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原著感”

　　“文化差异”是指由于生活在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因其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前进方向等因素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从而引起人们在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风俗及语言文字等众多领域包括内涵、特点等方面出现的差别化现象。对于同种事物的不同表述或不同理解则是这种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最显性、最直观的表现。“翻译”既是对作品的二次创作，也是沟通不同文化间的最佳桥梁。它的意义不是将两种文化互相“等同”，而是将两种文化的内涵和信息进行“相互传递”。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进行二次“创作”时，并不仅仅要翻译语言文字，更应该注重如何才能在保留原有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同时附加好差异文化的符号，进行“中国化”或是“西方式”的处理，把原语中所要传达的文化内涵再次呈现在目的语中，实现文化层次的对等。同时，也要充分体现翻译的“美感”，让读者能够在阅读书籍、文章的过程中达到身体和心理的和谐愉悦，给读者带来“原著感”，从而激荡读者的情感、引起读者的思考、洗涤读者的心灵、唤醒读者的共鸣。

　　二、文化差异的内在与外在表现形式与其成因

　　文化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地理位置、历史沿袭、社会经济结构、人们日常社会交往方式、社交礼仪等为代表的生活行为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化渊源等有很大关联，尤其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当地的经济、政治、艺术、文化等多方面密切相关[1]。其中，地理位置、历史沿袭等都是显性因素，即外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直观而突出;而价值观念、文化渊源等都是隐性因素，即内在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对语言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而作用和效果往往会更加深刻。

　　(一)从地理位置来看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理位置的差异造就了东西方人不同的性格特征，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生活在一定环境中的人会变成一定环境的“化身”，逐渐成为一定环境的外在表现。深居沙漠的居住习惯无法形成航海文化，而土地贫瘠的岛国也很难形成辉煌灿烂的农耕文化。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东部，幅员辽阔，就黄河中下游而言，土质肥沃，气候温和。这种自然环境自然而然就催生出以农耕为主要形态的大河文明，并由此衍生出古代中国的文明。中国就是依靠着广袤而饱含馈赠的土地和养育中华儿女的母亲河，经过不断地吸收和接纳，开辟了大一统的局面，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和灿烂夺目的中华文化。与中国的情形不同，英国位于不列颠群岛，被北海、英吉利海峡、凯尔特海、爱尔兰海和大西洋包围。因此英国的文化是由海洋文化孕育和发展而来的。从16世纪到18世纪，是一个“英国驯服了大海，但大海也驯服了英国”的世纪。英国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建立了“日不落帝国”。英国是典型的海洋国家，体现在语言中，也产生了大量与水有关的成语和谚语，不少汉语中的成语或谚语译成英语时，其喻体往往取自与水有关的东西。如：wateroffaduck’sback，如果从直译的角度来解释是“鸭子后背上的水”，其实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是“毫无作用”，因为鸭子背后的羽毛光滑，水在上面容易滴落，一下子就滑走了;comehellorhighwater的说法源于20世纪初的一首英国诗歌BetweentheDevilandthedeepbluesea(《在恶魔与深蓝的大海之间》)。在诗歌当中，comehellorhighwater的意思是“地狱啊，你冲着我来吧，大浪啊，你向我冲过来吧”，它可以翻译成中文中的“不论水深火热”“不管千难万险”等含义;pushtheboatout并不是“把船推出去”的意思，而是应该将其译成“热烈庆祝”;misstheboat是中国人常说的“错失良机”，在这里英国人以“小船”比喻为“机会”，充分地体现了海洋文明的特点。与其相对的，汉语则大多与农业生产相关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面朝黄土背朝天”“瓜田李下”等都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二)从历史沿袭来看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背景都有其独特性。历史的前进方向就是文化的前进方向，有什么样的历史，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文化。这种差异化的历史催生出差异化的文化。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居住中逐渐形成了符合本国家和民族发展趋势和气质特征的文化[2]。这种文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通过后天的努力习得才能够获取的行为倾向和心理特征。这些趋向促使着相同的人组成群体，而这些行为趋向和心理特征也将群体中的个体紧密相连。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制度下，并且长期以皇帝作为权力的中心，采取中央集权制。这种制度起源于秦朝，并在清朝达到顶峰。皇帝具有至高无上、无人可比的绝对权力，且不受国家机器的制约。皇位世袭，大多情况采用嫡长子继承制。所以汉语中涉及君权、皇权的词语和语句非常多。中国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讲究长幼尊卑、伦理秩序、三纲五常。为了彰显、维护等级制度的尊严，在日常交谈、撰写文章时，若遇到君王、长官、圣贤、长辈等人的名字，常常以相近或相似的文字来代替，以防冒犯其尊贵的地位，来显示对其的尊敬、恭顺。如在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秀才”为了避讳被称作“茂才”;古代将黑色命名为“玄色”，但因为康熙帝名“玄烨”，故康熙年间就叫“元色”来避讳。汉文化中讲究尊卑观念，常常使用尊敬的词语来指代他人，而自己则用代表谦卑和谦让的词语。在汉语中尊称比较多，如：“令”字，可以延伸出令尊、令堂等尊称;“尊”字，尊夫人、尊嫂;“贵”字，贵公司、贵校;“高”字，高寿、高足;“老”字，叶老(先生);“玉”字，玉貌、玉女;“下”字，陛下、足下、殿下等等表示尊重的称谓。谦称使用得也很广泛，用弱化、谦化的词语来表现出自己的谦卑、谦逊，以此来表示对他人的尊重。如：用鄙人来谦虚自己的言辞浅薄、粗陋。从英国的历史发展来看，虽然王权制度由来已久，但国王的权力几经消长，专制君主的王权不断被削弱，最后确立了君主立宪，统而不治的制度。而美国并未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现代美国的历史是从移民历史开始的。波士顿的第一枪不仅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枪声，更为美国带去了独立、自由、平等的意识。受古希腊文化影响深远的西方国家，都认同“公民”的平等身份，都崇尚“自我”的独立意识。所以与汉语相比，在英语中鲜有避讳君王和长辈的说法，甚至在新生儿命名的时候可能会使用多个长辈的名字来表达美好的祝福。同时，在使用尊称和谦称上也显现出了特别的不对等性。在尊称上，英语与汉语相比较少。vocative(称呼语)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independentvocative(非独立称呼语);另一类为dependentvocative(独立称呼语)。非独立称呼语中，Mr.或Mr用于对男性的尊称，其含义等同于汉语的“先生”;Mrs用于对已婚女性的尊称，译为“夫人”或“太太”;Miss则是对未婚女子的尊称，相当于汉语的“小姐”;Ms.或Ms是对女性的尊称，不论其已婚或未婚，都可以使用，可译为“女士”。对于独立称呼语，Sir用于对男性的尊称，相当于汉语的“先生”或“阁下”，madam或ma'am用于对女性的尊称，相当于汉语的“女士”。对于王公贵族，用Majesties来指国王和王后、女王及其丈夫、王族及王室成员们。YourHighness译为“殿下”，是对皇亲的尊称。英语中，鲜有谦辞的用法，最常用的可能只有yourservant等少数几个词汇，与汉语众多谦辞相对比起来显得有些单薄。汉语的“拙见”也只能译成“myopinion”，英语翻译后的结果远远没有汉语语义丰富。

　　(三)从文化渊源来看

　　中华传统文化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为其内核和力量泉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儒家学派以仁、礼、德为中心，重视人伦关系，推崇仁爱原则，强调道德秩序。从“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等中可窥出，这种学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世俗化的宗教”，对于个人的言行及信念有着约束作用。所以中国文化更多体现出“按规矩办事”“规行矩步”的特点。再者，中国文化重视“乡土情怀”，讲究“家国情怀”“集体主义”，以奉献、保全大局为重，从“众人拾柴火焰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中都可以看出这一点。而西方文化则以“个人主义”“英雄主义”为核心，如经过早期移民、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美国人世世代代坚信，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更好的生活，人们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就能创造价值。Allforone,oneforall这句话出自法国作家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3]，翻译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原本起源于基督教的教义，后被17—18世纪的欧洲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引申为合理利己主义的一个命题。在这里，个人是位于集体之前的。所以，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主义”的色彩较为浓厚。而这一点在我们汉文化中是不提倡的，在翻译的过程中要注意这方面文化的转化。

　　三、找寻英语翻译“原著感”的有效措施

　　翻译是一门艺术，是语言艺术的再创作，是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和纽带。翻译的实质即释义，在于意义的转换。英语翻译的“原著感”是指要在翻译的过程中揣摩出作者的感情，置身于语境，要达到“信”“达”“雅”的三字标准。在对英语专业学生进行英语口笔译训练的过程中，学生对英语翻译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基础层级，在英语教学中也会出现由于学生对文化差异的理解不当而导致学习进展缓慢的情况。原因在于学生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背景以及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的了解不够深入。我们认为，只从汉语看汉语是看不清汉语的，只从英语看英语也是看不清英语的，必须进行两相比较。鉴于这种情况，教师在讲授翻译方法和技巧之前一定要让学生了解英汉语言在思维和文化方面的差异，要加大中西方文化比较教学的比重，并在大量的翻译实践中让文化知识内化成学生自己的修养，为其翻译能力的提升服务。也就是说，在英语教学中，首先要做到通过差异化的视角来还原文字的本真面目。英语翻译不是将文字完全“去西方化”，即一味进行“中国化”，同时也不是“全部西化”。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尽量采取“求同存异”的角度来进行操作[4]。运用好“归化”与“异化”的方法，力求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原著，保持文字的本来面目，给读者身临其境、原汁原味的体验。综上所述，对学生来说，翻译能力是一种综合性的能力，除了对英语基本的知识技能有一定要求，同时对翻译者的社会文化、历史等综合知识、语言表达能力以及语言与语言间的转换运用能力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因此，翻译课教师应重视将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引入教学过程，既要教导学生采取有效途径提升译文的“原著感”，又要引导学生合理看待中西方文化差异。

　　参考文献：

　　[1]曾志新.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J].黑河学院学报,2019(4):199-201.

　　[2]闫懿煊.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如何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J].海外英语,2020(4):56-57.

　　[3]陈翠兰.解读中西方文化差异下的英美文学作品翻译[J].语文建设,2014(2):73.

　　[4]李悦.中西文化差异下英语翻译教学的策略分析[J].喜剧之家,2019(11):241-241.

　　《中西方文化差异与翻译的“原著感”》来源：《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作者:高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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