生并逐渐丰富。它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积累、社会生产关系和再生产等内容来研究城市问题，得到西方社会的普遍认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面临着城市更新，城市空间资源再生产、再分配的问题。在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同时，也造成了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在此之中，政府应当充当协调者，合理运用公共政策，调控各方利益，减少社会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城市更新公共资源
　　1.引言
　　上世纪60年代，经历二战洗礼后，许多西方国家经过了十多年的城市建设与重建，开始进入了高速发展期。虽然大规划的城市建设美化了城市环境、满足了人们对住房的需求，但是这种“大扫荡式”的再开发建设引起了广泛的公众抗议。这引导一部分社会学家开始从马克思主义资本论等理论中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由此形成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在了对西方城市的分析与批判基础之上。
　　而今，西方国家对空间再生产的行为也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遍地开花。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使资本有机会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由此带来的政府、开发商与公民的利益博弈也使中国社会遇到了40年前西方社会遇到的相同问题。如何理解城市更新中的空间生产与消费？如何在城市更新中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有效地解决我们正遇到的社会问题？是本文试图通过新马克思主义视角探究的问题。
　　2.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
　　回顾20世纪西方的城市研究，在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相关科学科的推动下，经历了由物质形态研究向空间过程、政治过程和社会过程的研究，为城市空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在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有三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利•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Harvey）和曼纽尔•卡斯特（Castells）。
　　2.1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列斐伏尔是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的先驱者，他认为“空间是社会性的；牵涉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社会空间是被使用或消费的产品”，“空间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资本主义不少的内部矛盾”。但是空间的再生产也带来了新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之下的空间是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在此过程中新产生的基本矛盾是谋取利润的资本与消费空间的人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
　　作为一名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者，他对迈向社会主义的空间进行了展望：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定义为满足社会需要的生产，那么社会需要的空间应先发挥对社会各阶层的使用价值而非资本生产。基层的消费者将通过社会运动争取到对空间的使用价值。
　　2.2大卫•哈维的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
　　大卫•哈维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之一，其研究深受列斐伏尔的影响。其理论核心内容是将资本主义的城市空间归结为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这对内在矛盾的结果，是从生产角度研究城市空间问题。
　　哈维将城市视为由各种各样建成环境要素构成的人文物质景观。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对资本积累、阶级和社会冲突的剖析引入城市问题的研究，剖析资本塑造的城市建成环境实际是资本城市化的过程，是资本在城市空间中追求利益的体现。资本主义为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而对城市空间的开拓，主要表现在对城市建成环境的投资上，其对城市建成环境的开拓与支配是由利润驱动的，结果只能满足资本控制阶层的需求，是不平等的。
　　为解释资本运动与城市空间发展的关系，他提出了资本三级环程流动的观点，包括：初级环程，即资本向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投入；次级环程，即资本向物质结构和基础设施投入；三级环程，即资本向科教、卫生福利事业等投入。从次级环程开始，国家干预开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为了为私人资本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制定各项干预政策，介入资本生产，主要是为了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确保劳动力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私人资本和国家携手参与投资活动，推动城市的发展变迁。
　　2.3曼纽尔•卡斯特的集体消费理论
　　曼纽尔•卡斯特的理论对象是集体消费，是从消费角度分析城市空间问题。
　　卡斯特认为，消费问题是发达资本主义城市中的核心问题。城市在资本主义系统中的功能是通过消费的组织来实现劳动力再生产。因此，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矛盾是劳动力再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消费品供给的矛盾。
　　卡斯特将消费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集体消费品是指那些“住房、社会文化设施、公共交通等经济学家称为‘公共物品’（的整个领域，它们的特征是：（在自由经济中）无法达到市场价格，不受供需关系直接控制。”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不愿生产这类利润少、投资回报慢的社会必需品。而缺乏这部分集体消费品必然会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行，导致社会矛盾，威胁社会系统的稳定。因此，国家不得不承担起供给集体消费品的责任。
　　而政府供给集体消费品的结果是“‘供给成本’的社会化和‘所得利润’的私有化，政府对公共领域投入越多，也越有利于私人资本发展”。这又使城市消费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逐渐成为政治问题。由于不同阶级和社会阶层获取集体消费品的能力与待遇不同，引发了社会不平等，导致了追求集体消费资料的社会运动。这对于政府决策和城市发展结构会产生重要影响，也成为表达社会关系性质转变的有效历史实践。
　　3.城市更新的步伐
　　当今中国社会如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城市旧城区危房旧房建筑质量差、人口密度高、公建配套不足、社会问题突显，由此带动了城市更新的脚步。
　　3.1富人的游乐场
　　以上海为例，“新天地”。是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城市更新典型案例
　　20世纪末，由香港瑞安集团和上海复兴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合资开发，总投资11亿港元。依照“整旧如旧，保护历史，文化兴市”的思路，保留代表上海市民阶层文化的石库门建筑，并建造具有现代气息的新建筑。改造目标是为高消费阶层提供符合身份的居住、休闲、娱乐场所。改造结果完全符合当初定位。在新天地南里、北里的旧式洋房和新式建筑中聚集了国际画廊、精品商店、咖啡酒吧、时尚影城、健身中心等各种高消费场所，是公认的中外游客领略上海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形态的最佳去处之一，也是国内外高消费阶层的聚会场所。
　　“新天地”的改造使上海市中心某一地段的物质空间环境得到相当大的改善，一度成为国内各大城市参观学习和竞相模仿的对象。然而它却不属于大众，只属于一部分人，甚至是少部分人。这种脱离大众的城市更新是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必然尝试，而真正的获利者是资本所有者。此后，随着土地价值提升、政府决策成熟、公民意识加强，类似的更新活动很难出现了。
　　3.2城市的休闲地
　　此后，上海城市更新的大手笔不得不提到延中绿地的建设。这是上海人在老建成区中“挤出来”的绿化，它位于延安路高架两侧自西藏南路至瑞金一路沿线，横跨黄浦、卢湾、静安三区，绿地规划总面积28万平方米。其原址是上海市区旧房、危房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是上海热岛效应最严重的地区；地处繁华市中心，而旧房杂乱状况与上海建设现代化大都市的形象格格不入。上海市政府经过大量调研后，决定在此建设中心城区面积最大、品位最高、绿地形式多样的生态型绿地。
　　作为城市更新项目，市中心旧房动迁后的土地都用做公共绿地，而放弃做商业用途等更能立竿见影获利的方法，表明了上海政府为改善市中心生态环境、缓解中心城区“热岛效应”的决心，也为在中心城区推广开放式绿地起到了示范性作用。
　　经过21世纪初若干年分期建设，延中绿地改善了城市面貌、美化了城市环境、树立了城市新形象，并逐渐成为全体市民与游客的休闲活动场地、为各类大型文化活动搭建了平台，提升了广大市民的生活与健康质量。
　　3.3市民的新居所
　　如今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已逐渐转向非市中心居住密集地区的旧区改造。
　　上海市的旧城改造工程——建民村地块改造、武宁绿地建设、平凉旧改开工，无一不伴随着绿地建设和住宅开发的城市更新活动。这些项目都配套建设了大型开放式公共绿地，并结合建设体育文化设施，弥补原有不足。无论是为周围的居民，还是为即将入住的新居民都提供了必要的服务设施。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居住开发与公共绿地建设相辅相成的做法颇多，是带动城市更新的有效方法。
　　3.4价值取向变化解析
　　上述几个上海的实例反映出城市更新活动的价值取向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工作的深入、公民权益的加强而不断向维护公共利益的方向前行。
　　“新天地”现在已成为上海的城市名片之一，但从空间资源生产与消费的角度来看，它是政府进行城市更新活动的一次大胆尝试，是开发商运用资本通过空间进行再生产的谋利行为。这是一场开发商赢得先机的城市空间博弈，但在当时当地，在政府没有足够资金、没有相关经验的情况下，或许算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从延中绿地和其它旧区改造的建设活动来看，政府在这场与开发商博弈、与市民协调的运动中，逐渐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立场，能够合理运用公共政策，通过利用开发商的资本对空间进行的再生产来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取得了“三赢”的效果。这种对空间资源的分配，对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表明了政府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随着城市更新的若干实践，政府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控制能力越来越强，更有能力引导资金，并推动建设向着符合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发展。
　　4.城市更新中的规划思考
　　通过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以及上海城市更新实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城市更新包含了物质空间和非物质空间的变迁，蕴含着城市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同时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
　　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应运用相应的协调与干预手段，既要起到保证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品质提高的作用，又要维护社会和谐、缓解并进而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
　　4.1协调各方利益
　　城市更新的过程实际是政府、开发商和市民三方的博弈。这场较量的主动权往往会掌握在拥有资本的开发商手中，而市民一方通常会成为揣有微弱话语权的弱势群体。政府既需要依靠开发商的经济实力来完成城市更新建设，同时又要代表公众维护合理的公共利益。在此之中，政府应当扮演利益协调的角色，利用手中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利来指导社会发展，协调社会利益差异，管制复杂社会关系，缓解社会矛盾。可喜的是，在上海城市更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价值取向上的不断变化，不断向维护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的方向上发展。
　　不同利益集团对空间所产生经济效益的竞争、不同社会阶层对城市高品质社会空间的竞争，在我国不同城市均导致了城市空间重组现象。城市规划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干预、调控的作用，既要为资本运作提供保障，又要兼顾公平，维护大众的利益。
　　4.2合理引导资本
　　面对优化城市空间的需求，面对城市物质空间的转变，城市更新没有资本的投入与运作是不可能完成的。资本是政府需要的。城市更新所完成的资本积累过程、所生产出来经济效益，也正是资本投资者需要的。
　　城市规划不可能建立在没有经济支撑的基础之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也不可能摆脱经济条件的束缚，这是客观的事实。因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城市规划应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一定政策上的优惠，通过合理的政策手段引导资本参与城市更新项目，为资本的稳定投入提供空间。既可以利用投资者的资金改善城市旧区形象，又可以提高一部分市民的居住品质。这一做法实际就是政府利用开发商的资本积累向社会提供优质的社会消费品，以平衡社会利益，维护社会公平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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